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任务——论中西方哲学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差异

“中国哲学合法性”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穿行于语言文化的空间,探究着哲学型的概念。不过,与西方哲学比起来,中国哲学不仅追求在理论上辨析理念,还追求在实践上实现理想。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多出来的经世致用倾向使得中国哲学与社会现实更牢地绑定,中国哲学家们也更深地涉入现实社会架构,其“士人”的社会身份弱化了其“哲学家”的思想身份,导致中国哲学在思想上的特色越来越弱。在这方面,中国哲人有必要保持其“哲学家”的本色。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发生学回答——基于哲学的三个突破的考察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需要哲学发生学的回答。西方哲学的发生,根据不同的标准,在古希腊有三个人物是关键性突破,他们分别是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泰勒斯的哲学是人类对世界理性认识的开始,柏拉图则第一次将哲学用于解决人类生存问题,亚里士多德是真正意义上哲学学科的建构者。从泰勒斯和柏拉图这两个起点来看,中国哲学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学科标准似乎把中国思想史上的大部分内容排除在哲学之外。实际上,中国哲学是有世界哲学的共性的,之所以被质疑合法性,是因为中国哲学具有重视道德实践的特性。今天,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应当成为一个开放的引导式问题,以保障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由来、实质及其对于相关讨论的期望

"合法性"的讨论,旨在完善"中国哲学"学科的方法与理念,而绝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耸人听闻地表述的,是旨在颠覆"中国哲学"学科。目前"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式,一方面使我们隔绝和远离了传统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也对典籍文化的原生态造成很大破坏。

范式转换:超越中西比较——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儒者之思

当前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理解,主要是从学科层面来理解的。但在根本上,这种危机是一种意义危机,表现为当代哲学家群体的工作及其产品,不能与民族生命和文化达成精神上的自觉联系,不能在时代条件下创造性地建构起基于民族生命的表达系统。因而,对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回答,就不在于论证有无“中国哲学”,而在于对民族生命当代表达的意义自觉;合法性重建的希望则在于对文化功能的有效承担上;合法性危机的克服,更需要超越对中西哲学在学科、文本和学术话语形式等方面之关系的外在关注,转换为对文本与时代、社会、民族生命之关系的内在关注。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辨析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是当前中国哲学界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在围绕着这一问题的众多争论中,许多学者往往忽视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之间的区别。作为当前争论的核心,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具有产生的时代背景、认识论根源以及历史根源。其中,当代中国哲学未能承担起为化解时代问题提供意义诠释基础的责任是造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化解这一危机,应该在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在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的作为共相的哲学学科规范下,通过化解中国乃至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来创制新的哲学学说,在建构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过程中,最终实现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

假如仅仅依据西方的"哲学"标准,中国哲学确乎存在"合法性危机"。惟有在"特殊性"的哲学形态中去把握"家族类似"的哲学共性,惟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在汉语言世界中得以"自我表达",惟有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提问"落实在从"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philosophy)转进到"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philosophy)的写作实践之中,我们才能承诺并实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中国现代哲学"才能寻找到并完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之路。

追溯哲学的源头活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再讨论

十年前"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讨论之所以不了了之,是因为不论是提出质疑者,还是为之辩护者,都事先预设了所谓"哲学"的某种固定标准模式,即哲学之"法"或"迹",而没有触及哲学之"所以为法"、"所以迹"的问题,即没有触及哲学的源头活水——生活或存在及哲学由此源头活水而流变的问题。这就使得所谓"哲学"成为了一种凝固不变的、与现实生活无关的东西,成为了一种关于"器"而不是"道"的言说,从而丧失了存在的开放性、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核心任务,既不是回到前现代的形而上学,也不是遵从后现代主义的拒绝形而上学,而是从当今世界、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出发,去重建形而上学。

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先秦思想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如果我们将哲学定义为对超时空与人群的人类根本问题的系统反思,那么中国思想是含有哲学之向度的,并且中国哲学有其表达系统反思的方式。哲学的比较应以不同哲学流派所面对的问题为基础,因为先秦诸子所处理的周秦之变的问题与欧洲现代化早期问题多有重叠,所以中国先秦思想不但有哲学成分,它更是一种以现代性为关怀的政治哲学。通过对先秦思想本质的分析,我们希望重新反思现代性的内涵,以及中国传统政治的现代相关性。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综述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近年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提出的缘由及合法性问题的内涵;2.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或能否以哲学来命名);3.关于中国哲学是什么的问题;4.关于中国哲学的发展现状;5.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6.关于如何化解中国哲学的危机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探寻中国哲学的价值、特色以及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哲学的经验与情感:从黑格尔那里寻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黑格尔是西方学界否认中国有哲学的最权威学者之一,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从根源性上说即是由此而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30多年的研究、探索,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成果丰硕,但其研究结果仍然值得反思。本文以黑格尔《小逻辑》为依据,根据黑格尔对哲学内容与哲学精神的关系分析及哲学的经验与情感问题探索,认可和肯定黑格尔强调的人们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哲学是一种"人性中最伟大的无条件的兴趣"等思想,从而认为黑格尔的哲学观事实上支持了中国哲学,从而也支持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文化思考

中国哲学典籍的翻译是传播中国文化、沟通中西文明的重要途径。翻译中国哲学典籍应该彰显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和独特性,确立中国译者的主体地位,保留中国文化特色并注重异化的翻译策略,还要建立研究型学者型翻译模式。

从“实事求是”到“文化自信”——近四十年来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鸟瞰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经历了多重逻辑下学术话语、研究热点、写作范式等方面的变迁。1978—1987年,近现代哲学研究领域的主流话语是"实事求是",研究热点是革命史观下的"先进人物",写作范式处于从"两军对阵"到"认识史"的转变之中。1988—1997年,其主流话语是"追寻智慧",研究热点转移到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写作范式由"认识史"进展至以"智慧"为中心。1998—2007年,其主流话语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自此近现代哲学研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整体中的地位持续下降,研究热点是现代新儒家,同时在近现代哲学整体上取得进展,写作范式更为多样化,并表现出重视历史具体性的趋势。2008—2017年,其主流话语是"文化自信",近现代哲学研究整体上进入一定的总结阶段,写作范式更为偏重历史具体性,尤其是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

张东荪对中国哲学的论证思路研究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探讨的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的学术环境里中国哲学是否存在、何以存在的问题。对此,张东荪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以人类文化多元论的立场,从中西哲学之异的角度阐明中国哲学的特性,论证其存在的必要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思路对如何保持文化独立性,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并存与良性发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实存应予肯定——兼答徐素华先生

徐素华先生文章把我提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他所说的“党的指导思想形态”,“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他所说的“学术研究形态”,这不符合我的本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确实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实践中学习、运用,在总结实践经验、发扬中国优秀哲学文化、升华人民群众智慧的基础上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现代形态。它既是一个创新的哲学理论体系,又是党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

多元论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探析

"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提法有两个问题维度,即中国有无哲学与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主体性。19世纪末以来逐渐出现了一元论的终结与多元论的出现的局面。在多元论的视野下,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殊相之一。作为多元哲学中的一支,中国哲学必须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只有这样,才能发生由"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哲学"的转变。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新解读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基于学说与学科的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解构和分析。从学说的角度看,哲学学说由于受地域和文化的影响,具有独特性和个体性,所以,不同文化,不同地域都有自己的哲学学说。从学科的角度看,哲学学科具有动态性和发展性,只有挖掘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独特性,并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建构,中国哲学学科的独立性才能建立。

潜探学理,深绎史脉——纪念孙叔平教授诞辰一百周年

本文从学术成果入手,阐述了孙叔平教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双重贡献。孙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分说,以四大块构成辨正唯物主义,以“3+9”构成唯物辩证法,以七大块构成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基本原理的研究,均有学术个性可观。其成果是我国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文章从五个方面概述了孙叔平教授对中国哲学史合法性的探索:孙著《中国哲学史稿》建立了“三合一”的中国哲学演进史;以中哲史自身的逻辑发展和相关科学理论为元理论;建立了主客观一,古今统一,认识和价值统一的评价系统;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写作方法;中哲史范畴系统的建立。

中国哲学固有问题的探寻

近年来,学者对以西方哲学的概念、问题和理论框架裁剪中国古代文献、解读中国思想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要重建中国哲学的话语系统、创新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在这一工作中,回归到中国哲学的固有问题是重要的途径。根据中国古代哲人的总结可知,道、天、物、王、人是他们的主要致思对象。古代哲人试图对道、天、物、王、人及其之间关系的各种困惑给予一个根本的解决,于是产生了中国哲学。关于道、天、物、王、人及其之间关系的各种问题就是中国哲学的固有问题。

熊十力答“经学”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质疑与对策

关于经学是不是哲学,或者说中国有没有哲学,这是哲学界争讼不休的问题之一。熊十力对"经学"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给出了自己的合理解释,得出了"经学就是哲学"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虽有把"经学泛哲学化"、"经学泛道德化"的嫌疑,但奠定了中国经学的历史地位,显示了熊十力对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劳思光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视域与局限

如何由地方性的知识发展而为具有普遍性的知识,是中国哲学学科自近代创立以来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中国哲学由传统型态向现代型态转变的重要指标。在反省哲学概念的前提下,对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及其研究方法进行省察,乃是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劳思光对上述问题有深刻的探讨,展示他的相关论述,反省其理论意义及其局限,对当前及未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