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总体国家安全的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路径选择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我国法治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贯彻与落实,是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立法、执法、司法、社会参与以及涉外保障人才支撑的需要。然而,面向总体国家安全的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要求具备政治定力、国际视野、跨学科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给传统的法治教育和人才培养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遵循,强化政治素养,坚持风险导向,建立协同机制,优化学科交叉,拓宽国际视野。具体来说,通过明确培养标准、创新培养体系、多元培养模式、促进教研联动等具体措施,构建富有创新性和科学性的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体系。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的刑法教义学认定

保护农用地使用的合法权益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关键入罪要素——“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的准确认定却还存在诸多争议,主要表现在土地性质的认定存在双重标准、“改变行为”的界定不清以及“非法占用”与“改变用途”之间的关系厘定不明。积极刑法观的提出对该罪的认定具有积极地指导作用。在积极刑法观理念下,应坚持生态法益原则,厘清“改变行为”的界限,明确“非法占用”与“改变用途”的关系,并坚持以规划地类为标准确定土地性质,准确认定本罪之“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以有效地预防农用地犯罪,为实现“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逻辑与进路:环境刑法中的新生态中心法益观

目前环境刑法法益观主要包括人类中心法益观和生态中心法益观。人类中心法益观因“治理延迟”致使环境刑法处于被动地位,生态中心法益观因“见物不见人”致使环境刑法走向极端。我国环境刑法的完善应坚持新生态中心法益观的立场,扩大环境犯罪的罪名体系,重塑环境犯罪的入罪边界,优化环境犯罪的量刑规则。这既是风险社会中环境犯罪治理早期化的要求,也满足环境刑事司法修复规范完善的理论需求,更符合世界范围内生态法益独立保护的趋势。

论先秦法家平等观的嬗变历程

先秦平等观在当前的学界中有比较多的研究,但关于法家平等观的嬗变研究则稍有些不足。通过对法家平等观的发展梳理后,发现其可分为早中后三个阶段,探讨了三个重要的平等问题。早期的法家主要探讨平等的主体归属问题,中期的法家分析平等的维护问题,后期的法家思考平等的体系化问题。后期法家韩非融合并升华前人的理论,因时代原因也延伸出僵化和专制的倾向。先秦法家的理论主要随着这三个问题的探讨走向完善。

动物资源犯罪认定的逻辑转向:从单层法益观到双层法益观

我国近年来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相关刑事法规范进行了一系列立改废。当前的动物资源犯罪相关刑事立法与司法陷入了悖论式困境:从严惩治导向下犯罪圈与刑罚圈的扩大导致了泛刑法化困境;宽严相济政策下的若干限缩认定措施又存在着诸多实体与程序疑问。困境生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单一偏向。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具有“人本逻辑”的困境,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则具有“物本逻辑”的困境。单层的、平面的法益观难以完成动物资源保护与人类利益保全之间的衡平任务。应当摒弃单层法益观,转向以生态法益为阻挡层法益、人类法益为背后层法益的“阻挡层-背后层”双层法益观。刑法为了保护背后层法益,二者是手段与目的之关系。双层法益观之下,动物资源犯罪的犯罪认定与刑罚考量都需要采用从阻挡层审查到背后层审查的阶层式判断方法。在定罪阶段,如果行为没有侵害生态法益而保护阻挡层法益,就绝对不能将其认定为犯罪;如果行为对生态法益造成了侵害,但定罪处刑不仅无助于保护人类法益甚至与人类法益相冲突,就应具体探寻实质出罪的路径。在量刑阶段,行为人对生态法益与人类法益侵害程度的逐步加深,构成了加重或从重处罚的依据;行为人对生态法益与人类法益补救程度的逐步递增,则构成了从轻处罚的根据。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法哲学思想中的人民理性观

在西方传统法哲学思想中,对理性的不同理解直接关涉到国家和法的基础问题。康德坚持的是形式主义的理性观,黑格尔则对理性做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处理。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认为人们的现实生活及其需要就是法律的基础,从而把理性和广大人民的生活习惯及其利益联系起来,体现了人民理性观。在立法问题上,马克思认为由法律的理智思维方式所决定的立法途径的局限性使得穷人合乎理性的习惯法在法律上得不到体现;在国家中,封建政府官僚的理智思维方式也导致他们只会简单按照法律做事,看不到普通劳动人民利益的普遍性质。这种人民理性观影响着马克思此后的思想探索路向。

新文科背景下法学教育的教学整体观

国家建设“新文科”旨在回应社会新需求,更大限度地推进学科间、专业间的交叉融合,并立足于新时代促进文科发展。法学作为文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统教育教学整体观有所缺失,表现在价值目标定位不清、不注重学科之间的衔接、提倡专业系统分工精细化等多方面。在新文科教育背景下,法学教育必须打破传统部门法之间的知识壁垒,以教学整体观为指导,务实倡导学生自主学习与法学相关的社科人文知识,改革第一课堂对法律知识教育的方法,重视法律技能教育,严格落实第二课堂,重视法律职业伦理的培育。

浅析电影《刮痧》中西文化冲突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增快,各国文化交流需求更加迫切。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国际交往过程中难免出现冲突与碰撞。电影《刮痧》是中西方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小缩影,再现了华裔在美国遇到的文化冲突。本文旨在通过电影所表现的文化冲突对中西方在面子观、朋友观、亲情观、儿童人权观以及法律文化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体现中西方文化共性和差异,并提出中西方文化融合的趋势和必然。求同存异是世界文化交流的基本准则,这样各国文化才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中国职业足球赛场暴力成因及对策研究

我国职业足球赛场暴力事件频发,不仅有损中国足球品牌形象,长此以往也必将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逻辑分析法对2022—2024赛季中国职业足球赛场131起暴力事件进行研究,分析足球赛场暴力的特点,包括:施暴球员各级联赛分布均匀,施暴球员平均年龄大于参赛球员平均年龄,暴力事件与主客场、赛况、比赛时间具有较强关联性,赛场暴力事件具有连锁效应。在此基础上认为,相关法律不健全、体育教育人文关怀缺失、球员赛场心态调节能力较差、赛场内职员观赛视角不佳是当前我国职业足球赛场暴力事件多发的重要成因。针对这些原因提出现阶段减少赛场暴力的策略:加快相关法律建设,加大部门监管力度;重视青训文化教育,提升球员规则意识;增加运动心理训练,提高逆境应对能力;引入先进观赛设备,降低职员误解概率。

析国家主义派的“新法家主义”与“生物史观”

国家主义派所推动的国家主义运动可以说是确立国家“权威”的过程。国家主义派认为在世界大战中及其后 ,国家之间的斗争处于“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新战国时代”。他们认为新时代的国际斗争 ,并不限于军事 ,而是运用了整个国力。为了在这种“新战国时代”维持国家的生命与民族的生存 ,必须再探索新的理论体系。为此 ,国家主义派提倡复兴先秦法家思想 ,以此作为纯中国式的国家主义理论根据 。

论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解读《君主论》

马基雅维里是一位备受争议、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家。他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把政治与宗教和道德相分离并且区分了两种不可调和的道德世界;他的自由观代表着"政治独立"和"共和自治"两方面内涵;他的法律观包含着应然法律和实然法律两个层面;他论证了权力之所以合法是因为权力合乎人性、合乎道德、合乎目的。

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体系纲要

自习近平主政以来,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权理论的新理念、新观点和新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凝结为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最新伟大成果,是人权理论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使人权理论回归到对人本身的研究,重视对人格尊严和幸福生活的保障与发展,特别是强调了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可以概括为:民生人权观、法治人权观、历史人权观、国际人权观、辩证人权观等五个方面。

“方法”称谓之争抑或法律观之争——一场正在兴起的有关捍卫司法领域法律自足性的争论

目前中国法学界有关法学方法抑或法律方法称谓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有关捍卫司法领域法律自足性的争论,虽然两者在"根据法律的"、"司法领域的"、"法律内在视角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等基本立场都是相同的,但两者所持的法律观明显有差异。需要指出的是,捍卫司法领域法律自足性的立场只能是"法律"的立场,而非"法学"的立场,有关方法称谓争论的背后实际上是在进行着法律观的争论,可见,"方法"称谓的争论所引发的是方法论的争论以及法律观的争论,由此,这场"方法"称谓的争论可能会催生出中国法学流派化的法学研究现象。

当代法哲学视域下的墨家法律观

当代法哲学视域下,墨家法律观首先在事实性的有效性向度上,认定和证成了法律的文本性、符号性、行动性、规则性、规范性、普遍性以及强制性等事实性的张力;其次,在法律有效性的规范性向度上,墨家以法为天,认定法源自于天,法是天的根本意志的体现,而天的意志的实质乃是--具有正义、平等、实践三个显著特点的--兼爱利民;其三,在交往理性的向度上,墨家把法的产生和生成、法的有效性及其实现,置于"从事"、"说书"尤其是"谈辩"的世界里,提出了语用谈辩的交往法律观:把法的有效性标准及其检验看作是,透过"古者圣王"、"百姓耳目"、"百姓人民"中的谈辩--即经过多主体的交往理性,而达成的"中效"或"共识"。墨家的交往法律观主张通过多主体之间的平等"谈辩",来化解"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实现"兴天下之利"的良性互动。

侦查学史视野下的我国侦查法制化探讨

侦查作为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活动,虽然在打击犯罪,维护统治,保护人民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天然带有暴力性和侵权性,由此必然呼唤法制对其进行规制。侦查学科的发展历史与其说是一个学科成熟的过程,倒不如说是促进侦查法制化的进程,侦查学科研究的每一步发展无不伴随着侦查法制化的身影。为此在侦查学史的研究视野下探讨我国侦查法制化的演进。

俄罗斯主导法律观的演变及当代变革

在俄罗斯法治进程中,受国家制度变革的影响,不同时期主导性法律观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从十月革命前到苏联时期,再到当代俄罗斯联邦,主导性法律观在历时态上展现出一个演变过程。宗教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十月革命前法律观念,政治因素则成为苏联时期法律观念的风向标,当代俄罗斯受理性主义法律思想的影响,社会因素成为法律观念考虑的主要成分。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当代俄罗斯法律观根本性的转变,基于理论基本立场变化,法律工具论色彩淡化,法律的阶级属性让位给社会性,人本化的法律价值取向正在形成。

整体性理解习惯法——围绕彝族的文化观念而展开的法律人类学讨论

近年来,从人类学视角对中国习惯法进行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但是对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理论分析框架还囿于功能论的视角,对于法律与习俗的关系、国家法与习惯法之间的互动缺乏解释张力。以彝族习惯法为例,强调作为一个民族其文化的整体性,并以彝族的人观为基础,关注到个体在承继习俗和进行实践之间的创造性作用。试图以此完整而没有偏见地理解彝族习惯法,探求如何整体性理解少数民族习惯法这一问题,从而获得有张力的解释。

法律文化研究中的人性观思考——以中西之比较为视角

不断地开放、明晰法律文化论域中的核心、根本问题是在法律文化理论运用过程中,增强研究者的自觉性和自悟性的一剂良方。中西人性观应是法律文化中的此类问题。因此,人性观为法律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它如同解剖学意义上的一个切面,这种视角的引入比单纯将法律文化归类、进行类别上的比较之于研究可能更具客观真实性,而且还可防止"影射"和牵强附会的产生。

当代中国主流法律观及其深度融合——兼及法律方法论的实践功能

从现象学角度来看,法律显现自身的活动与过程具有一种"构成"的性质。在法律实践中,各种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历史文化因素不断获得规范性整合而使法律获得旺盛的生命力。通过梳理和分析当代中国主流法律观及其深度融合之可能,可以发现更为适合中国法治路径的法律观应当是来自基于现象学的规范法学,而法律方法论则是实践法治必不可少的技艺。

作为一种“国家法与非国家法多元互动”的全球化进程——对“法律全球化”争辩的中立性批判

中国法学界的"全球化论辩"可以从"肯定"与"否定"这两种态度加以分析。以"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区分为参照性判准,可以发现,"反法律全球化"论者与对"法律全球化"持肯定态度中的"唯法律全球化"论者其实都处在着同"去国家化"相关的"法律一元论"这一层面上,只不过前者主张的是"国家法律一元论",而后者主张的是"非国家法律一元论"。"法律全球化"是一种在全球层面上展开的包含"法律国际化"的进程,是一种从"国家法律一元论"走向"国家与非国家法律多元论"的开放性进程。中国法学论者之所以尊奉"法律一元论",实是因为教条性地尊奉"法律的唯国家意志论"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个经典论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