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公益诉讼中的调查核实权

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治理秩序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内容和途径。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公益诉讼法律监督职能的必要手段,保障和服务公益诉讼的顺利开展。检察公益诉讼中的调查核实权作为一项基础权力,虽具有非强制性和有限性,但具有一定的刚性和权威性。为更好地贯彻二十大精神,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应对公益诉讼不断发展的现实需求,应积极配合公益诉讼立法,在立法中对“调查核实”这一检察公益诉讼的核心环节加强规范,对调查核实权的属性、权力边界和运用程序予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环境监察委托制度的法治化新探

环境监察委托法治化目标的实现存在专门规定空白、既有规范兼容性不足、配套力量支持不够等障碍。改革者应从规范内容与效力层级两个视角发展专门法规;采取保护商业秘密、构建专属委托制度、完善受托主体的监督权限规定等举措,弥补既有的规则漏洞;通过专业人士吸纳、培训与考核机制的完善等途径,充实人才储备;有必要以环保优先理念发展配套管理体制,达致改革的精细化效果。

论公共权力监督的有效性

公共权力的一个基本悖论是公共权力的个体行使。由于公共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有效监督不能把官员假设成"人民公仆",而应将其假设成"贪官污吏";有效监督的条件必须是直接监督、独立监督、有权威的监督。我国公共权力监督失效是由于监督形式多且流于形式;各学科所推崇的"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以社会制约权力"范式都存在一定缺陷。一种新的"合力监督论"值得研究。在我国,要使监督形成合力,一个有效途径是使监督法制化,即尽快制定《监督法》、《反干预法》和《信息公开法》。

公共权力的法学阐释

因为公共权力本身容易导致腐败的特性,对公共权力给予必要的限制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要想对公共权力的限制能够有的放矢和真实有效,就必须对公共权力概念本身给予解析,显现其构成要素。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在法律上,公共权力首先表现为强制力;其次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是一种不能被抛弃的权利;最后公共权力的内核是一种易异化的法律义务。而造成公共权力腐败的原因正是因为它的核心要素是一种易异化的法律义务。

以“管办分开”理顺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公立医院治理改革剖析

上海市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申康"董事会,形成了多部门的联合治理,实质是对公立医院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管权的重新构建。"申康"作为非营利性事业法人,体现了公共部门治理的特征,规范了公立医院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职能和权限。"申康"与市级医院的分权仍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范围内的公立医院自主化改革,"申康"和政府部门的分权则是法人化改革的探索。"申康"的设立,为厘清管办分开和政事分开的思路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

中国土地利用法律中的公共参与

研究目的:分析中国土地利用中的公共参与现状,认识公共参与的重要性。研究方法:通过法律文本分析和案例分析,建立由"法律明确度"和"结果拘束力"组成的分析框架。研究结果:改革开放30年,中国对土地利用中的公共参与进行了很多实验,取得一定成就,法律规定也在完善,但还存在着不足,比如公共参与的结果不具有很强的拘束力,法律规定的程序存在很多的缺陷等。研究结论:完善公民在土地利用中的公共参与程序,赋予公共参与以明确的法律效力。

论教育惩戒权的法律边界

教育惩戒权入法已在各界达成共识。但教育惩戒权作为一种公权力,当边界不清晰、缺乏有效的规制时,其行使就存在潜在的越界风险。因此,确立教育惩戒权的关键在于明确其法律边界。教育惩戒权的法律边界包括权力之间的内部边界和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外部边界。有效防范教育惩戒权的越界,一方面,要明确规定教育惩戒权行使的主体、适用范围及适用条件,以使教育惩戒权区别于其他权力;另一方面,要明确惩戒的具体形式以及惩戒权行使的原则、程序,防范在教育惩戒权行使过程中对学生合法权利的侵犯;同时,还要建立教育惩戒权的监督、救济机制,以应对越界的教育惩戒权。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权法治化的三个维度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权法治化是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法治化的基石。应从三个维度完成其法治化:一是以法治的方式厘清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权的边界,确保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权正当行使;二是以法治的方式规制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权,将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权"关进制度的笼子";三是以法治的方式合理划分政府间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权与体育事权,保障政府向公众提供高质量和充足的公共体育服务。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与其职责的冲突与协调

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对于加强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时,却与其承担的审判监督职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这种冲突具体表现为双重身份的冲突、角色性质的冲突以及价值追求的冲突。这三类冲突不仅影响了民事诉讼结构的平衡,更影响到了民事审判结果的公信力。因此,亟需通过限制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相关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调整其履行审判监督职责的时间等,以构建合理的制度来协调上述冲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作用。

论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对中的政府职责

政府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对中处于主导地位,被赋予广泛的应急管理权力。对于政府而言,职权与职责是统一的:一方面,政府必须行使其职权;另一方面,行使职权过程中应遵循一定的法律原则,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方面取得成就的同时,在协调机制、行政强制措施的规范、行政征用的补偿、行政处分与行政赔偿的法律责任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进一步完善。

从高等学校权力为本到学生权利为本——对公立高等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分析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从新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可以看出,高等学校权力与学生权利之间的内在结构和制约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依法治校”的原则得以提出,学生的实体和程序权利得到明确,高等学校的处分权和校规制定权受到规范,“高等学校权力本位”开始向“学生权利本位”转变。这一变化正是与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发展相契合的。然而,在高等学校的校规制定权和学生救济两个方面仍有问题值得反思。

行政放权与多元赋能:“社会力量办体育”的中国方案——基于浙江省改革实践的案例分析

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体育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情境,以浙江省“社会力量办体育”改革实践为案例,采用探索式单案例研究方法,扎根基层体育治理改革现场,构建“社会力量办体育”的行政放权、多元赋能理论模型。发现:浙江省“社会力量办体育”已形成政策试点、政策创新和政策扩散实践逻辑,基于政府构建改革政策体系、数字技术赋能改革、建立合作治理模式和助力体育强省建设等手段,实现了从行政手段放权、管理技术迭代、赋能多元主体到实现改革目标的改革成效,赋能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社会组织和企业成为举办体育赛事、建设和运营体育场馆、培养体育后备人才、投资体育产业等的主体。提出:强化整体性治理思维,促进体育融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倡导渐进式试点改革,破解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壁垒;提升民众身体素养,夯实民众参与构建“社会力量办体育”的基础;遵循区域性发展差异,打造“社会力量办体育”的中国方案。

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的理论分析

城市房屋拆迁是一个敏感而又普遍的社会问题,广为社会各界瞩目。本文介绍了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并简要分析拆迁制度的法律特征属性,然后着重剖析具有强制力的城市房屋拆迁的理论依据,即社会公共利益,这也是从法律上判断一项具体的拆迁行为是否合法的唯一标准。为规范拆迁,保证政府拆迁主管部门在拆迁活动中正确履行相关职责,应当借鉴有关国家在城市改建中的公共开发制度和广州市的城市房屋拆迁模式,以期建立一套更科学、公正、有效的房屋拆迁法律制度。

论法律监督与我国检察机关公诉权配置的改革

公诉权作为检察权的主要权能之一,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中举足轻重,但是关于公诉权的性质和归属问题,历来争议较大。公诉权的性质界定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公诉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二是公诉权的运作特征和表现。无论从公诉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还是从公诉权的运作特征和表现分析,法律监督均是公诉权的本质属性。公诉权的具体配置和实际运作应当以实现公诉权的法律监督属性为原则和目标。但是,由于司法理念认识上的偏差和立法的不完善,公诉权在权力配置和实际运作中存在着诸多缺陷与问题,导致公诉权的行使未能回归理性状态。针对公诉权在配置和运作中存在的缺陷与问题,应当更新公诉理念、扩充公诉裁量权的范围、增设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健全撤回起诉制度、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权和完善量刑建议制度。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国家公权力监督体系重构

政治体制改革是事关权力运作及其限制问题的改革,因而必须对不同权力的性质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与界定。我国国家公权力及其监督体系结构的现状与局限,主要表现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既是保障和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又是行使立法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且还行使着对立法的监督权,但其对立法的监督权实际被虚置;国务院在行使行政权的同时也有一定的监督权,其中其监察部门的行政监察职权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从而使其监督无奈、无力;在司法权领域,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名实不符且存在着"同体监督"的现象,审判权则面临着独立公正的困扰和反腐败的无力。鉴于这些现实中的不足、局限与弊端,必须从顶层上重新设计好国家公权力运作的体系结构,完善和重塑现行国家公权力监督体系。就此,一是改革现行立法监督体制,实行立法权与监督权的分离,设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并行的"法律监督委员会"承接宪法监督、立法监督和法律实施监督的职权;二是改革现行行政监察制度和检察制度,设立对行使国家公权力人员进行有效监督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同时通过多种法治化机制有效制约和监督监察权的行使;三是对国家监督权的监督则应体现监督的人民性。

我国高校自主权的法律性质及规权之路

高校自主权的法律性质是指这种自主权在法律上公、私属性的界定。高校自主权的源头可追溯至学术自主权、国家教育权和社会教育权,这也是高校自主权在法律上产生公、私属性界分的根源。高校自主权与高校法定之权同为一物,既包括权力,也包括权利。体制改革使我国高校走向"法人化"成为现实,我国高校客观上具有多种法律主体资格。我国法律并非没有设置对高校行为公、私属性的应有关注,"事业单位法人"界面承载着复杂的"法律内象"。具体界分公立高校自主权的公、私职能,设置"角色串通"的防范机制,对于完善我国教育法制,促使高校更准确地履行其法人权利与义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我国公立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的公法规制

当前,在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逐步深化的宏观政策引导下,政府对公立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的"审批式管理"开始被"质量导向"的"监管式治理"取代。据此,公立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的行政规制,正在由"显性"转向"隐性"。然而,这并未改变公立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审权作为行政权的现实窘境,政府依旧将公立高校教师职称评审视为国家"委办事项"。要破解我国公立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规范与保障的一系列难题,必须走出将其界定为"内部管理权"抑或"行政权"的误区。从理想的状态而言,公立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应回归作为学术自治权的本质并被纳入公法规制的视野,进而形塑"国家法"与"大学法"良性互动的"合作规制"结构。

公共道德危机的法律干预——从“范跑跑”事例说起

"范跑跑"事例给国人带来了一场道德大地震,它揭示出我国事实上存在的公共道德危机。公共道德是托浮法律有效运作的境域,二者的辩证关系使法律对公共道德危机的干预成为可能。公共道德与法律的差异性要求法律在干预公共道德危机时必须注意干预的方式、路径和内容,并谨慎控制干预的限度。"范跑跑"事例作为我国公共道德危机的征兆,是我国对公共道德进行反思和推动对话的机遇。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实证研究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期,解决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权力泛滥的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为了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运行,我国陆续公布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自2008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中央政府开始着重展开对行政机关权力的清算工作。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始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以期望通过公开政府权力清单,强化社会监督,推动建设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论我国法律监督制度对当代检察制度的发展

法律监督的本质精神是控权。中国控权型检察制度形成的直接渊源是大陆法系控权型检察制度经前苏联转换的以法律监督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间接根源是中国古代的法典化传统和御史制度所包含的控权精神,现实渊源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选择。控权型检察制度经历了两次发展。第一次发展发生在德国,通过这次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大陆法系特点的以控权为本质的检察制度。第二次发展发生在前苏联和我国。我国法律监督制度不仅全面汲收了控权型检察制度中的合理因素,而且通过法律监督制度,实现了对控权型检察制度的又一次发展。在中国,通过这次发展,以法律监督为本质特点的检察制度不仅全部包含了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制度中"国家权力的双重控制"和"客观公正义务",而且正在形成一种更为全面、更为多元的权力控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