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研究中的中国智慧

新时期,中国法学研究应深谙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与逻辑,以中国法学和法治的中国智慧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中国法学研究总结并体现中国智慧,应当始终保持科学的立场和方法,坚持文化自信自强、自我革命、系统化思维、守正创新和问题导向,同时更应关注乡村振兴、公共法律服务、社区治理等伴随法治发生的重大社会实践。

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生态法律制度及其启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法律制度。传统儒、道、墨等诸子百家以及古代文人的思想主张中均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内核,体现为天人合一、物吾共生的整体观,天地有节、取用有度的节用观,兼爱万物、生生不息的博爱观。在生态法律制度建设层面,西周以降的历朝历代大多注重通过专设环境保护机构、拓宽环境保护要素、实施严刑峻法等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当下,中国古代生态治理文化精髓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即坚持整体性治理思维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落实节用爱物观助力绿色可持续发展,贯彻最严法治观以筑牢生态治理的法治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中的共同体智慧探赜

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以精要的思想,构筑了“其视天下犹一家”以家国一体为理念的共同体文明,凝聚了丰富且厚重的共同体智慧。其中,家族法、国家法、天下法分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中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体现;“德礼为本,政刑为用”是对中国古代共同体维系准则的精炼总结;“伦理亲情,德法共治”是中国古代共同体智慧的现代镜鉴价值的高度凝练。

公道是否是一种更高的正义——基于《尼各马可伦理学》V.10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提出了“公道”这一概念,认为公道是对法律正义的纠正,由此引发了后世学者对于公道与法律正义之关系的不同解读。例如,莱顿(W.von. Leyden)认为公道对法律正义的纠正体现在公道是一种独立且高于法律正义的标准。雅克(Bernard Yack)反对这种解读,认为公道和法律正义不是彼此独立的两套标准,公道依据立法者的精神对特殊案例进行变通处理,不能被称为更高的正义。根据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分析,雅克的结论仍有强化的空间。公道对法律正义的纠正源于法律本身可能存在的错误和缺陷,而这背后隐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复杂性”这一贯穿全书的线索。通过梳理这一线索,可以得知人类行为的特质使法律体系无法拥有几何学式的精确性,始终需要公道来纠正,公道不会凌驾于法律之上,也不会因法律体系的日益发展而丧失作用。

基于实践智慧的法律修辞

法律修辞固然无法离开逻辑的牵引,这是法律内在秩序的需要。但修辞毕竟是修辞,它具有超越于逻辑的审美诉求。法律修辞具有情境主义的基本特质,而在特定的情境中修辞本身必须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这将意味着实践智慧的登场。基于实践智慧的法律修辞具有经验的内在规定性、向善的品质及中道辩证法的属性,这是法的实践本性所预示的法律修辞的重要属性。正是由于实践智慧的修辞学立场,中国法律修辞学的建构需要返向传统,探寻历史深处的法律智慧形态,认真挖掘传统中国的法律修辞资源,推动当代中国法律修辞实践形态的完善与发展。

法律方法的概念及其意义

对法律方法概念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它是建立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法律方法是方法论中的特殊领域,其特殊性表现在法律原则、规则与程序本身就是维护权利、保障秩序的方法,所以法律方法是"方法"中的方法;法律方法既强调了对法律规则与程序权威性的尊重,又必须是对规则的灵活与智慧地运用。各种法律方法,我们在对其研究的时候是单独的方法,但法律人运用的时候却是综合性的,从这个角度看,法律方法的实质是法律思维方式。

对司法经验与智慧的遗忘——当代中国法律解释学研究的境况之一

当代中国法律解释学比较偏重于对西方理论的介绍性研究,而忽视对本国司法经验与智慧的研究。这主要表现在对司法过程中所累积下来的案例缺乏系统的研究。我们没有看到:法律解释学不仅要关注法律解释及其方法,更主要的是对已有的法律解释结果的反思。对判决的研究是法律解释学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论公共图书馆的公共责任

公共图书馆承担着保障民主权利、促进社会公平、发展文化公益、提高资源利用等责任。认真履行公共责任是建立公共图书馆合法性基础的重要途径,积极拓展公共责任空间是增加合法性资源的有效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图书馆责任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发展壮大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过程。因而,必须强化公共精神、建立监管机制、提高履行责任的能力,确保公共图书馆公共责任的实现,并在承担公共责任的过程中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民族法律智慧

中国传统民族法律智慧作为中华法系及传统法治资源的重要内容,不仅对中国古代的繁荣昌盛与文化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今天的少数民族法律治理和全面依法治国也发挥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以北朝、辽、金、元、清等朝代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民族法制历经奠基、发展、革新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礼法合治、兼容立法、理性司法、刚性执法等四个方面的经验智慧以及多元统一的时代特色。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民族法律智慧,是当代学人的共同使命。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智慧课堂建设初探——以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为例

相对传统的知识课堂而言,智慧课堂致力于学生的能力发展、人格完善和智慧提升,其根本宗旨是塑造"智慧人"。作为大学生的"思想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应关注学生的思维世界,给予其人生以智慧的启迪和引导,《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智慧课堂建设应坚持"启智为主,传知为辅"的教学理念,通过增设富于启发性的教学环节和布置富于互动性、实践性和思辨性的课程作业来完成。实践证明,智慧课堂教学模式深受学生的欢迎,也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具有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进行教学推广的意义。

转识成智:本科法学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困境与突破

现阶段本科法学教育教学需要继续坚守传统法学教育教学精髓的基础上,结合＂互联网＋＂创新教育教学方法。这需要抛弃短期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坚守法学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统一,系统传授法学知识,本末相顺地进行法学知识教学和狭义的实践教学,避免短期功利性的应付式教学。同时需要改革现有的教育教学管理体制为治理体制,以维护教师的教学、学术尊严和提高教学、教研的积极性;还要实质地开展法律诊所教育,变理论为实践,确保知识教学和狭义实践教学琴瑟和鸣形成转识成智的合力,在不断改革供给侧结构的背景下,高校能够培养出高素质的复合型卓越法律职业人才。

论法律人才的评价指标

合格的法律人才必须具备熟稔的法律技能、高超的政治智慧与高尚的法律人格。法律技能主要包括识记技能、理解技能、表达技能和运用技能等四项指标;政治智慧主要由正视现实、审慎妥协与循序渐进等三项指标构成;法律人格可以分解为良好的道德、正确的世界观与坚定的民族信念等三项指标。

从“娱乐宝”看互联网金融创新中的法律智慧

娱乐宝是阿里巴巴集团首创的互联网娱乐投融资平台,其创新与发展轨迹,处处折射出法律层面的深思熟虑,充分展现出娱乐宝创新团队的法律智慧。研究发现,市场主体的法律素质分为四个层次:法律意识、法律知识、法律思维、法律智慧。由于金融创新往往构成对现有法律的突破,面临诸多法律障碍,法律智慧因而成为市场主体开展互联网金融创新不可或缺的致胜利器。在互联网金融走向法治化的过程中,市场主体法律智慧的内涵包括:以开阔的法律视野设计前瞻性的交易法律架构;主动拥抱监管而非追求监管套利;推动规则发展而非规避法律法规。

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现实矛盾与破解路径

《社区矫正法》和《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颁布实施之后,社区矫正工作进入了法治化阶段。社区矫正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重刑监管与教育帮扶的矛盾,社会力量依赖与社会发育不良的矛盾,矫正需求广泛性与矫正项目匮乏性的矛盾,智慧矫正与人文教育的矛盾,制度"内卷化效应"与社区矫正创新的矛盾。社区矫正工作要遵循法律原则和立法内在精神,转变工作理念,压缩社区矫正的权力逻辑,拓展社区矫正的自治逻辑,平衡智慧矫正与人文教育的关系,建构以矫正教育为核心的社区矫正工作架构和矫正教育体系,建构社区矫正机构和社会力量的合作平台,形成矫正教育和社会帮扶的共同体,实现社区矫正的法定目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探讨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秩序大转型,维护人的生命安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根本前提,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本底线,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辩证。必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法变革,国际法律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国际法律共同体是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式,以推进联合国改革为契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提供法治保障。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以特色大国外交推动国际格局新构建,为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发挥表率作用,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向世界展示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

尚贤与尚功:儒家与法家人事管理思想比较

如何选拔优秀的行政人才是人事行政中的重要内容。先秦儒家与法家分别提出了尚贤与尚功的原则。尚贤与尚功不仅反映了两家在人事管理思想方面的差异 ,也反映了两家理论出台的背景差异及根本理论旨趣的不同。

我国海上构筑物信息系统建设现状与法律问题初探

海上构筑物信息系统建设作为海洋产业智能化、信息化的重点项目,是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柱。当前国内外对海上构筑物信息系统的概念尚未明确,在综合各类资料和相关定义的基础上指出海上构筑物信息系统是为协调用海活动、实现用海目的而搭建或布放于海域内,对海洋信息进行收集、存储、分析和处理的技术装置。它的产生依托于我国海洋管理部门的机构改革,是当前我国海洋信息化与“智慧海洋”工程的必然产物,并因其布放和设置等特殊性而受到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双重规制。基于此,在结合海上构筑物信息系统建设的相关概念和背景的基础上,分析其所存在的法律问题,并从发展的角度为我国的海上构筑物信息系统建设提供些许建议。

建设性后现代的有情法(下)

后现代主义是直至上世纪90年代才进入法学领域的,它不仅挑战了现代法的自主性、普适性、中立性,揭示了现代法的道义缺席、不确定性和独断主义,而且还探究了作为现代法律哲学基础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还原主义以及非道德主义,并对之一一进行了解构。尽管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法律的挑战和批判不乏偏激处,但它的重大理论意义是不容抹杀的,尤其是建立在第二次启蒙基础上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为我们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提供了方向。本文所提出的"建设性后现代的有情法",旨在最大限度地将东方审美的(和谐的)秩序感和西方理性的秩序感整合起来;它以尊道德、尚和谐、重情义为诉求,因而又可称为有道法、贵和法和有情法。有情法虽然讲情,但并非枉法,它实质上所追求的是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是中西智慧、现代与传统智慧的有机整合。这条路如果走通了,不仅将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对于世界司法事业也将是一个巨大贡献。

基于雨课堂的"中国法制史"教学设计与评价

传统的"中国法制史"教学存在教学内容庞杂、双向互动缺乏、形成性考核量化难度大等诸多问题.将雨课堂的智慧教学手段运用于"中国法制史"课程,通过课前准备、课堂讲授、课后拓展三阶段教学设计,可以合理安排授课内容、实现教与学的良性互动、构建公平公正的形成性考核体系.

儒家理想人格的当代启示

儒家理想人格,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追求理想的人生境界和终极目标的一种理想人格,其基本内涵包括仁、义、礼、智、信。很明显,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所提倡的"仁者爱人"、"义礼为先"、"智信合一"的思想,不仅于当世有益,更对当代法律人品格塑造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