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观与“五四宪法”的政权建构

权力是宪法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对权力的不同认识造就了不同的宪法。中国共产党将权力的本质理解为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并将这种权力观写入了“五四宪法”。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人民要通过革命夺回权力,通过选举将权力交给人民代表大会。出于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权力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集中于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一元化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反对分散最高国家权力的“三权鼎立”和“两院制”。在权力的分配上,“五四宪法”坚持国家权力的统一性,但允许对法律权力进行类型化和职权分工。不过,由于缺乏对权力失范的防范意识,“五四宪法”没有很好地解决权力制约监督的问题。加上革命法制理念的冲击以及未能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问题,“五四宪法”未能真正做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对权力的理解、表达、组织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为现行宪法所继承和发展,而它在权力制约监督方面的问题最终在现行宪法中逐步得到解决。

论政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政治解读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是目前理论界和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对我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及改革创新党的执政方式是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前提和重要内涵。解读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政党执政能力的论述,总结中外执政党发展的规律,现代执政党应着重提高五个方面的特定能力,即民意代表和利益整合的能力、依法执政和治国的能力、信息汲取和筛选的能力、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能力和驾驭竞争性选举政治的能力。

新时期我国政府能力建设的意义与任务

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能力不仅是继续推进现代化战略的必要条件和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战略资源,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领域。新时期的政府能力建设应该适应行政环境的新特点、新变化和新要求,根据政府能力的现状,不断提升能力总量、优化能力结构和加强能力运行控制。通过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致力于塑造一个强大政府,通过能力运行控制致力于塑造一个以公共利益依归的民主政府。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时代图景(1949-1966)——马列主义方法论在法律史研究中的表达与实践

1949年后随着教育界的院系调整,中国法律史学科几乎全面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在学科建构的层面而更名为"国家与法权历史"或"国家与法的历史",同时确立了以阶级分析为主导的研究方法,实现了中国法律史学科在方法论意义上的转变。但是阶级分析方法在具体研究中的唯一化和教条化运用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法律史学科研究的僵化。当时的研究境况给当下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

权力本位:司法解释权运行状况之分析

中国司法解释权的运行具有明显的权力本位特征:强权、越权和集权。要改变这种状况,可从三个方面着手: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奉行权利本位;在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实行权力制约;在权力意志与审判经验之间,注重知识积累。

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建构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一战线所具有的广泛性、全民性及其他一些特点。统一战线的这些特点,凸现了政治合法性的人民根源性。中国共产党作为统一战线的当之无愧的领导者,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统一战线作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现实社会基础,既有理论又有历史依据。中国共产党创设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形式和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一系列保障和完善统一战线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是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现实社会基础的实现机制。

试论法律对自由的确认与调整

人们通常说，法律是自由的保证，其实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只有在法律确认了自由的条件下，法律才是自由的保证。法律要确认自由，必须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界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防止人们相互对自由的侵害；二是界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防止国家权力对自由的侵害。而后者较前者更为重要。但是，国家是完全可以井可能为保证个人自由而限制其本人的自由的，而且这种状况正在扩展。为保证国家权力的合理运用并保证个人自由，该文阐述了相关的法律调整方式与原则。

基于政治认同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政治认同即合法性,是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核心构成要件,也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考量指标。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须应对因民主缺位、功能错位、价值断位、集团越位而可能萌生的合法性危险的挑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是通过切实推进民主发展、准确定位执政功能、创新传统意识形态、提高制度设计正义性等多重路径建构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执政安全的关键一环,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着力点。

论刘少奇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贡献

刘少奇关于执政党建设的论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经验,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少奇关注党的自身建设,其党建思想具有广泛性、实践性特点,开启了思想理论建设的新航程、丰富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探索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路径。这不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而且对解决当今党的两大历史性课题、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国家教育考试机构法律地位研究

国家教育考试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人们对国家教育考试机构法律地位的认识并不明确。从国家教育考试机构的起源来看,它的设立与运行具有正当性的权利与权力基础,它的法律地位应定位为管理者、被监督者、服务者和契约主体。国家教育考试机构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在实现行政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同时,注重考试管理权与实施权的适当分离。

我国法治实现的传统法文化阻力

文章认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阻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儒家学说的内核与法治的精神相冲突，中国传统法文化体系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限权思想，中困传统法文化中法律与政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混同，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中的关键。

罪刑法定原则与人权保障机制的完善

罪刑法定原则是人权保障价值偏一的选择,是商品经济及国家与社会二元化发展的结果,它的贯彻实施需要一系列人权制度作保证,要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罪刑法定的观念,需要极力张扬刑法人权保障的功能,建立一系列人权保障制度。

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探源

中国古代的君权合法性包括王朝的合法性和君主自身的合法性。早期国家的出现也就意味着王权的诞生,君主制度的建立,君权合法性论证的开始。君权合法性理论随着君主制度的发展而发展并逐步完善,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王朝"正统"观和以"天命"、"道德"、"民意"为支撑的君权合法性论证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权力重构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配置模式将产生体系性影响。"多中心治理主体"、"合作式治理模式"需要发挥不同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在地方政府职责中应更加强调服务职能的完善。所以在地方政府权力的横向配置中,要求重新划分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权力范围,并且推动三者间关系的法治化。但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间"上下同责"、"上下同粗"的权力体系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权力的多中心横向配置,所以各级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分权以及增强基层政府的自主权成为地方政府权力重构的首要任务。此外,国家治理体系对行政法学的基本原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道路上,应更加强调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的行使,防止各级地方政府恣意逾越横向、纵向的权力边界。因此,法律保留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的价值将会更加凸显,而相关立法也应当更加完善。

美国核电安全与法律规制

日本强震引发的核污染事件对全球核电安全管理敲响了警钟。美国是世界的核电大国,多年来运行着一套全面、协调、成熟的法律规制体系,其系统化的法律法规、易于操作的法律制度与权威高效的职能主管部门,在保障全美核电安全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运行法律规制体系与经验做法对我国核电安全发展也是很值得借鉴与参考的。

论检察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

检察权的实质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检察机关行使的国家法律监督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是检察权的理论基础,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是检察权的直接来源。检察权的行使和运行必须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他人民团体、公民等社会监督,检察权是由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的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现行宪政体制中,国家权力结构体系呈一个立体三角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位于三角形的顶端,居于最高位置,检察权和国家行政权、审判权一道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它负责。

国家权力法治化与行政许可监督基本理论反思

我国的宪法与行政许可法确立了对行政许可权的监督体系,从而为从宪法框架内厘清行政许可权力监督结构体系提供了基础。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之后,理论与实践上行政许可的权力运行与监督仍旧存在诸多的问题。行政许可权关涉着国家的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运行,并可保障行政许可制度有效实施。因此,有必要以国家权力法治化为研究框架来对行政许可监督的基本理论予以反思。

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危机管理中的若干重大关系

抗击 SARS的胜利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壮举。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无疑意义重大。本文就以下重大关系进行深入的法理分析与反思 :正当性与合法性、权利与权力、国家与社会、国内与国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本文的结论是 :1、必须把危机管理纳入法制轨道 ,保证政府各项措施的合法性 ,用合法性整合正当性 ;2、政府权力应当保障并服务于公民权利 ,权力的行使必须以保障人权为出发点与归宿 ;3、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两种积极性 ,构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 ;4、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充分分享国际资源 ,并善于利用国际法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4、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互相影响和渗透的 ,同等重视和利用它们进行社会管理须臾不可或缺。

关于社会公共经济利益法权表现形态的思考

一部法律往往不是就保护单个特殊的利益而设定规范,通常是突出其法益目标,兼顾其他利益的平衡。不同性质的法律,法益结构不同,利益的法律表现形式亦存在较大的差异。社会公共利益仅表现为消极的法益不足以充分实现。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应有两种法权表现形态:国家经济权力与社会公共经济权利。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只有上升为法权形态才能通过不同领域法律制度的构建,保证其充分地实现。

尊崇与戏谑:国家领导人“代言”广告分析

广告通过国家领导人与产品关联的阐释,将国家领导人特有的符号意义和符号价值传递到产品上,为产品及其品牌重新定义,以实现权力和价值的移植。权力崇拜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潮流为此类广告提供了传播沟通的语境,广告中对权力和权者的尊崇与戏谑构成一道政治文化景观,折射出社会文化的丰富多元。但此类广告也易引发政治性摩擦,存在游走于法律边缘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