南海海洋环境保护的法治保障研究

南海作为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备受国际关注,随着蓝色海洋和经济转型的不断发展,南海海洋环境保护问题频发。文章在阐释南海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基础上,分析南海的国际国内地位以及相应的法律规定,通过海洋污染、海洋保护区的国内外法律规制方面展开讨论南海现存的海洋环境保护的法治现状,从国际、国内双视角分析现存南海海洋环境保护的法治问题,主张在国际上实现区域协同合作、制定环境保护法规,在国内建立环境保护专门性机构、加强具体法律规制以及协调划分职权范围等方面探讨南海海洋环境保护的法治保障路径,促进南海海洋环境良性发展,实现海洋蓝色经济高质量转型。

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地方经济权利研究

地方经济权利理论在长期的区域发展中落后于实践。地方经济权利以权利主体的多层次性为理论依托,关注的是在区域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地方的经济发展利益。地方经济权利在宪法和经济法部门中均有其合法的理论来源。经济法部门中的权利有双层架构,而地方经济权利应隶属于经济权利的第二层。地方经济权利以发展权、竞争权、补偿权为主要内容。最后,地方经济权利的实现则需要借助规范性的区域法制体系及专门性的区域协调机构为制度保障,实现经济权利的进一步完善与丰富。

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规则衔接的示范法路径:以合同法为例

从粤港澳大湾区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构建统一营商环境的过程中,民商事法律制度及规则的衔接已经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必然趋势。在践行法律衔接的过程中,除了灵活使用冲突法规则、加强跨境司法合作等方式外,通过起草示范法来推进不同法域间民商事规则的趋同对国家区域法治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本文以合同法领域为例,通过梳理、比较及归纳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制度中的“同类项”,探索通过示范法路径实现琴澳民商事规则衔接的可能性。

百年中国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党史元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的探索成果,是从革命时期局部执政到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法治经验的总结。党领导法治的历史,特别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蕴含着丰富的陕西党史元素,不仅体现在局部执政的法治建设、依规治党的经验,还体现为陕西党史中的红色法制历程。总结和凝练党领导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元素,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法治,拓展陕西党史的研究。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趋势及中国应对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意指调整不同国家间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规范、规章、机制与制度的总和,它以知识产权条约为主要法律渊源,以WIPO、WTO等主要国际组织为协调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进而利于特定主体创新及其利益的实现。其发展历经130余年,对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及经济和技术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其是西方主导下的制度,存在种种不足。特别是1980年之后,美国推动了全球范围内重知识产权保护之运动,突出国际保护而忽视技术转让和分享,妨碍了技术落后国家的模仿创新之路。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得到了WIPO等的帮助,同时中国也对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作出了积极贡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应结合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借助“一带一路”,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继续为完善该制度作出贡献,进而为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甘肃新疆两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经验与启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对其进行法律保护具有紧迫性。甘肃、新疆两省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引领,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承力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保护实施和生产性、整体性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为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领导重视、制度健全、根基牢固,将非遗保护融入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支持以非遗特色村镇和特色街区建设、发展乡村旅游等方式助力乡村振兴。

秦创原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法治保障研究

科技成果转化是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关键所在。高校科技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有赖于强大的转移转化平台和健全的法治保障体系。秦创原作为陕西省创新驱动发展的总源头和总平台,是打破科技优势与经济发展转化“堵点”的关键之举,是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创新实践。采用社会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方法,以秦创原创新驱动发展平台建设为背景,全面阐释秦创原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在机理和价值,实地调研陕西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发展现状和法治保障需求,总结评析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法治保障体系现存不足,进而提出从立法、行政、司法、仲裁调解、行业自律与自治层面入手,构建“立法科学、政策完备、行政执法有力、司法全面高效、行业管制规范、社会自治有序”的科技成果转化法治保障体系,助推高校科技成果有效转化和区域科技创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国边境管理法律制度现实藩篱与优化重构

法治对边境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我国现行边境管理法律制度虽已初成体系,但尚不完善,存在立法层次较低、立法分散、某些领域立法滞后等问题,不能完全满足新时代边境管理需要,亟待优化重构。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思想,统筹发展与安全,贯彻体系化和系统化理念,强化综合立法、创新区域协同立法模式,出台综合法规、扩容国际条约,修订冲突规范、完善配套法规等建议,以期构建位阶适当、体系协调、内容完善的边境管理法律制度,为边境安全和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半闭海视角下东海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机制构建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东海海域具有明显的半闭海特征。近年来,随着东海沿岸的开发和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海洋污染程度逐渐加重,污染治理难度加大,生态系统破坏不断加剧。现有的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方式因其局限性,对于推动东海海洋环境保护效果有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全球性公约以及半闭海区域的实践给东海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机制的构建提供了法律基础和实践基础。在此背景下,应当从半闭海的视角和法律依据出发,在吸取其他半闭海区域海洋合作法律框架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通过条文构建的方式,确立半闭海概念在东海区域合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探讨构建包括合作界限、合作方式、制度安排、争端解决等内容的东海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机制。

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振兴的法治保障路径探析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立足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现状,保障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振兴的法治路径,可从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要坚持以党和国家民族工作为主线,依靠现有的文化遗产法律规定,主动培育一批整体性、系统性、特色性的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以整体性保护为基本理念,落实好“文化遗产法”;二是要综合“现代治理”和“传统治理”两种治理观,执行好相关产业法则,进一步规范乡村文化产业秩序;三是要以区域协同立法为契机,创新好“文化协同法”,创设民族文化区域协同保护和长效保护新格局。

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障碍及其破解路径

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一体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时代顺应。但是,区域协调发展面临市场体制不成熟、行政区行政等诸多制度障碍,两者皆指向行政区不当行政,后者直接阻碍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也对区域协调发展构成直接的制约因素。因此,突破行政区经济藩篱、纠正行政区不当行政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区域府际合作,这是破解区域协调发展制度障碍的最为重要的抓手,而加强区域利益法制协调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点。

我国保险法人机构地域非均衡布局考察

受经济发展水平、保险发展环境、地方政策激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保险法人机构的分布存在明显的非均衡布局。统计资料表明,全国有近7成的保险法人机构集中于京、沪、粤3地。保险法人机构的非均衡布局,不仅影响地方经济和区域保险业发展,还会导致保险主体间竞争过度激烈,影响我国保险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为此,广大中西部地区需要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保险法人机构安家落户,实现我国保险法人机构分布的相对平衡,为我国保险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共同富裕视角下宅基地资格权跨区域流转的立法保障

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是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提出的,宅基地制度改革也应遵循法治要求。我国相关立法机关应结合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成果,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将宅基地资格权这个政策语言进行法律解读并将其导向法律规范制定和修法层面,落实集体所有权,确保宅基地资格权取得的公平、公正与公开,确保宅基地资格权权能的充分、完整性,减少政策与现有法律之间明显抵牾存在的时间差,以法治方式保障宅基地基本功能,以法治引领破解宅基地改革试点中的问题,使其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跨区域立法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应用

跨区域立法作为解决区域之间重大关切事项的有效手段,在国土空间规划制定和实施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简要回顾了我国跨区域立法的发展历程,分析了跨区域立法应用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从自然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跨区域开发建设、跨区域空间治理3个方面探讨了跨区域立法的重要领域。从跨区域立法的启动机制、立法模式、立法流程、立法监督、立法评估等方面提出了国土空间规划中跨区域立法程序的完善路径。

协同学视角下京津冀公共法律服务协同机制研究

公共法律服务协同发展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也关系到区域法治一体化建设的水平。故此,建立京津冀公共法律服务协同机制尤为重要。协同学与京津冀公共法律服务协同机制具有契合性,可为理解京津冀公共法律服务协同机制奠定分析框架。在协同学视角下,京津冀公共法律服务协同机制显现出理念同步效应、主体互补效应及行动统一效应。运用协同学的参量原理,可以识别支配协同机制运行的序参量是行政管辖权,而引导协同机制运行的控制参量是区域合作协议。在行政管辖权和区域合作协议的共同作用下,应构建关系协同、政策协同及行为协同的京津冀公共法律服务协同机制。

司法裁判援引法律学说说理的澳门实践

援引法律学说是司法裁判加强说理的重要手段。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经常援引法律学说的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为典型案例。实证研究表明,中国澳门司法裁判交织着忽视中文学说、葡萄牙学说说服力不足、学说援引范围不清晰以及内容冗长与失焦的缺陷。透过对现象的分析可将其归结于规范不完善、传统的路径依赖、法学学术共同体发展不彰以及涉中国澳门法律学说供给不足。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法律学说在中国澳门并非狭义上的法律渊源,但可提供立法背景、理由来源与理论渊源,发挥了理解原意、弥补漏洞、增强权威的功能。因此,司法裁判在援引时应当遵循正当性、必要性与可接受性原则。基于法律本地化概念的发展,中国澳门司法裁判援引法律学说应当在制度完善、文化培养、体系更新三个方面予以优化,从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交流与对话,提升区域法治乃至涉外法治的水平。

刑法变通立法的体系解释

根据宪法和法律,民族自治地方对刑法的变通执行应当采取变通立法的方式,但在实践中却是根据少数民族刑事政策在司法层面进行变通,这种做法与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精神并不一致。刑法变通立法的法律根据是指包括宪法、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刑法在内的有机统一的法律规范体系,其核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法律变通立法权。刑法变通立法的正当性根据包括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等立法原则。通过对形式根据和实质根据的双重分析和讨论,刑法变通立法体系的学理解释应当是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刑法变通立法权,而自治州和自治县无权制定刑法变通立法。

跨区域生态环境合作治理法治保障研究

生态环境治理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巩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基石,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前提保障。环境问题无地界,跨区域生态环境合作治理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因此,增加跨区域合作治理的法律保障、优化跨区域合作治理的司法环境、厘清跨区域合作执法中的权力与责任,是促进生态环境进行系统整治的路径选择。

我国区域应急合作协议的制度优化——从“依法援助”到“依约协作”

区域应急治理是应对公共危机跨界性的关键之举,而区域应急合作协议是其稳定运行的制度保障。基于“依法援助”与“依法协作”的双重模式,我国区际应急治理应当形成制度合力,开创共享、共治、共赢的新局面。尽管“依法协作”现已成为区域应急治理的潮流,但仍然具有法律定位空白、运行机制设计粗糙、横向补偿机制失位、信息共享存在壁垒等问题。通过根基维度、政治维度、系统维度、组织维度的精准分析,凸显其灵活性、专业性、可持续性等特征,实现区域应急合作协议的法制化、制度化与责任化。

区域环境协同:环渤海“湾(滩)长制”建构思考

渤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具有复杂性、长期性。作为我国独创性的治理海洋生态环境的“利器”,在贯彻“十四五”深入打好渤海攻坚战的要求下,“湾(滩)长制”建构是环渤海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背景之下,环渤海三省一市“湾(滩)长制”的运行表现为各自为政,缺乏立法协同、执法协同和司法协同,缺乏多元利益协同共治主体。由此,环渤海“湾(滩)长制”建构要注重区域内协同立法、协同执法、协同司法的完善,加强区域内多元利益主体参与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是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