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定量法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及经验启示

国际上采用定量法学研究范式开展研究发轫于20世纪初,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该研究范式逐步成为法学学科的重要范式,学术深度与广度逐步拓展。纵观国际定量法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在合同法、家庭法、侵权法、犯罪学、司法制度、宪法、法制史、法学教育、法律职业等领域均有广泛涉及。国际定量法学研究表现出如下三大发展趋势:研究趋势呈现科技化、智慧化、未来化,研究主体、研究内容与方法采用逐渐多元化,研究阵地与平台建设呈扩散趋势。当今,国际定量法学研究在世界法学学术界逐渐成了一种主导趋势,对其前沿进展与发展趋势进行考察,能够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该研究范式的发展逻辑和国际影响。

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几点省思

近些年来 ,尽管学界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 ,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依然缺乏必要的、自觉的省思。据此 ,本文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现状出发 ,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一番检讨。文章共分四个部分 :首先 ,谈论方法的一个前提 ;其次 ,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 ;再次 ,考证与解释 ;最后 ,史料与理论。

中国环境法典编纂中的环境权问题——研究方法论视角的分析

环境权是中国环境法典编纂中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的要求,环境权的理论争议属于纯粹的环境法学问题,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正确或错误;“环境权入法典”则为面向实践的环境法问题,要在适应现实需求的前提下给出相对最优解,两者不存在直接关联。“环境权入法典”是在相应事实判断问题和价值判断问题基础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技术问题。在规则设计上,应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人格权保护的经验,基于动态系统论的规范构造来确认主体在良好环境中生活的权利,结合基本生存需要、优美自然环境需要和相应的环境义务性规定等因素来综合考虑,形成环境权保护的“要素-效果”模式。

中国侦查监督研究四十年

20世纪80年代的侦查监督研究主要是采用注释法学的研究方法对法律规定的有关侦查监督的内容进行了研究。其中,研究的重点体现在侦查监督内涵的理解,对侦查监督范围拓展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对侦查监督的研究体现在推动立法修改和对修订后的侦查监督制度内容的注解。研究中运用理论法学方法有所体现,但是,由于权利义务范畴本身的理论阐述存在一定的局限影响了对侦查监督制度的探讨。21世纪第1个10年,对侦查监督研究的理论思考有明显进步;对侦查监督立法缺陷和实践问题有进一步揭示。对检侦关系的讨论表明理论研究更贴近制度安排的本质。不足之处在于对公检法三机关关系所体现的诉讼规律与监督规律的把握还有大的提升空间。21世纪第2个10年,除了对侦查监督老问题有研究外,学界对立法改进中新增内容的实施和实践中增强侦查监督探索进行了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不足之处在于对侦查监督的价值层面和规范层面的研究还过于表面;对实证方法的运用本身还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

从法学的研究对象与论证思路看法学研究方法

法学的研究对象为法现象,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应是论证法理、法条、法案这三个层面、三种状态、三种形式的法现象之存在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及其相互间的内在联系。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较,除以法现象为研究对象能体现法学的特殊性之外,以推论作为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更能彰显法学学科的独特性。通过对法学之特殊研究对象的分析,沿着"以法理释法条,以法条断法案,以法案评法条,以法条证法理"这一独特的法学论证思路,我们会合乎逻辑地总结出推论就是法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因其在应对法理、法条和法案时的侧重点差异,而具体表现为逻辑分析方法、法律解释方法、案例分析方法等三大主要方法。

反思与转向——《英国庄园生活》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西方经济—社会史学经典著作《英国庄园生活》,是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状况进行反思的一面镜子。通过研读该书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当下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应做出必要的转向。《英国庄园生活》所体现的经济—社会史学研究方法即其中一个可能的选择。

关于中国法学研究定位的断思

法学研究的定位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中国法学研究的定位基本上是在学习西方、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确立的 ,甚至我们对法治的定位也建立在对防止文革重演、繁荣发展经济的基调上。这样的定位所造成的结果是 :对法治价值的追求往往被人们忽略 ,法治的实现方式也因其微小而不被人们重视。但实际 ,真正能够促成法治逐步实现的往往是那些被忽略的具体法律方法。在法学研究的定位上 ,我们不能轻视“从小处着眼”的立场 ,但应注意的是 :从小处着眼并不是就事论事 ,并不是简单的案例分析 。

浅论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育中的运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对法律人才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如何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出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就成为法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完善,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批评与正名:司法档案之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学术价值

晚近十余年来,利用司法档案研究中国法律史逐渐成为一种新潮流。与此同时,亦出现了一些针对此类研究成果的批评。例如认为这种方法乃是欧风美雨对国内中国法律史学界的侵袭,故而强调我们不应该盲目效仿国外学者的做法;又如强调司法档案中也可能存在着某些"虚构",故而不应该一味推崇乃至刻意拔高司法档案的史料价值。这些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忽视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当下备受关注的利用司法档案来研究中国法律史的做法,尽管确实受到一些国外学者所做的示范性研究的影响,但它在国内中国法律史学界中亦有其学术渊源。司法档案当中确实可能会存在一些"虚构",但那些"虚构"主要存在于司法档案中关于案情的叙述部分,因此其主要影响司法档案作为"社会史"研究素材的学术价值,只要研究的议题选择适当,并不会对司法档案作为"法律史"研究素材的学术价值产生太大影响。

社会科学与法律论证

社会科学对法学研究和实践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法律理论的发展常与社会科学的进展密切相关。法学研究固有的规范建议和法律论证的需求,导致无论是法教义学还是社科法学都离不开社会科学的介入。这种介入集中表现为法学分析必然包含经验性内容和因果性推论,而社会科学在确定因果关系中具有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至少体现在确定原因性手段和确定适当的立法目标两个方面。但是,社会科学的介入并不必然确保了法学研究和实践结论的准确和论证的科学。法学论证取决于应用的科学方法符合特定的科学程序与规则,而比研究方法更根本的是科学态度。科学态度是法学研究与实践科学论证的基础与保证。

论道德法律化限度研究的基本路径——以对传统的研究路径反思为中心

道德法律化限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价值。传统的道德法律化限度研究主要采取3种路径:原则论、道德层次论以及社会发展论。这些研究路径由于缺乏合理的研究立场,采用了片面的研究方法,产生出理论与实践上的弊端。道德法律化限度的研究应该坚持"伦理中心论"的研究路径,即基于伦理学的研究立场,通过对道德法律化限度语境中的道德作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考察,分析不同部分的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进而才能得出道德法律化应遵循的合理限度。

《民法典》夫妻共同债务构成法理基础论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构成的法理基础,现有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基本存在两个范畴:一个是物权法财产共同共有理论,并试图把婚姻家庭内部行为与外部行为区别开来,提出夫妻共同财产包括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消极财产即夫妻共同债务),该理论的核心是"财产共有则债务共担"。另一个是"法律行为理论",其影响夫妻共同债务构成最主要的是夫妻双方有否共同意思问题,存在共同意思时举债行为为夫妻共同行为,应当共同承担责任;不存在共同意思时举债行为为一方个人行为,后果应当由行为人个人承担。同时,为了补充其可能在婚姻家庭领域夫妻债务规则可能出现的不足,当这种行为带来的利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时,也应当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法律行为理论"已经成为夫妻共同债务构成的法理基础,而且《民法典》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明显表现出"法律行为理论"的特征。在夫妻共同债务构成上,两种理论比较,"法律行为理论"明显优于财产共同共有理论。

《论法的精神》的当下意义——也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论法的精神》概括的由地理、经济、宗教等因素决定的良宪论是其核心精神,也是法治标准的核心标准,而中国现阶段的法治标准缺少这样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政体历经君主政体、准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三个阶段,缺少宪政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基础。《论法的精神》的权力制约思想对我国现阶段仍有重大启迪意义。另外,《论法的精神》的比较研究方法、唯物主义方法、综合系统方法对我国法学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对＂中国法学何处去＂的回答,要点在于对中国现在国情的研究。

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耦合

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异同在学界出现不同观点,文章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分类后,提出笔者的对此问题的见解,即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二者存在耦合关系,并且通过建立模型的方法对这种关系加以分析研究。

从思辨到实证:法学研究方法的转型

法学界的思辨性研究促成了法学理论知识的丰富,推动了法制体系的建立,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司法实践日益清晰的信息反馈,传统思辨性研究偏离司法实践的弊端日趋显露,加剧了立法与实践之间的冲突,法律的明文规定面临被虚置的危险。实证研究立足于发现现实的合理性,思辨研究侧重于理性建构式的批判。实证研究具有弥补思辨性研究缺陷、传承法学知识的功能。但是,开展实证研究应当对研究成本、信息获取、研究人员与研究效果等问题给予足够重视。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我国法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启示

文章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和理论入手,具体阐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并结合法学研究,尝试探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我国法学研究方法的贡献和具体运用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当代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的分析

当代中国法律史研究经过"前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1966-1977)与"改革开放"(1978-至今)三个阶段。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每个时期的研究成果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前十七前"主要采用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曾对推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文革十年"中这一方法的绝对化却成为学术发展的桎梏。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使学术研究方法多元化,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随着方法的多元而繁荣兴盛,与以往相比,研究成果剧增,多角度地探讨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拓展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领域,但对研究方法的过度重视也带来研究中的其他问题。

法律人类学学科性质的思考

法律人类学是法学和人类学的边缘交叉学科,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不发达人群的秩序控制、法律多元文化和非国家法的地方性知识等法律现象进行研究。根据研究目的不同,法律人类学归属于法学或人类学等不同的学科。当前对法律人类学学科性质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工具理性: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法理学思考

知识产权法律关系是知识产权法学体系中的一个基础性理论。然而,学界对该理论鲜有论及。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应是整个知识产权法逻辑体系展开与构建的基础,是知识产权法的核心和灵魂,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理论对于知识产权立法、司法实践及知识产权法学教学研究而言,具有以简驭繁、纲举目张的功能与作用。可以说,知识产权法的哲学就是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哲学,知识产权法学就是知识产权法律关系之学。

浅谈近十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方法

近十年来,关于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方法研究,一直备受学术界高度关注,旨在着重从案例教学法、实践教学法、主体教学法三个角度对学者们针对我国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方法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简单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认识和建议,以期为该课程教学方法改革起到一些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