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法典的罪刑条款设置

“《刑法典》是环境刑法更好的归属”的观点,只是一种主观判断,不一定符合事实;我国清末以来的刑法典都预设了多元刑事立法模式,单一刑法典模式不是由刑法典自身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他法律不设置罪刑条款形成的,生态环境法典应当直接设置环境犯罪的罪刑条款;罪刑条款应当与行为规则、行政处罚条款密切接近,故应采取分散型设置方式;行政刑法的特点是通过补强行为规则,确保行为规则的有效性,故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罪刑条款通常采取行政犯的表述方式,但部分条款也可以采取刑法犯的表述方式;罪刑条款应以行政处罚条款为基础,通过增加不法要素与责任要素的方式,使环境犯罪具备应受刑罚处罚性;处理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关系时,重在防止以刑罚处罚替代行政处罚;应当将行为人积极履行《民法典》规定的“修复生态环境责任”,规定为环境犯罪的减免处罚事由;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罪刑条款设置应注重必要性、明确性、合理性、协调性,不必顾虑与现行刑法典中环境犯罪条款的重复与交叉。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刑法发展

新时代背景下,刑法学价值存在从侧重自由保障到自由与安全二元价值并重的转型需要,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塑刑法的价值需求,推进自由与安全二元价值在刑法中的融合。犯罪学实践范式具有消极性、滞后性,难以承担引领刑法学研究的理论重担,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重构刑法的实践范式,重视具有积极性、前瞻性的国家安全学实践范式对刑法学发展的指引作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一要调整刑事政策,坚持刑事政策发展的系统性导向;二要强化安全的刑法保障,以人民安全为理论根基促进刑事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三要激发刑事司法机能化,推进刑事司法在个人、社会、国家三重安全面向的机能性构建。

《刑法修正案(十二)》行贿犯罪的立法修订及其适用

行贿犯罪的刑事立法经历了逐渐完善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的立法修订也是这一过程的体现。《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的修订集中于刑罚层面,说明刑事立法并不以单纯的犯罪圈扩张为己任,刑罚完善与犯罪治理具有密切关联。行贿犯罪的立法修订有助于改变“重受贿轻行贿”的格局,尽力修复刑罚需求的体系协调性,注重情节对刑罚的调节功能。《刑法修正案(十二)》明确列举的从重情节提供了量刑裁决的合法性依据,但是也为规范适用留下了诸多困惑,需要立足立法规定及其刑事法治原则进行教义展开,确保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精准实现,防范泛化蔓延或者随意适用带来的刑罚失衡问题。

刍议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的修正

近年来,公众人物逃税的数额之多、影响之大,屡屡将《刑法》关于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置于风口浪尖。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是否合理,至今存在争议,主要体现为肯定论与否定论。从刑法法理角度来看,该条款的设立有违刑法体系化,偏离了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确理解,消解了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从司法实务和行政实践观察,该条款采取的行刑反转模式已经显现弊端,导致逃税罪实际处理模式不一、公安机关与税务机关查税权力混淆。当前,应基于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积极预防性立法理念,对该条款进行完善和修正,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改为“从轻、减轻刑事责任”,同时设置条款适用的数额上限。

论积极刑法立法下刑事检察的发展

积极刑法立法对犯罪结构与刑罚目的产生深刻影响,微罪、轻罪以及法定犯的比例越来越高,积极一般预防理论成为罪名确定和量刑建议的考量因素。这些变化均要求,刑事检察应顺应犯罪结构与刑罚目的发展的实质要求,以不断接近积极刑法立法下刑事检察发展的应然状态,包括追求具体个案的实质公正,丰富刑事诉讼的程序体系,注重刑事治理的现实成效等。为此,针对当前刑事检察表现出的与当前犯罪治理的价值目标、体系格局、路径方式仍不一致的情况,检察机关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当强化刑事检察中罪名确定和量刑建议的公正,消解刑事检察中权力行使的张力,消除刑事检察中的负面效应,以回应和实现新时代刑事检察发展的要求和目标。

犯罪定量要素与刑法立法模式调整

在中国刑法犯罪定义中,定量要素是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关键标准,也是构建统一刑法典模式的重要基础和必要前提。这种立法模式有利有弊,其最大弊端是减损了刑法规范的明确性。特别是在自然犯的犯罪定义中,定量要素的界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这成为混淆罪与非罪界限的重要立法因素。为了解决定量要素减损刑法规范明确性的问题,应当以立法方式规范司法定量,并推动刑法立法模式从统一刑法的模式向多元立法模式的转型。

《刑法修正案 (十二)》修正内容之规范解读与思考

《刑法修正案(十二)》的内容主要涉及贿赂犯罪和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背信犯罪两个方面。相关背信犯罪的犯罪主体由公领域(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向私领域(民营企业内部人员)延伸。对于相同或者相似的背信行为,我们不能仅因为受损企业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对相关行为作刑法上的区别对待。《刑法修正案(十二)》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等背信犯罪中对不同犯罪主体实施相同背信行为的规制体现了横向对称立法方式。《刑法修正案(十二)》调整单位受贿罪等贿赂犯罪的法定刑,体现了纵向对称立法方式。修正条文增加的全新罪状不能溯及既往,调整个罪法定刑等内容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溯及既往。“司法消极”根本无法消除“立法积极”所引发的法律后果。在保护法益与保障人权之间不断寻求动态平衡的同时,应当在修正刑法条文时继续反思非对称性立法等问题。

体系化治理视域下我国轻罪治理实践检视与进路

对犯罪治理,我国已进入轻罪治理时代。轻罪化治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但也容易引发犯罪标签泛化、犯罪人口比例提升而加剧社会治安隐患。有鉴于此,应建立一般违法与轻罪、重罪,定罪与量刑,实体与程序之衔接体系。这具体体现为在规制社会失范行为时,首先应诉诸非法律手段,若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进而采取民事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域的制裁措施,最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适用刑法上的轻罪。

碳达峰碳中和视域下气候刑法的理论因应

气候刑法是风险社会背景下的气候法治新兴领域,有助于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气候刑法的保护法益是以气候法益为主的生态法益与人类法益的辩证统一。狭义的气候犯罪是指具备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的严重超标的碳排放行为。气候犯罪在性质上属于抽象危险犯中的累积犯,且应具备行政从属性。科学不确定性造成了气候犯罪的归责难题,可借鉴客观归责的理论框架解决。在责任方面,气候犯罪只能由特定类型的单位以间接故意的责任形态构成。应当以轻罪轻刑的模式推动气候犯罪立法化。气候犯罪的法律后果应当在轻刑化的前提下采取最有利于生态修复的方式,主要包括罚金、增加自然碳汇和认购碳汇。在司法层面,气候刑事诉讼可适用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以预防气候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

轻罪立法背景下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构建

轻罪立法符合我国当下法治体系建设的趋势,完成劳教制度废除遗留下的历史任务的同时,在积极的刑法立法观的指导下,通过设立轻罪解决部分罪名“口袋化”的司法困境,适应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以促进我国刑法朝着“严而不厉”的方向发展。轻型犯罪的迅速扩张带来了不利后果,在轻罪立法的背景下,前科报告制度给犯罪人打上标签,不利于其重回社会、再就业,轻罪犯罪人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符合平等的价值需求和保障机能的要求,是提升我国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有力保障。具体构建上,可学习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经验,明确轻罪记录封存的对象、程序以及监督救济机制。

《刑法修正案(十二)》的立法要义和司法表达

追求平等是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立法平等是司法平等的规范前提和基础,司法平等落到实处还有赖于区别对待的体系性机制和规则。当前,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权益的平等保护出现了偏差的一面,对行贿犯罪的惩处也有失对等的严厉度,有损刑法对平等价值的贯彻质效。《刑法修正案(十二)》以切实回应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既实质上无差别地供给了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权益的规范保护,又整体地提高了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这统合了立法平等的确立与司法平等的实现。刑法中的平等既相对、又相当,并容允差异化与个别特定化。《刑法修正案(十二)》很好地秉持了立法对称与对等的相对性。在实施阶段,仍需回溯立法原意,尊重司法能动性,优化解释立场,凝练司法规则。

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归责——从“解释入刑”到“立法入罪”

数字时代背景下,公民个人信息的使用成为常态,已然分化出合法与非法之不同行为。在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归责问题上,若以法律解释为限,会觉察现行刑法供给匮乏,难以满足危害防范和法益保护的现实需要。转向立法论之建言,即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立法入罪,对于理顺前置法与保护法之关系、达致法益保护周延之目的而言,具有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通过恪守个人信息利用与保护的价值平衡理念,针对殊异的应用场景开展行为合法性的判断活动,明确前置法合法阻却行为入罪,区分个人信息滥用的前置法违法与刑事违法,可以消除未来新设之罪沦为口袋罪的担忧。

犯罪化的根据:一个比较法视野的考察

经过长时间发展,德日刑法和英美刑法分别形成了自己的犯罪化根据理论。作为德日刑法犯罪化根据理论的核心内容,法益侵害理论和比例原则一起,共同指引着德日两国立法上的犯罪化。英美刑法犯罪化根据理论以范伯格的论述为代表,包含危害原则、冒犯原则、法律家长主义和法律道德主义。域外犯罪化根据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立法上的犯罪化,具有诸多启示。首先,行为是成立犯罪的基础。其次,评价行为是否应该被犯罪化的核心要素是利益。再次,犯罪化须考虑传统文化、刑事政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最后,要结合犯罪化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有效性等辅助原则整体分析。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践检讨与立法完善

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入法以来,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其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规则上的粗疏、理论研究上的不足以及其他实践因素的影响,导致在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形成、提出、审查、采纳与调整等环节都暴露出诸多问题,在个别案件中甚至演化为尖锐的“检”“法”冲突,严重制约了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质效。为此,在《刑事诉讼法》新一轮的修改中,针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应在准确定位其性质与效力的基础上,健全形成机制,规范提出方式,明确载体,完善采纳和调整机制。

刑事立法的目的导向与体系协调——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二)》的分析

刑事立法的目的导向包括立法者为了实现相应目的而对刑法规范进行修正,但刑事立法目的的合理性以及立法目的实现的程度有所不同。《刑法修正案(十二)》为保护民营企业而扩大犯罪主体范围,为惩治贿赂犯罪对法定刑进行调整,将司法解释中的一些内容进行整合后纳入刑法规范。对此,为了更好地实现相应的立法目的,或者尽量避免因追求个罪规范的立法目的而损害刑法的整体性和明确性,刑事立法应当注重刑法规范体系之间的协调性。刑事立法应统筹“立改废释”工作,尤其是需要进行适当的非犯罪化;应正确认识刑事立法的象征性与实效性;应兼顾构成要件与法定刑的修改内容。随着刑法修正案的不断出台,未来的刑事立法可以在适当时机考虑刑法的再法典化。

轻罪立法的积极扩张及其省思

近年来,我国轻罪立法呈现积极扩张态势,具有回应民生、注重预防、强化管理、简化证明等规范特点。但是,积极推进轻罪立法极易造成司法资源不堪重负、犯罪附随效应明显以及轻罪治理功能失灵等问题,因此,轻罪立法的推进需要立足于我国国情进行理性反思。中西方轻罪立法的逻辑前提和初衷不尽一致、轻罪治理体制依托的政法体制的根本不同以及我国司法裁量权的规范化水平有限共同决定了我国不宜积极推进轻罪立法。目前,我国应立足于轻罪立法积极扩张的现实,在立法层面重申谦抑主义,坚持“定性+定量”的二元制裁模式;在司法层面明确轻罪规范适用的理念和方法,最大化轻罪立法的积极价值,尽可能降低轻罪立法的消极影响。

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行为分类与法定刑配置

极端案件的出现将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法定刑配置是否过于轻缓的问题推至舆论顶点。《刑法修正案(九)》删除收买行为的出罪事由,表明打拐需从买方市场考量的态度。本罪行为并非能够简单地与拐卖妇女犯罪行为相等同。收买行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共同影响。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是有效回应立法不充分和社会舆论的手段,科学分析犯罪行为分类是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的前提。结合责任理论的基本原理,将本罪行为划分为婚姻型收买行为和非婚姻型收买行为两个基本类型,并在婚姻型收买行为中细分出良性发展型和恶性破坏型两个子类型。基于行为类型分类和责任原理对本罪法定刑重新配置,从不同行为类型角度对法定刑配置分别进行匹配,建立合理的法定刑配置体系,推动拐卖妇女犯罪的有效治理,恰当回应舆论情绪。

数据要素“中心主义”的刑法应对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资源与核心引擎,并孕育了数据要素的“中心主义”效应。应围绕数据要素建立法律保护机制。网络基本法与专门法初步建立了有关数据的法律制度及保护体系,也确立了数据与个人信息“二元”立法格局,但面向数据要素的法律制度建设及立法整体滞后。受立法原意、技术代际落差的限制,刑法已然不足以直接、全面保护数字经济发展与数据要素安全。透析数字经济的不同应用场景,数据要素呈现出多元、立体的属性,在法律性质上可分为经济性质为主、非经济性质为辅、新兴权利的特定面向等。这勾勒了刑法保障数据要素安全与强化数字经济发展的主线与路径。应围绕数据要素的不同性质,在经济犯罪、计算机犯罪和信息网络犯罪、财产犯罪等领域启动类型化的专门立法。通过修改已有犯罪、增设新犯罪等,逐步有序夯实刑法规范供给机制。

犯罪附随后果的阶梯式划分——以刑法预防性立法的转向为契机

近年来,我国迎来了刑法预防性立法的重大转向。在此背景之下,降低刑罚强度的强烈诉求与犯罪附随后果的严厉性、预防型犯罪人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公众认同之间均存在较为紧张的关系,而这也意味着犯罪附随后果的制度完善迎来新的“窗口期”。在现行犯罪附随后果制度中,存在限制内容缺乏比例性权衡、规范载体僭越法律保留原则等法治性缺失。其深层诱因在于,人们将犯罪人视为现代文明社会丑闻的刻板定格。应当以犯罪人概念的阶梯式划分为核心,促成犯罪附随后果的制度完善。基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应慎用终身性的犯罪附随后果,并构建前科消灭制度;基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差异,可以合比例地设置限制内容。

企业合规刑法立法的反思与转进

作为新型企业犯罪治理模式,刑事合规创造性地提出了合作共治的新理念。应当说,刑事合规的勃兴与责任主体统一性的苛求和犯意考察上的宽松紧密相关。我国单位犯罪在归责逻辑、罪过要求以及量刑机制等方面与国外存在明显的差异,故刑事合规的引入需要清除这些理论分歧。从刑事立法的角度而言:其一,修改单位犯罪,将特定成员刑事责任推定为单位责任;其二,将是否制定合规计划作为量刑的考察因素;其三,增设单位缓刑和职业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