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警政的滥觞——以清末警察立法梳理为脉络

近代警察制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晚清时期,随着政府试图重整政治经济、改良传统统治方式以及向现代政治制度转型,警察制度开始萌芽。在此背景下,清政府仿照西方模式创建了近代警察组织,并着手制定相关法律,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警察立法的先河。警政律法在此过程中逐渐起着协调朝野与列强关系及安定社会秩序的磨合和缓冲作用。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变革之中,政治动荡、经济萧条、民众困苦,加之传统封建制度的固有弊端,警察制度未完全建立,清政府对警察的作用和定位仍处于试探阶段。此外,全国城乡的治安管理仍主要依赖宗法和保甲等地方自治组织,各自为政,难以建立全国统一的警察组织,更未形成以警察基本法为核心的警察律法体系。

清末民初的新闻出版法

清末民初的新闻出版法中有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也有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报章应守规则》属于越权所立之法,法律规则也不完备。《报馆暂行条规》没有规定法律适用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之间缺少一一对应关系,不符合法应明确、肯定的要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法律规范。《大清报律》《钦定报律》是符合立法主体和立法程序的法律,《民国暂行报律》属于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越权所立之法,《报纸条例》《修正报纸条例》《出版法》是不符合行政立法程序的行政法规。

中国国家荣誉制度立法的历史考察(1881-1949)

晚清政府在借鉴西方勋章制度的基础上,颁发了《奏定宝星章程》,开了近代中国国家荣誉立法之先河。其后的民国政府颁发了《勋章章程》、《颁给勋章条例》等系列规范,构建了以勋章制度为基本内核的国家荣誉制度。早期中共政权也制定了英模表彰等方面的条例和规范。中国近代以来诸如此类的国家荣誉立法例,为新中国的国家荣誉制度立法和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启示。

清末商事立法评述

清末统治者为了摆脱困境、挽救危机,使其统治获得一个稳固有力的经济基础,在商业领域,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商事立法.实际上较多地仿效了日本1899年的商法模式。其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力求度过危机,重固统治。清末的商事立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商法貌合神离,它根本不可能冲破封建的羁绊,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轨道。

晚清新式企业创立模式评议

晚清新式企业创立的初始模式是政府主导发起创立和政府发起招商募集创立,清末新政时期私人招商募集创立企业才成为主要方式。洋务企业招商募集过程的股市风潮,促使人们反思企业创立活动中的种种弊端,要求学习西方国家的企业制度,政府立法规范公司企业的创立活动。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晚清民国时期校董会制度的立法进程

晚清民国时期校董会制度经历了从清末民初的法外生存与制度失序,到北洋政府时期的进入立法与权力规范,再到广州、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立法强化与权力转向等发展阶段。校董会制度的教育立法进程受到制度来源、制度试验,以及国家战争、民族主义、教育经费、文化观念、教育权力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遵循着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断裂平衡原则,并借国家政治权力的介入,从民间试验走进国家立法,从制度失序走向制度规范,从制度危机走向制度平衡。晚清民国时期校董会制度的立法进程,实质是政府与学校、社会、教会等多元办学群体的一场教育权力博弈,并在学校所有权与治校权的离合之中,最终完成了校董会权力的合法性转向。

晚清政治变革中的议院与君臣之纲关系论——关于晚清政治变革之可能性探究

议院与君臣之纲从学理层面看势如水火。然而在中西政治文化交流的早期——晚清时期,西方议会在晚清士人囫囵吞枣式的误解下,只是议政机构而非权力机构,由此与君臣之纲有过短暂"蜜月"期。这种特定形式的历史性共存因为隐含着激发晚清政府由腐朽专制转向开明专制的强劲因子,为拯救晚清的厄运创造了一种历史可能。

晚清工商立法与华商权利救济探析

晚清社会,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民族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不断上升,其自身的近代权利意识逐步形成并迅速高涨。晚清政府为了摆脱统治危机,开始提倡发展工商,并实行了"恤商惠工"的政策,工商阶层也实际上取得了和其他社会阶层平等的法律地位。在晚清工商立法运动期间,自身权利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成为民族工商群体的强烈诉求。晚清政府制定和颁布的各项工商法规,客观上改善了传统民族商人权利救济所处的窘境,具有历史进步性。但这种改善,由于受到统治者阶级立场和具体历史条件的束缚,又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晚清民初社团立法的演进探略

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府和中华民国的北洋政府出台了部分针对新型民间社团的法令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社团的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持,有其进步性,但也还存在诸多不足。近代中国社团法制发展的轨迹,基本上是一条沿禁止;以禁为主,有条件部分开禁;无政府状态下的完全开禁;政府选择下的鼓励与禁止的螺旋上升式的轨迹。

晚清民初社团立法的演进探略

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府和中华民国的北洋政府出台了部分针对新型民间社团的法令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社团的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持,有其进步性,但也还存在诸多不足。近代中国社团法制发展的轨迹,基本上是一条沿禁止;以禁为主,有条件部分开禁;无政府状态下的完全开禁;政府选择下的鼓励与禁止的螺旋上升式的轨迹。

清末乡村自治立法的百年回顾与启迪

清代末年的变法修律过程中,曾历经数年制定了数部乡村自治立法,主要包括《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等,开启了中国乡村自治立法的历史先河。这些法律规定了乡村自治的区域、居民及其选举资格、组织机构及其职权、选举、经费保障、监督与救济等内容,基本确立了乡村地方自治的主要制度。清末乡村地方自治立法虽难免其局限性,但在立法模式、立法规划、立法内容和立法技术方面有不少做法值得肯定。

进步与局限:晚清工商立法与民族商人的权利救济

晚清社会,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民族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不断上升,其自身的权利意识逐步形成并迅速高涨。晚清政府为了摆脱统治危机,开始提倡发展工商业,并实行了"恤商惠工"的政策,工商阶层也实际取得了和其他社会阶层平等的法律地位。在晚清工商立法运动期间,自身权利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成为民族工商群体的强烈诉求。晚清政府制定和颁布的各项工商法规,客观上改善了民族商人群体权利救济所处的窘境,具有历史进步性。但这种改善,由于受到统治者阶级立场和具体历史条件的束缚,又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论清末商法的实施及其效果

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存在独立的商法制度。制定私法性质的商法是晚清修律的重要任务之一。清末商法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商事立法,在近代法制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对清末商法的实施机构、清政府对商法的贯彻施行、民间对商法的遵守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研究。清末商法的制定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末社会经济的发展。

船舶航次租用的本质是“租”不是“运”

以租船实务视角,于海商法修正之际,思考航次租船合同之定位,从而应用历史研究;从海商法溯源之清末民初海船法、德国及日本海商法制研究、国内外文献对照、国际货物运送公约之排除适用,再以实际业务之异同比较,得到航次租用合同不应并入班轮货物运输合同的结论。提出航次租用合同应自货物运输合同抽出,与光船及定期租用合同并入船舶租用章的建议。

略论清末的商事立法

清末的商事立法是清末法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法律从形式、体例到内容都具有创新性,符合中国法制近代化的需要。清末的商事立法具有盲目照搬西方立法成果、脱离具体国情、应急等不足,并未发挥实际效用,但这些立法成果是此后中国商事立法的基础,在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略论晚清法律制度的近代化

始于晚清的法律制度近代化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它的近代化是通过调整旧法体系和构建新的法律体系来完成的,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法律意识的进步。

清末修律时期诉讼法律思想评析

诉讼法律思想是清末修律时期新法律思潮中的一股,当时的中国法学家开始对诉讼程序正义、独立编纂诉讼法典、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列编纂有了初步认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虽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开拓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时代局限性。对清末诉讼法律思想的研究,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司法改革的道路上既要大胆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又要对我们的传统进行合理的改造。

晚清宝星制度初探

晚清宝星制度是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为了适应对有功洋人奖励的需要而诞生的．它共分为五等十一级．以后宝星奖赏对象又由洋人推及国人．从而最终完成与世界各国宝星制度的接轨。

试论清末的铁路立法思想——以铁路总务为中心

清末的铁路立法思想对当时的铁路立法有很大影响，并进而影响到当时的铁路事业。这些立法思想中，关于铁路总务的主张便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时人对铁路的性质已有一定的认识，主张设立铁路专管机构、统一官制，设立路警，制定路警条例，而政府的政策总力图以控制和主导为目的，这些都对当时的铁路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末奖励工商章程述评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一改传统的"抑商""困商",而实行鼓励兴办实业,提高商人社会地位的奖励工商政策,十年之内先后颁布修订5部奖励工商章程。奖励工商章程的颁布有利于提高商人社会地位、促进近代实业的发展,是晚清政府学习西方经济立法的成果之一。由于所拟章程严重脱离实际,缺乏吸引力,未能取得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