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取证的伦理危机与法律规制

近年来,算法取证广泛应用于侦查活动中,这无疑提高了侦查效率,但其独特的运行逻辑也引发了一定的伦理危机。文章从算法取证在侦查活动中的运行逻辑出发,阐述了其引发的伦理危机,包括侦查人员主体地位弱化,社会权利优先的正义观念被冲击,涉案人员的基本权利被侵害等。针对算法及其载体无法充当责任主体、算法取证无法适用公开透明原则、数据权利难以约束算法取证权力的法律规制困境,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法律规制思路:应当明确算法取证中的责任承担制度;建立算法取证的正当程序;引入检察机关监督促进算法取证合理应用。

药品不良反应补偿制度的建立与道德进步

目的阐析药品不良反应补偿制度的建立与道德进步之间的关系。方法通过对药品不良反应根本属性的论证,探寻完善药品安全监控的方式。结果我国在药品不良反应补偿制度方面仍不完善,应及早建立药品不良反应补偿基金制度,对受害者进行补偿。结论药品不良反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对不良反应的补偿也变得更为迫切。建立药品不良反应补偿制度是社会法治进步的体现,也是道德进步与法治进步的统一。

论英美医事法立法体系

我国现阶段的有关医疗方面的法律、法规,在整个医疗卫生活动中起到了规范和制约的作用,但仍不完善。了解国外医事立法的历史和现状,有利于我国医事立法工作的开展。从英美法系医事立法出发,对英美法系的医事立法进行讲解和论述,从而起到借鉴的作用。

论法学教育中的伦理之维

伦理教育不仅是法学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应当置于法学教育首位的问题;法律伦理教育有利于促进法律人自由人格的养成、促进法律人法治践行能力的提升、促进法律制度的伦理性完善以及社会整体法治氛围的形成;由于我国法学教育的独特发展历程以及社会转型期高等教育市场化带来的影响,我国法学教育中的伦理教育存在明显不足;法律伦理教育应当包括法律制度伦理教育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两个方面;实现有效的法律伦理教育应从确立法律伦理学的核心课程地位、加强法律伦理学学科建设、改革课堂教学方法、强化法律实践教学以及净化校园文化等方面予以着手。

法制伦理学论纲

法制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当代中国现实存在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模式,其基本任务是在对传统道德扬弃的基础上改造人们对道德的片面认识与依赖,建立合乎法制理性的新型伦理观念和道德行为模式,其基本研究方法是以西方法理学方法批判和剖析伦理道德,探讨道德改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为我国新时期的立法活动和执法活动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法理渊源和基础性法律原则。

行政伦理失范的克服途径:行政伦理制度化

行政伦理失范 ,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克服行政伦理失范的唯一选择就是行政伦理本身的制度化 ,而行政道德立法是行政伦理制度化的核心内容 ,其重点是行政组织层面的伦理立法。

新时代我国高校科研诚信规制的保障机制探索

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新时代我国高校科研活动面临新困境,出现了一些违背科研伦理与科学精神的学术不端行为,引发了科研诚信危机。高校科研活动应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遵守学术规范,贯彻落实科研活动新要求。通过教育、自律与监督防范科研不端行为,构建以道德约束、社会监督、制度管理、法律规制为一体的科研诚信保障机制,从而守住科学研究的底线。

法律视角下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制度之完善

伦理委员会审查行为的性质为行政许可行为。伦理委员会为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的主体。机构医学伦理委员会内设于医疗机构使其难以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我国现行医学伦理委员会立法不完善,存在主体性质不明、权利救济途径缺失、审查程序不完备、立法层级低等不足。应制定"医学伦理审查法",统一规范医学伦理审查活动,设立独立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完善伦理审查程序,引入听证制度,并构建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申请上级伦理委员会复审和向法院起诉的权利救济制度。

医学院校无偿遗体捐献工作的探讨与实践

目前困扰和制约医学院校解剖学教学的原因之一是用于教学的尸体来源严重不足。社会的无偿遗体捐献无疑是尸体来源的最重要渠道,但受各种因素制约,捐献情况并不理想。通过分析制约遗体捐献的主要因素,提出完善配套设施、制定捐献工作流程及规章制度、开展感恩教育、聘请专职人员等方式来完善和充实遗体接受工作。

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下法学教育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中央深改组通过的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具体制度和措施,为法学教育带来了发展机遇。但封闭的法学教育体系、轻视法律职业技能、忽略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模式无法承载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赋予法学教育的重任。为此,应改革法学教育,明确法学教育机构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基础地位,加强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注重法律职业伦理教育。

先秦时期军事伦理与军事法制发展关系探要

在先秦时期中国军事法制从秘密走向公开、从零散走向集中、从不成文走向成文的发展过程中,古代中国早期的军事伦理思想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从法制实践活动所体现的总体精神或指导思想来看,先秦军事法制反映着军事伦理领域从神伦到人伦的思想变迁轨迹;从法律文本所体现的法制规范内容来看,先秦军事法制也受到了日趋精致的军事伦理思想的影响而不断充实。

律师职业伦理的理性反思

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律师作为法律群体重要角色之一,对推进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建设进程起着重要作用,律师职业伦理建设自然而然成为其中重要一环。在不同意义上对律师职业伦理做出阐释,律师职业伦理的内涵分为“底线伦理”和“更高道德义务”两个层面。整体上看,律师职业伦理弱化原因有二:一是律师行业缺乏良好的竞争秩序;二是整个律师队伍缺乏有效监管。良好行业竞争秩序的构建,需要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来实现,而对于律师整体队伍缺乏监管的现状,则需要通过建立不良行为披露机制来提升整体监管水平。

伦理豁免刍议

伦理豁免,是在一定的伦理尤其是亲属关系(一定程度上包括朋友关系)中,在究竟是履行伦理的义务、还是履行法律的义务之间,人们陷入紧张冲突甚至两难的情况下,被法律赋予一定的特殊权利,得依法免除法定的义务、责任甚至罪责。中华伦理、中华法系以伦理豁免来解决伦理、法律的矛盾,有宝贵的理论和实践;其中蕴涵的基本价值是,通过维护伦理,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秩序。伦理豁免对今天解决伦理、法律之两难,仍是宝贵的智慧。

论中华法系“重礼轻法”特征的形成

中华法系“重礼轻法”特征的形成大致经历了西周的初见端倪，西汉的初步形成，至唐朝的正式定型三个阶段。从价值取向、立法规定、司法操作三方面论证了“重礼轻法”

“以人为本”的环境法制观初探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原则 ,这将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深远的启迪 ,对我国的环境立法和司法实践也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以人为本”在价值观上以人民为本 ,在认识论上尊重人权 ,不同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在环境法领域内贯彻和实现“以人为本” ,就要保护弱势人群的环境利益 ,发动群众参与环保。

论施密特的具体秩序思维

施密特将法分解为规范、决断和具体秩序三个基本要素,具体秩序是规范生成与适用的背景,是决断的制度性条件,因而是法的最终概念。具体秩序生成于社会内部,其形式载体是制度,实质内涵则为正常情形下的整体状态,包含功能主义秩序和伦理实质两部分。具体秩序思维可以通过概括条款得以贯彻,实现对形式主义的扬弃,但这引发了法律不确定性问题。施密特主张通过"共识性"方案解决这一问题,但却为纳粹意识形态介入法律提供了通道。尽管如此,施密特的法理论在深化对于法律本质的认识上的智识努力仍是值得肯定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法"的多元视角。

《报学季刊》: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闻学镜像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新闻业发展迅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新闻学术刊物,其中包括著名报人张竹平主编的新闻学术刊物--《报学季刊》。通过对《报学季刊》的研究和挖掘,以及对《报学季刊》的创办与旨趣、报纸的社会功能、新闻法制与媒体伦理、新闻业务与媒体经营、新闻史料等问题的探讨,旨在观察和再现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新闻学发展镜像。

中国律师职业伦理为什么成为问题?

中国律师职业伦理的出现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与律师角色定位的变化有紧密关联,是制度改革的必然产物。然而,中国律师的职业伦理问题之所以较为突出,还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制度移植中的误读,如对党派性理论和商业化的片面理解,导致律师职业伦理出现偏差;二是制度的缺损与不足,使得律师职业缺乏必要的伦理训练和有效约束;三是律师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和差异,使律师职业格外引人关注,并易于遭受负面评价。

传统伦理对教育法制化的影响

法治既承载着传统伦理的价值诉求,具有伦理的价值表征,又受到传统伦理的深刻制约。等级特色的关系伦理,以德服人的执行伦理,顺应天意的宿命伦理,情、权滥用的程序伦理等制约着教育法制的创新与系统构建;而传统伦理的"责任义利","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的教化培养等观念,又有利于营造积极的教育法制化环境,在教育法制化进程中需加以彰显。

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是法律的重要渊源,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不仅制定法律规范必须有道德基础,执法和守法也必须以道德为保证。强调执法者的道德素质,并不意味着在执法过程中可以用道德标准取代法律标准,而是基于执法的道德要求。道德可以解决许多法律无法解决的问题。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道德失范问题的重要举措。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是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重要来源,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建设是法制建设的基础,道德建设应优先于法制建设。一个道德沉沦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法治的。通过立法,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