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体育赛事数据法律保护困境:赛事数据使用权益模式

大数据时代体育赛事数据的商业和技术价值不言而喻,为保障赛事组织者的赛事数据权益,理论界提出“确权”保护模式,即依托现有的法律规范或通过立新法进行确权的形式,赋予赛事组织者以赛事数据的相关权利。但由于赛事数据权益主体多、客体类型复杂,以“确权”模式保护体育赛事数据存在着权利内容不明晰、隐私数据保护难的法律困境。因此,可尝试转变对赛事数据权益的保护思路,搁置确权,促进流通,实现收益。构建赛事数据“使用权益”模式,以营利与否决定赛事数据“使用许可”的程度,保障赛事组织者利益;对赛事数据进行分类分级,规范采集、使用标准,加强对运动员隐私数据的保护。从而在赛事数据采集、使用、收益、隐私保护之间达到平衡,实现数据权益。

城市居住社区配套体育场地设施的关键议题与法制进路

研究以新修订《体育法》第八十三条“居住社区”“国家有关规定”“居民日常健身”三个关键词为切入点,结合全民健身的补短板工程和完整居住社区建设,依据公共服务理论,聚焦城市居住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实效”展开学理与法理论证。研究强调“居民日常健身”应侧重特定目标群体的体育权利保障,主张“居住社区”体育场地设施配建应然空间尺度下沉至“现状居住小区”“既有居住小区”,讨论“国家有关规定”的协同机制与现行法规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关键是保障体育用地有效供给的法制建设。居住社区体育用地有效供给的实质是城市稀缺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再分配,涉及多方行为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其复杂程度和技术难度要求建立专门法律制度进行规制。建议以三种方式渐次推进,现有相关行政法规的协同细化、“全民健身”配套立法设置独立章节、体育用地供给“专项立法”或“授权立法”,核心是完善全民健身保障体系法制化建设。

体育赛事法律实践研究——第十一届环渤海体育法学论坛综述

在冬奥会成功举办、新《体育法》实施之际,为加快推进依法治体进程,服务体育赛事发展,第十一届环渤海体育法学论坛以“体育赛事的法律实践”为主题,就体育赛事与《体育法》、大型体育赛事法律实践、体育赛事行政法律制度、体育赛事参与主体权益保障等议题进行了重点研讨,总结实务问题的应对经验,并对实务难点尝试提出完善对策,突出了特色鲜明的理论、实践相互印证的价值。

论中国独立调解体育纠纷的法治化进路——基于十国体育纠纷调解机制的对比分析

我国职业体育引发的体育纠纷迫切需要健全多元化体育纠纷调解机制进行解决。调解在我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被誉为宝贵的“东方经验”,而体育纠纷调解作为全新的法律服务模式,有助于推动体育纠纷多元地、快速地和有效地解决,但是我国现行体育纠纷调解机制存在主体独立性不足、制度与规范欠缺等问题。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分析域外体育调解机制,主要从组织形式、机构性质、可调解纠纷范围等角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域外体育纠纷调解机制具有主体专门化与独立、程序规范化、范围限定与扩展等特征。基于此提出建议:1)在我国现有体育仲裁机构中增设体育纠纷调解机构;2)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作为我国体育调解制度内容的基本依据;3)以当事人自愿原则为基础界定体育纠纷范围;4)配备专业体育纠纷调解员。

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体育赛事转播权是一种涉及多方利益且复杂的权利,其法律保护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从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出发,探讨了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性质界定,并分析了我国法律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相关规定。然而,现实中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立法和司法方面以及版权意识等,都严重影响了体育赛事转播权的保护。为完善法律保护措施,需要从立法、司法和其他方面进行改进。

体育仲裁受理范围的争议问题与法律解释

就新《体育法》第92条体育仲裁受理范围的规定,当前理论与实务界存在限缩解释论和扩张解释论的分歧,争议焦点即是否将体育商事合同纠纷和体育领域工作合同纠纷纳入体育仲裁受理范围。体育自治规范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意味着体育法律关系的纠纷解决需依赖专门的争端解决机制,这是解释体育仲裁受理范围的方法论基点。就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和体育发达国家的经验而言,体育仲裁受理范围包括体育商事合同纠纷,体育领域工作合同纠纷也未被明确排除出体育仲裁机构的管辖。从历史解释出发,体育仲裁受理范围的确定需要与国际经验接轨,保持开放空间。将体育商事合同纠纷和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纳入体育仲裁受理范围,内含于新《体育法》第92条的文义,有助于避免与新《体育法》第96条可能存在的体系冲突,符合新《体育法》及其“体育仲裁”章的立法目的。

独立法人视角下高校体育资源社会参与探赜

高校独立法人地位及现有制度设计矛盾,制约着高校体育资源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和实践效果。基于理论与现实的逻辑考量,从独立法人视角探讨高校体育资源社会参与的现实羁绊。面对高校体育资源社会参与限制与鼓励的矛盾、保值与减值的冲突、收益与风险的抵触,应在回归高校独立法人地位的前提下,从法律层面增加高校体育资源社会参与带来的资产减值豁免规定、平衡好高校与多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完善学校和公共体育场馆开放互促共进机制等方面入手,方能有效助力体育强国目标实现。

《体育法》司法适用:从实证到法理的考察——面向良法善治的中国式体育法治现代化

通过对150篇法院适用《体育法》裁判文书的时间序列、案件类型、援引条款以及审理程序、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目前我国适用《体育法》案例总体数量较少但呈逐年增长态势;民事案件占绝大多数;法律条款援引不均衡,司法与仲裁管辖争议成焦点;绝大多数案件未进入法院实体审理程序。对此我们不仅要从现象中具体描述“现状是什么”,更要从法理高度深度挖掘现状“为什么是这样”。事实上这里既有法制定层面上立法内容和立法技术不完善的立法瑕疵问题,亦存在法实施层面上“同案不同判”和司法纠纷“闭环”解决的司法公正彰显不够问题。虽然2023年新《体育法》试图回应并克服这些弊端,但仍不足以适应中国式体育法治现代化的新要求。未来应树立体育立法与司法联动的整体体育法治观,在立法层面根据新《体育法》及时制定相应制度的细化规则,完善配套制度,提升立法操作性;在司法层面及时出台针对性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探索增设专门的体育法院或法庭,提升司法公正性,以体育立法和司法的双向重塑推动中国式体育法治现代化的行稳致远。

“全球体育法”:一种新的法律形态——Lex Sportiva的“全球法”属性研究

随着全球体育法治实践的深入,Lex Sportiva作为一种正在形成的法律秩序为"全球法"理论提供新证据。就学界对Lex Sportiva归属何种法律体系的争论进行梳理,排除Lex Sportiva属于"国家法"和"国际法"的可能,并论述"习惯法"理论对于分析Lex Sportiva的局限性。认为:应将Lex Sportiva视为"全球体育法"及"全球法"理论新的例证。

整体法秩序下元宇宙赋能竞技体育的治理路径

在元宇宙赋能的背景下,竞技体育基于信息技术集合,形成现实体育与虚拟体育空间融合的体育新业态,竞技体育迎来发展的时代新机遇。研究发现,在展望元宇宙赋能竞技体育带来的新图景时,还应关注元宇宙可能对体育本质、数据安全以及公正秩序带来的潜在风险。通过规范分析方法,借整体法秩序对竞技体育的相关规定,如以人民为中心保障运动员身心健康、合规治理保障数据安全、规范赛事管理保障公正秩序等,为规避元宇宙赋能竞技体育的潜在风险提供相应指导。在此基础上,为使整体法秩序更好地保障元宇宙赋能竞技体育,提出在现有立法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元宇宙赋能竞技体育的“软法之治”、完善数据安全规制体系、加强专门人才的培养与技术研发等具体建议,为元宇宙赋能竞技体育提供具体可行的治理路径。

“Lex Sportiva”法的属性证成

"Lex Sportiva"是目前体育法学领域一个新的法律概念,它代表着一种新的秩序规则,在全球体育社会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运用文献资料法等就学界对"Lex Sportiva"的困惑、"Lex Sportiva"的词义及其由来等进行分析。从法哲学、法人类学、法社会学、"Lex Mercatoria"、国际体育仲裁司法化等方面,对"Lex Sportiva"法的属性进行论证。认为:"Lex Sportiva"具有法的属性,是全球体育法治实践中重要的法律秩序。

体育法治人才培养的时代论据与基本路径

培养体育法治人才是体育强国战略背景下人才培养的必然举措,是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人才培养的必然方向,也是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然而在“重体育教育,轻体育法制”的社会观与“重传统法学,轻新型法学”的学科观的影响下,我国高等院校尚未对培养体育领域的法治人才给予足够的重视。高校应根据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找准法治人才培养与体育事业需求的结合点,致力于为体育法治化输送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涉外领域的类型化法治人才,以增进体育领域的人才培养和体育法治实践需求的匹配度。

“制造平等”理念下国际体育仲裁院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取向和规则释义

“制造平等”理念旨在平衡纠纷双方当事人间的势能差距,强调双方当事人的“武器平等”。在国际体育仲裁院“接近仲裁”的价值取向下,法律援助成为“制造平等”理念的具体化展开方式。国际体育仲裁院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经济弱势当事人特别是运动员一方的仲裁权益。法律援助制度的参与主体、构成要件和生效效力等具体规则不仅是“制造平等”理念的具体体现,还呈现出法律援助权利化和社会保障化的现代发展倾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法律援助呈现援助主体扩大化和援助方式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法律援助成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构的基础性和关键性环节。我国体育仲裁法律援助发展的具体路径应融入构建现代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大局,借鉴和参考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机制或他国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相关规定,契合《体育法》的价值追求并满足体育仲裁规则的体系性和合目的性要求。

新时代我国反兴奋剂法治建设的国际经验与提升策略研究

加强我国反兴奋剂法治建设对“法治体育”“体育强国”“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等具有重要作用。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梳理当前我国反兴奋剂的相关法律建设进程,探究反兴奋剂法律建设与适用中存在的矛盾与不足:1)预防措施单一;2)主体职能过多;3)规定较为笼统;4)适用范围不明;5)与国际立法规范衔接不强。借鉴国际经验提出:1)丰富预防措施;2)转变政府职能;3)完善法律规定;4)明确适用范围;5)加强与国际法律规范之间衔接的解决策略,为不断完善我国反兴奋剂法律建设作出贡献。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保护法益反思与重塑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作为新罪,如何确定其保护法益对于其合理适用至关重要。现有法益观点中,财产法益与生命健康法益不能满足法益保护的必要性,体育精神法益不能满足法益保护的价值性,国家声誉法益不能满足法益保护的规范性,众多学者赞同的“体育竞赛公平性”法益亦缺乏法益保护的重要性。解决办法是提出“国家体育事业维持”法益,此与“体育竞赛公平性”法益组合成的新双重法益,既能通过新罪法益证成规则的检验,又可以适用“自杀者不可罚,帮助自杀者可罚”的法理,解释“运动员本人不可罚,其他参与人可罚”的原因,同时通过法益对构成要件进行解释,以避免前置法不足造成的困境,同时也能对“情节严重”的含义作出合适回答。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体育科技风险的法律治理困局、框架与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下,体育科技成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体育科技在赋能竞技体育、全民健身、学校体育时也存在伴生风险。中国式现代化的体育科技风险治理应致力于实现伦理治理与法律治理的协同,完善以事后问责为核心的法律治理是当前体育法学研究的重要任务。现阶段,我国体育科技风险的法律治理面临法律规范缺位、法律归责机制阙如、法律责任形式单一等困局。为破解上述困局,本研究基于《体育法》的基本结构,构建涵盖竞技体育、全民健身、学校体育相关制度规范的系统性科技风险法律治理框架。结合框架提出治理路径:强化体育科技制度供给,进一步扩张法律规范;优化体育科技责任认定,进一步完善法律归责;深化体育科技柔性治理,进一步充实法律责任。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刑法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不仅符合涉兴奋剂行为入罪的国际趋势,也弥补了长期以来我国反兴奋剂法律规制体系的漏洞,有力保障了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因而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本罪所保护的法益为复合法益,即首先为国家对兴奋剂的管理秩序和公平公正的体育竞争秩序,其次为运动员的身心健康。根据法条规定和行为性质,本罪的客观行为包括“诱使型”“帮助型”“支配型”三种类型,但不包括“运动员使用型”行为;其行为主体为一般主体,即仅为自然人而不包含单位;其行为对象限于国家登记注册并进行管理、能够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专业竞技运动员;其适用场域为全国性和国际性竞技体育竞赛。

“使用兴奋剂”入刑——体育竞赛公平的周延保护

要对体育竞赛公平形成周延保护,不仅要关注兴奋剂的前端来源,也要重视推使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中端行为,更不能忽视运动员自身使用兴奋剂参赛的后续行为。使用兴奋剂参赛行为侵害了兴奋剂犯罪保护的法益,被推使使用兴奋剂的也不存在成立片面对向犯的情形,法外因素更不阻却违法性与有责性,将该行为入罪具有正当性根据。最新颁布的相关体育法规也认为使用兴奋剂参赛的行为,具有构成犯罪的可能性。但使用兴奋剂参赛的行为并非一概入罪,只有满足一定的条件才会成立犯罪。将使用兴奋剂参赛的行为纳入刑法,不仅能实现对体育竞赛公平的周延保护,还有利于维护法秩序的统一性。

体育赛事视听信息设权路径反思与法益体系保护—基于《体育法》第52条第2款的法教义学解读

《体育法》新增第52条第2款是否有意创设权利来保护体育赛事视听信息,学界对此尚存争议。现有设权论据之所以存在缺陷,表面上是因为设权逻辑不周延,实际上是形式上的设权期待与实质上薄弱的设权基础存在差距所致。《体育法》的基本法属性以及体系构造很难为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权预留充足的设权空间,相比之下,《体育法》确认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法益保护更具优势。结合《体育法》对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有关行为、主体和客体的态度,能够推定《体育法》第52条第2款的立法意图是确认法益保护而非创设权利。明确以《体育法》为基础法的规范统筹地位,构建体系协调的法律适用位阶,贯彻价值多元下实质正义的领域法规范体系,能够为体育赛事视听信息法益保护提供科学的指引,也为未来《体育法》的完善指明了方向。

增设操纵重大体育竞赛罪的支持与教义学展开

是否有必要增设操纵重大体育竞赛罪一直存在争议。应以积极刑事立法态势为契机,在《刑法》中增设操纵重大体育竞赛罪。竞技体育内含个人自由、公平公正、经济等方面的价值,应当将公平公正的体育竞赛秩序作为体育犯罪的保护法益。增设本罪能够实现法益的充分保护,规范的明确性与证明标准问题不会成为增设本罪的障碍,将操纵体育比赛行为入罪化不会损害刑法的谦抑性。为配合操纵重大体育竞赛行为的入罪,行政法律法规应明确竞技体育的范围、竞技体育比赛的级别。基于《刑法》分则体系协调性、未来性的考虑,应在《刑法》分则第六章最后增设一节“妨害体育竞赛秩序罪”,并将本罪作为三百六十七条之一。对本罪应配置两个法定刑幅度;犯本罪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应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