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民初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形塑

学界普遍认为《大清现行刑律》民事部分的效力由1912年4月3日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决议所确立,但梳理史料却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原因在于,该决议由南方政权作出且并未被北洋政府承认,故民事法源的空白未在立法层面得到解决。“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确立,离不开大理院在“司法兼营立法”过程中的塑造。民初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大致经历了通过《大清民律草案》的尝试与挫败、大理院确立“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地位、剥离《大清现行刑律》刑法属性及该律地位的巩固等阶段。纵观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自清末兴起的“诸法合体说”起了关键作用,大理院根据该观点将《大清现行刑律》区分为不同的部门法,既解决了“无法可依”的困境,又避免另立新民法将会遭受的阻力。

从变更诉讼请求的释明到法律观点的释明——新《民事证据规定》第53条的法解释学分析

当事人所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法院的认定不一致时,原《民事证据规定》第35条注重纠纷的一次性解决,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新《民事证据规定》第53条更为关注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防止突袭性裁判,要求“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实务考察发现,新《民事证据规定》第53条的适用呈现出不同形态:一种表现为消极防止突袭性裁判,另一种则在程序保障的同时积极谋求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从防止突袭性裁判的核心目的出发,应将新《民事证据规定》第53条定位于法院的法律观点释明义务。具体适用中,应在防止突袭性裁判的同时,兼及纠纷的一次性解决。

马克思生存哲学视域中的人本法律观

马克思生存哲学通过对实践的解读,揭示了现实的人是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理想社会的终极目标。人本法律观作为一个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法律服务于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理论体系,是法律价值论、本质论、方法论的有机统一。西方人本法律观表现出一定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人本法律观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并超越西方人本法律观。人本法律观要求我们在法律实践中应当确立人本立法观、人本执法观和人本司法观。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解读安乐死

“安乐死”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由于涉及到种种道德问题,安乐死在我国难以取得合法地位。我国儒、道两家代表的传统生死观对死亡价值的肯定和重视,为安乐死的合法性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及其对我国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启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使人们意识到环境问题不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调问题,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失调的直接结果。环境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目前我国许多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仍然处于"浅绿色"阶段。美国环境正义运动以及随之而发生的环境观念变化揭示,我国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当尽快地从"浅绿"走向"深绿",才能更好地指导我国环境保护实践。

司法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批判

司法对转型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研究司法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既有的关于司法的研究方法有四种,这些方法作为研究进路各有利弊。情境论主张整体、同情地分析研究对象,但缺乏价值上的超越意识;政法传统中的方法看到了司法背后的政治因素,但忽略司法独立性的价值与实在法对司法的意义;规范法学主张在制定法建构的法秩序中来研究司法,对规则多元与实质正义取向传统的忽略,是其最大的不足之处;回应型司法研究认为司法需要与社会互动、回应社会需求,但与社会过多的互动可能会消解法律权威,导致司法主体性丧失。对这四种研究方法的分析、反思与批判,对司法研究的推进具有基础性的理论意义。

评析沈家本与清末修律

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近代法律改革,是在沈家本的统领下完成的。这次改革是在考察了中国固有法律的沿革得失,研读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文化传统,大量删改了清律中落后与野蛮的部分,制订出一系列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典法规,一举打破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律体系,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本文着重阐述沈家本在此次修律过程中所持的法学观点和修律主张。

非人类存在物法律主体资格初探

现代生态伦理观将彻底改变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 ,人类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不断得到扩展。这是历史的必然 ,具有革命性、科学性 ,也是对法学理论的创新和超越 ,对传统民法的突破 ,它以新的法哲学理念为坚实基础 ,是现代环境保护的必然要求 。

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法制特色的分离与契合——以古代民本法律观向当代人本法律观的转换为视角

从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法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的契合有利于各自的发展,而两者的分离有损于各自的发展。中国古代民本法律观重视民众力量,但忽视了个人利益。而当代中国人本法律观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注重保障个人权利,力图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法制特色的真正契合。

试论《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的法哲学观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 ,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系统的纲领性文献。本文主要论述了《共产党宣言》中四个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观 :法制统一观、法本质观、法价值观、法运动观。目前 ,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因此 ,探讨《共产党宣言》

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法理统一性

法本质观是解读党法关系的法理基础,准确把握党法关系必须坚持正确的法本质观。以阶级性本质论、社会性本质论、人本性本质论、本质虚无论和马克思主义当代法本质观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比较分析、归纳总结等研究方法,分析探明了各类法本质观对认识党法关系的影响。研究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是超越其他法本质理论并且符合中国实践的科学理论,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的逻辑框架下,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以人民根本利益为纽带的本质统一体。

非人类存在物法律主体资格初探

现代生态伦理观将彻底改变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人类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不断得到扩展。这是历史的必然,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是对法学理论的创新和超越,也是对传统民法的突破,它以新的法哲学理念为坚实基础,是现代环境保护的必然要求,是现代环境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晚清时期英美传教士的中国法律观

晚清时期,英美两国来华传教士的作品中保留了丰富的中国法律史料,内容涉及法典演变、刑法、民事法制、诉讼法制以及行政管理法制等多方面,反映了当时英美人士对中国法律的总体观念。在传教士看来,中国法律具有家族本位、严刑酷法、司法腐败、集体连带责任、激进思维等多种特点。这些观念对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指导今天的法律变革和法治建设都具有启发意义。

法律实证主义的多重转向

法律实证主义是20世纪西方三大主要法学流派之一,同时,它又是一个多变的、不断发展的法学流派。其在发展过程中曾出现了多重转向:从科学主义到诠释学的转向、从"坏人视点"向"好人视点"的转向以及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转向。虽然法律实证主义经历了多重转向,但仍然没有自我解构。

法律责任歧见剖析──与李颂银先生商榷

文章批评了“李文”对法律责任的误解，认为：“传统法理学”在法理学界并不具有明确的涵义；法律责任不是一种关系，而是一种实体，以法律责任作为构建法理学的基石范畴也存在诸多理论问题；法律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权属于法定机构，而不属于其他社会主体。

德治与法治:中国先进法律文化的前进方向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资源有积极成分 ,也有消极成分。注重道德在法律秩序维持中的运用属于前者 ;过分依赖道德而轻视法律的作用属于后者。这种消极因素是导致我国法制建设走过条条弯路、遇到重重障碍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过程 ,同时也是她跟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这些消极因素和消极影响作顽强斗争的过程。斗争的成果一个是“法治” ,一个是“德治”。“德治”的及时提出真正透视出了共产党人的理性法律文化观 :重视法律但不过度迷信法律 ;信赖道德但不过分依赖道德。这种成熟的现代法律文化观 ,代表了一种先进法律文化的前进方向。它能够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并保持坚强的战斗力和顽强的生命力。认识到这一点 ,可以廓清对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法制建设问题上的一些歪曲认识。

切实转变观念,加强中小学生法制教育

中小学生法制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我国中小学法制教育中还存在不少误区。切实转变观念,提高学校对法制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加强对中小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关键。

近现代科学中的重大成就及其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影响

科学技术和科技教育是一个民族兴旺发展之源,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从历史的角度,回顾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可以使我们当代人聪明起来,了解人类的发展史。

古代两河流域牛法初探——以苏美尔牛法为中心

古代两河流域牛法是美索不达米亚所有与牛有关的法律的总称。以苏美尔牛法为中心,有助于考察古代两河流域牛法的内容、性质及整体特点。这一时期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成文法体系,处于从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过渡阶段。牛法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引导人们行为的作用,体现了法律的正义性。

法律观点释明的本土化——“新证据规定”第53条的逻辑意旨解构

“法律关系性质”和“民事行为效力”的释明问题在法律实务处理中一直处于晦涩不明的状态,《新证据规定》第53条对此问题作出了一般性回应,造就了我国法官释明的理论从“一般性法律释明”至“法律观点释明”的演进。由于庭审中法官对当事人的告知界址仍难以框定,导致了司法实务中法官审判权的弱化和释明程序的谦抑化,甚或法官释明选择权的扩大化和释明程度的逆向化。为进一步扩大法律观点释明制度的适用,未来对法官释明范围“遗留性”问题的修复,仍应以法官中立为中心,将防范突袭裁判和纠纷的一次性解决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