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垄断法》行政法律责任体系的二维扩张

《反垄断法》的实施为我国加速推进经济转轨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然而,近年来频发的垄断现象也反映出法律规范力有不逮,行政法律责任畸轻造成的威慑不足与预防效果不彰尤为明显。2022年修正的《反垄断法》试图对此予以回应,却未能提出完备的革新方案。在纵向维度上,双罚制的妥协性适用使得部分垄断行为的责任主体出现缺位;在横向维度上,处罚种类的局限性又对综合评价法律责任造成掣肘。未来可以考虑全面适用双罚制,并扩展财产罚的内涵,增加行为罚和人身罚,建构起《反垄断法》更具威慑力和灵活性的行政法律责任体系。

卫星影像的证据类型定位与资格认证规范

卫星影像证据逐渐在中国司法实践领域获得广泛应用,但就其证据类型定位与利用方式等议题,各地存在作为“书证”“物证”“电子数据”等多种实践模式与观念差异,从而给卫星影像证据应用工作的说服力甚至基本理念的统一性与权威性造成一定困扰。基于证据构造与证据分布等基本原理,应将“卫星影像”的证据类型界定为“电子数据”。在对既往有益实践经验整合统一的基础上,基于庭审中心、程序正义、保障人权等基本诉讼法治立场,立足充分辩论、有效辩护等原则,应当明确卫星影像证据资格的采纳与排除等实体性和程序性认证规范。

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险的法律类型化治理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是指能够自主地创造出新的内容或数据的人工智能系统,例如文本、图像、音乐、代码等。GAI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和潜力,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风险和挑战,例如版权、责任、隐私、安全、歧视等数据风险、内容风险、社会风险和法律风险,这四类风险所带来的主要法律挑战包括数据保护、内容监管、责任归属等。为了有效地应对和管理这些风险,可以构建一种基于类型化方法的GAI风险治理框架,旨在通过对GAI风险的分类、评估和控制,提出类型化的解决方案和建议,从立法、执法、司法和自律四种法律治理类型提出相应的措施和方案,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监管机制和标准体系、加大执法力度、提高司法适应性和创造性、推动行业自律和社会共治等,以促进GAI的健康发展。

新时代新型储能产业法律问题探究

新型储能技术作为提升供能系统调节能力、促进能源高效利用的措施,是发展能源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现阶段储能项目法律的发展较为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速度。为解决上述问题,针对新时代新型储能产业的法律问题展开研究。首先根据储能性质与新型储能的主要类型,完善对新型储能分类及发展现状的研究,然后针对能源安全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分析发展新型储能产业的重要性,最后为促进新时代新型储能产业法律的发展,提出健全新型储能法律法规体系、规范新型储能产业制度两项具体建议。

新型智力成果在著作权法中的作品类型认定

新技术应用于媒体融合环境之中,重塑了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方式,这也对著作权法配套保障机制建设提出新的要求。新型智力成果蕴藏着重大经济价值,却又难以被纳入现行法所规定的具体作品类型中,封闭式的作品类型法定规则在媒体融合背景下面临考验。《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采用作品类型开放的立法模式,为更加灵活地接纳媒体融合所产生的新型智力成果带来的便利。在立法修改的基础上,仍应通过相关配套法律解释,明确作品类型开放模式下构成“其他智力成果”的准入规则。此外,从学理上厘清与“其他智力成果”相匹配的权利内容,以及列明作品类型与兜底条款作品之间的界限,有助于司法者有效应对媒体融合所引发的作品类型化危机。

论盲盒交易的法律属性

盲盒交易是市场主体遵循契约自由原则创设的新型交易形式。要厘清盲盒交易的法律属性,就要通过探求当事人的真意并根据交易内容的整体性进行认定。买卖说强调了盲盒的商品交易属性,但无法解释盲盒交易标的机会性和等价相对性。从盲盒交易当事人缔约目的和意思表示的角度及交易内容的整体意义偏离的角度看,盲盒交易不能被有奖销售所含摄,是买卖和具有独特射幸性的抽盒服务相结合的类型结合混合合同,我国现行立法也佐证了盲盒交易的类型结合属性。

法律如何解开科技社会的“戈尔迪之结”——科技伦理下的法律治理模式

现代科技颠覆性地改变了人类所处的生活环境。技术理性与人类意义世界之间愈加明显的断裂,成为当前社会治理中难以梳理的“戈尔迪之结”。人类必须直面现代科技对法理和伦理的双重挑战,但传统视角下法律的稳定性和回应性特征已难以妥适回答其背后所隐含的人类理性与经验相悖离的问题。将法律系统的视角转换为具有反思性结构的程序自治机制,从而在实践中构建起“伦理先导+类型区分”的法律程序运作模式,即以伦理为程序导向、以程序为法理和伦理的沟通平台,根据社会行动主体和价值进行类型化区分,对于斩断“戈尔迪之结”似乎是一种有益尝试。

数据的领域性法益:范畴、类型与功能观念

刑法理论中对数据法益的分歧根源于数据自身的领域性。应当以数据为独立研究对象,结合全领域来源,分析数据法益的范畴与类型。数据领域性法益的基本法根据是宪法中对数字人权的保障,具体来源有赖于民法的权利原理,以及经济法的运行规则。数据法益的范畴应限于指向型数据犯罪,进一步可区分为数据信息法益、数据财产法益、数据安宁法益。在领域性法益研究视野下,刑法一方面要坚持自身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在功能观念上应由个体保护型转向自由与秩序平衡型。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权法律属性的界定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是促进“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措施之一。由于当前对碳排放权的界定相对模糊,学者们对于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有一些争议,在这种情况下,会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纠纷解决不及时以及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等问题。基于碳排放权公权与私权的双重属性提出了新型财产权,可准确界定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并进一步优化与强化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作用,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

数据财产犯罪中占有认定的构建方案:公法与私法的双重视角

尽管数据财产的法律地位已被民法典认可,但其法律性质仍然十分模糊,导致刑事司法的定罪路径不一,直接影响占有的有无以及占有规则的判断,这很大程度上缘于数据财产犯罪法益悬而未定。基于数据财产价值性、无形性、依附性和非排他性的内在特征,数据财产犯罪应以数据安全法益与财产法益相叠加的双重防线法益保护为模式,放弃“独立保护模式”和“绝对附属说”的主张。在双重防线法益保护模式下,应承认数据财产是兼具财产属性和数据属性的新型财产,且需要重塑侵犯数据财产的行为要素即转移占有的结构内容。在占有的心素方面,行为人不需要针对具体特定的数据财产具有排除他人控制的占有意思,只需概括地明知自身占有数据财产,并有利用的意思追求;在占有的体素方面,独占性要求应被弱化,行为人需要控制或支配获取数据财产的任一“通道”,又能依据自身意愿随时获取数据财产。

数字侦查时代的取证问题研究

运用新型信息技术推动侦查数字化转型是取证手段的发展趋势,数字侦查取证已成为打击新型网络犯罪的重要取证方式。然而当下在面对新型犯罪时,传统取证模式存在证据数量不足、证据质量参差不齐等突出问题。应及时转变传统取证模式,让整合化取证取代碎片化取证、超前性取证代替滞后性取证、智慧型取证优化人工取证。同时,还需通过完善具体取证规定、构建数据保障路径等手段来规范侦查人员取证行为以便于保障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侦查机关要顺应国家发展趋势,进一步探索数字化侦查取证,通过数字取证推动侦查机关取证工作的跨越式发展。

数据犯罪刑法规制的具象考察与策略优化

以维护数据安全、释放数据价值为导向,构建符合我国数据犯罪特征的刑法规制模式,是立法者、司法者和研究者共同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我国刑法中尚未以数据法益为核心建立罪刑规范体系,刑法规制数据犯罪的行为链条和行为类型并不完整,仍存在明显的体系性不足与系统性缺陷,导致数据犯罪的刑法规制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都面临困境,且难以通过刑法教义学的阐述来解决,因此数据犯罪刑法治理在立法论层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为了兼顾数据犯罪刑法规制模式的系统性与有效性,同时保持刑法介入社会治理的谦抑性,数据犯罪的刑法治理应贯彻“严而不厉”的基本思想。通过构建纵向维度与横向维度的治理链条,形成数据犯罪的立体化刑法治理体系,实现对数据犯罪行为从上游到下游的有效治理和对数据犯罪行为类型的全面规制。同时,应严格把握数据犯罪刑法治理的轻重程度,寻求社会治理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平衡,谨守刑法不阻碍科技发展的底线。

检察侦查权的制度逻辑与时代走向

检察侦查权与检察机关在历史上相伴相生,我国的检察机关享有侦查权早于其获得“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二者并不存在先天关联性。在宪制体系中,检察侦查权是侦查权配置的总体逻辑和检察机关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交融建构下的产物。受到宪法实施过程中“法律监督机关”之功能定位的影响,检察侦查权逐渐由“追诉型”侦查权演变为“监督型”侦查权,这种转型对维护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保障检察权的统一行使和有效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监督型”侦查为目标导向,检察机关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机关”的本位对检察侦查权进行体系化建构,在此基础上重组独立的侦查部门和侦查队伍。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时代背景下,还须探索检察机关在检察侦查活动中监督监察机关的路径。

规范体系及其社会规范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法律体系是一个有着严格要求的规则体系。在我国,能够纳入法律体系的,必须符合我国《立法法》对于法律形式的要求,即必须由有立法权的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才能进入法律体系的序列,成为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法律体系的这种严格性,必然带来其局限性。在法律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规范类型和体系存在,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规范类型和体系都纳入法律体系中。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命题、新的概念或新的范畴,把这些规范类型和体系纳入其框架之内。规范体系就是这样一个合适的、恰当的命题、概念和范畴。在规范体系概念之下,所有的规范类型和体系都可以纳入其中,它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在规范体系内部,存在非常复杂的相互关系,对这些复杂关系的研究和厘清,不仅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价值,也对于法治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流动劳工工会身份合法性的实践类型

工会的身份合法性在实践中存在争议。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三类面向流动劳工服务的工会组织架构及工作机制进行分析发现:三个工会身份在形式上都表现出法理型合法性特征,但是实践中又分别表现出传统型或魅力型或二者兼具的合法性特征,三个工会因为身份合法性带来的实践困境主要体现为工会工作功能悬浮、功能依附及功能滞后。依据哈贝马斯的合法性视角,三个工会的身份合法性仍然面临危机,即它们虽然满足了经验向度的社会有效性,但是在规范向度的有效性方面仍面临合法性危机。

网络黑恶势力的刑事法律意涵探析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在“组织结构、逐利目的、行为方式、危害作用范围”等方面出现了新变化,一定程度上对刑法规范体系造成了冲击。在揭示传统黑恶势力犯罪与网络黑恶势力犯罪之间存在包容与被包容关系的基础上,肯定现有规范体系的适用性。同时,针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类型构造和特征变化,应在刑法解释层面进行适度拓展,使其能够及时有效回应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新情况。

论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类型、功能与实施关键——以制度功能主义为分析视角

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乡村发展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关系是乡村振兴促进法要调解的关系,由此决定了这部法律是发展促进法,以规划和干预促进农业农村农民振兴,依法促进农民发展权的实现,依法调整城乡、工农关系,依法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依法促进共同富裕;实施关键是依法保障农民主体地位,依法促进人口与人才振兴协同发展,依法保障城乡融合发展,依法促进乡村特色发展,依法进行乡村治理。

引用性法条的类型化及其内涵

引用性法条在立法中得到广泛使用,但立法实践中的引用性法条技术相对粗糙。为在立法中准确使用引用性法条,以及在未来编制的立法技术规范中更加合理地规定引用性法条,需要在引用性法条类型化的基础上析清引用性法条的内涵。基于引用性法条法律标识词在语法与语义上的作用的不同,可以将引用性法条分为依据型、视为型、准用型、参考型、附属型引用性法条。依据型的内涵是等同对待,视为型的内涵是拟制等同对待,准用型的内涵是类似对待,参考型的内涵是提供参照系,附属型的内涵是实现转致。几种引用性法条的共同之处在于参引其他规范文本,功能则根据类型不同有所差异,分别实现立法简约、应对社会开放或实现法律体系融贯的目标。因此,在立法技术规范编制中,应统一、准确使用法律标识词,区分不同类型的引用性法条,明确不同类型引用性法条的使用限制,以实现对引用性法条的准确使用。

刑法介入基因编辑技术的限度——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域的考察

基因编辑对人类具有诸多利益,但也蕴藏着无限危险。刑法是否应介入基因编辑技术,在立法时各执一端,其中既有利益与风险的考量,也有刑法谦抑性价值的抉择。《刑法修正案(十一)》在此基础上确立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正确适用该罪,须考量立法过程中的争议因素,确定本罪保护的法益是人类自然生殖利益,明确罪名中的“非法”对应于“合法”的内涵,同时还要把握具体的三种行为类型的实质,对符合罪量要素的“情节严重”综合考察,实现司法过程中的准确适用。

“辅助说明材料”的证据法定位及法庭运用规则

示意图、实物模型、计算机模拟品等“辅助说明材料”常见于近年的法庭审判之中,这些特殊的诉讼材料对案件事实不具证明力,仅有解释、说明功能。我国学者受美国证据理论影响将此类材料通称为“示意证据”:或是将其与“示意证据”直接等同;或是将其视为“示意证据”的特定种类。但辅助说明功能不等于示意功能,不能将辅助说明材料等于示意材料;此类材料也非证据,冠以“示意证据”之名不符合现行法。应当在我国的证据法体系中赋予辅助说明材料以独立地位,并根据我国法律的特点构建相应的法庭运用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