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实证分析与立法检视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刑事处罚有了具体的法律指导。本研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行为类型、裁判结果、量刑因素、减刑情节等司法现状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非法占用草原犯罪存在犯罪行为类型不均衡、犯罪构成要件认定模糊、裁判量刑较为随意的问题。研究认为其原因在于立法层面对草原生态法益重视不足、犯罪构成要件不够明确、刑罚档次缺乏区分度、刑罚手段过于传统4个方面。故研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设置独立罪名;统一定罪标准,明确“大量毁坏”内涵;细化法定刑档次;设置多元化刑罚手段。

“民告官”理念与制度的形成史考证及反思

在中国行政诉讼理论和制度发展史上,20世纪80年代末逐渐形成了“民告官”的法律隐喻,并进而构成一个法律命题,对行政诉讼基础理论和制度建构造成了锁定效果,其负面效应阻碍了行政诉讼制度功能的拓展。有必要从知识生成上剖析原被告角色和结构关系固化的由来及未来发展,揭示“民告官”法律隐喻和法律命题对当事人关系恒定化的塑造过程。“民告官”并不构成世界各国行政诉讼法的一个根本问题,也不是一条具有普适性的法律结论。与特定法文化和行政诉讼目的相关,“民告官”只是中国的一个阶段性的行政法政策问题。回溯行政诉讼的本质,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与解决行政争议是行政诉讼制度功能的两个面相,促使我们重新认识“民告官”隐喻与命题的利弊。

“从一重”处断规则的批判与优化

“从一重”处断规则的设置缺乏明确根据,部分适用场域难以界分,在审判实践中未得到一致认可,甚至成为犯罪分子逃避刑事责任的出口。“从一重”处断规则偏离了刑法目的,无法实现法益保护的周延,不能有效维护规范的效力;限制了司法能动性;违背了罪数标准;在刑罚正当性、刑罚目的与功能实现上存在瑕疵。为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应坚持犯罪构成的罪数标准,通过不法——有责划定应罚性的范围。“从一重”处断规则仅适用于典型的想象竞合,且“重”仅指罪名。今后的立法应谨慎设置这一规则。

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的法理阐释与法律构造

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因间接影响他国司法管辖主权而遭受合法性质疑。从内部构造来看,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包含了双方当事人、法院与外国当事人以及两国法院三重法律关系,可分别从专利权物上请求权、涉外司法管辖权和不干涉主权原则的例外等三个层面进行规范证成。在法律属性上,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兼具实体法与程序法、公法与私法多重品格,应被定位为快速排除平行诉讼违法妨害的临时预防性责任机制,因其具有独立程序属性,应被纳入我国知识产权基本法。在体系化构造上,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应坚持公平正义和谦抑适用的司法原则,按照法律关系层级展开具体适用,并以国际礼让原则作为反思和制约性条件。为平衡程序正义和效率价值,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应坚持准诉讼程序的基本模式,并注重与国际条约的程序衔接。

检察官的角色——从组织法和诉讼法角度分析

我国检察官既面临着组织法上的身份定位和办案机制困境,又面临着诉讼法上的角色扮演和职权行使困境。欧陆法系检察官以真实和正义为目标,以合法性和客观性为行事准则,经创造性转化,我国也要求检察组织活动在独立性与一体化之间保持适度平衡,要求检察官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理念。为遏制检察巨灵,我国检察制度需要从庭前审查程序、不起诉裁量权的监督程序以及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等方面对诉讼监督模式作进一步完善。

贪污罪的法定刑研究

分析刑法典中贪污罪法定刑设置存在的不足 ,并认为贪污罪法定刑的设置从根本上违反了刑法三大基本原则 ,即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而且贪污罪法定刑的设置还存在其它一些问题 ,如附加刑包括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等设置不当。最后 ,提出与上述问题相应的立法建议 ,如使贪污罪的量刑档次的划分法定化、确定化、均衡化。

关于法院不应当承担证明责任的思考

在刑事诉讼中,由检察院承担证明责任,法院不承担证明责任,是控审职能分离、强化公诉职能的必然要求。但是,我国目前仍然有观点认为法院是证明责任主体,法院应当承担证明责任。针对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法院的查明和判定行为不等于证明责任行为,更不同于证明责任。从证明责任的实质分析,证明责任的实质和目的在于解决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如何下判的问题。法官不仅不具有产生证明责任的前提条件,同时也不可能承担提供证据不足,证明不力的败诉风险。无论是从诉讼证明的性质和诉讼程序正当性的要求看,法官都不应当承担证明责任。

对古代讼师的法文化考察——以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两分为视角

对于讼师这一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特殊群体,从国家和民众两种立场出发进行考察,所得出的相关结论是相悖的。从法文化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分析,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是:国家法文化所倡导的"无讼"观念以及由此建立的法律制度必然排斥讼师的存在,因而对讼师的评价只能是反面的;而民间法文化中"好讼"的观念倾向以及"健讼"的实践却使讼师成为不可缺少并得到大力发展的职业群体,因而对讼师的评价也大都是正面的。这种不同立场比较下的考察会对我们全面认识讼师有所裨益。

论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之基础

有影响的个案展现了美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历程,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良性运转不仅因为美国环境保护法律有相应的公益诉讼条款赋予原告的起诉资格,而是美国环境法律的其他规定与美国其他法律一起构成了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石,保障原告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规定来获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所必需的相关信息、相应的诉讼经费与社会支持。

旧题新证:先秦“狱”“讼”的法律语用演变——以出土法律文献为视角

《周礼》郑玄注云"狱"、"讼"分别指称"争罪"和"争财",但从出土法律文献视角通贯考察"狱"、"讼"二词在法律用语层面的语用,可以发现先秦时期的"狱"、"讼"二词并没有用于区分"争罪"和"争财",在法律用语层面上官府审案多称"狱",民间诉争则曰"讼",都是指称"案件"。郑玄注实是汉人以"汉今"律"周古"而得出的结论,以郑玄注为据而断定西周时的诉讼程序即刑民有分,于史实无证。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与我国的立法及实践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作为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已为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所接受。我国立法中也采用了这一原则,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立法实践及国际公约相比,条文简略,缺乏可操作性。鉴于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23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7〕14号)。该司法解释的出台为我国法院审理涉外民商事合同案件如何正确确定准据法提供了更具有操作性的法律依据,从而对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但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还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

论沉默权及其制度在我国的暂缓行

文章在对沉默权的涵义、历史演进以及我国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对沉默权的利弊争鸣的述论基础上 。

回归历史传统的中国法治构架意识

中国法治问题自始就是一个比较问题,因为我们在构建法治秩序时,至少目前还无法摆脱西方法治主义的影响。中国法治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中国传统文明本身的脉络梳理上,这是构建中国法治秩序的原始立场。只有在理清民族文化传统之前,放弃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从中国社会本身的诉求来界定并阐释中国的法治问题,才可以在此超越"法治陷阱",并进而梳理法治,构建人的独立意识,成就中国人的秩序洞见。

消极确认之诉的举证责任分配

消极确认之诉作为一种新型诉讼,在法院是否应当受理问题上正反两种观点互相博弈,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实践中分配规则不统一。就理论而言,消极确认之诉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具有双重困境,如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将具有强制起诉机能,如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将违反证据偏在规则。笔者通过分析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案例,认为该裁判规则不可作为标准适用于所有消极确认之诉,指出原告败诉后果与传统诉讼的不同。在将诉讼作为系统工程的基础上,提出应当结合诉的利益防止诉权滥用,通过法官释明查清事实,慎用推定规则,巧用证明度标准,最终使消极确认之诉举证责任分配形成一套公平公正的体系。

行政起诉权保障与行政案件受理制度的完善

行政起诉权是现代宪政国家公民和组织的一项基本权利。然而,由于现行行政诉讼受案制度忽视起诉程序的纠纷解决功能,混淆起诉要件与诉讼要件,起诉证据规定不明确,当事人缺少最低限度的程序参与,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保障国民行政起诉权的需要。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制度,应遵循诉权保护、程序正当、司法最终三大理念,走出"庭审中心主义"的误区,区分起诉要件和诉讼要件,建立登记立案制度,重视对起诉证据的适度把握,完善起诉的程序保障机制,强化法官在立案阶段的阐明义务并适当调整诉讼政策。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困局与出路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后来居上,使检察公益诉讼起诉案件的基本结构受到巨大冲击,侧重数量的考核压力和容易办理的特征使其备受基层人民检察院的青睐。我国《民事诉讼法》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法依据,当下应从规范出发型论证转向聚焦于立法权限的法理分析;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书不应列我国《刑事诉讼法》为法律依据,诉前公告程序必须履行,一审法院必须适用七人陪审合议庭。要破解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困境,一方面应把海洋生态环保领域的案件和诉讼标的额超出基层法院管辖上限的案件排除到基层检察院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应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与刑事被告人一致”设定为法院受理的硬性条件。

列宁论检察监督职能

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法制建设的实践中,列宁建构了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监督理论。列宁认为,苏维埃设立检察机关的目的就是要巩固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秩序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不受任何侵犯。在列宁看来,检察监督的职能既包括一般监督,又包括诉讼监督,还包括法制统一的监督。

论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制度的合理建构

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最鲜活的体现,也是惟一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的一项制度。但长期以来,这项制度在立法上被虚置,实践中被严重弱化,监督效果也不尽人意。本文从实际运行现状出发,对刑事诉讼检察监督进行系统化研究,主张应对刑事诉讼检察监督进行重构,并结合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提出完善谏言,以期对推动刑事诉讼检察监督立法及规范检察实践活动有所裨益。

论离婚诉讼中诉讼标的的认定

诉讼标的理论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的核心问题之一。通过对现有诉讼标的理论的介绍和评析 ,通过与我国现行婚姻法的结合、离婚诉讼程序独特性等问题的研究 ,作者认为离婚诉讼中的诉讼标的应为婚姻事实关系。

香港消费者诉讼基金制度介绍及其对内地的借鉴

香港的消费者诉讼基金由消费者委员会向消费者提供经济援助及法律协助,帮助消费者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法律赔偿。香港的消费者诉讼基金制度对我国内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