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Has No Leniency on Drug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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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十二)》语境下行贿罪特殊从宽情节规范适用实证研究

党中央确定的“受贿行贿一起查”决策部署,蕴含从严惩治行贿罪的指导思想。基于此,《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罪的法定刑和量刑情节作出修改。在司法实践方面,过去我国行贿罪量刑过轻,甚至存在不当出罪现象,特殊从宽情节认定和适用中的问题是重要原因。实证分析表明,行贿罪特殊从宽情节存在文书表述不一致、认定标准不统一、从宽功能不明确、减轻处罚与免除处罚界限不清晰、从宽效果不协调以及多个从宽情节并存时处理失当等问题。对行贿罪特殊从宽情节进行教义学分析,提出严格按照刑法规定进行表述、准确理解和统一适用刑法规定、明确特殊从宽情节的从宽功能、相对统一地把握特殊从宽情节的从宽幅度、妥善处理多个从宽量刑情节并存现象等建议,以期规范特殊从宽情节的司法适用,促进《刑法修正案(十二)》立法目的的实现。

论监察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适用及其完善

监察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调查过程中享有的一项职权,该项制度对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提高职务犯罪案件调查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对监察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适用条件和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监察实践中该项制度的适用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结合规范与实践分析,监察从宽处罚建议适用制度仍然存在着适用条件模糊、适用效力不清以及适用比例不均衡等现象,为此应当在厘清监察从宽处罚建议性质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该项制度进行完善,以发挥其在职务犯罪案件处理中的作用。

平等权视角下的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以值班律师“同案不同援”问题为切入点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这彰显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发展的理念。法律援助作为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均等化更是在诉讼中实现公民平等权的应有之义。然而值班律师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法律援助形式之一,其实践运行中“同案不同援”的问题显著,具体表现为值班律师个体能力参差、尽职程度差异明显以及诉讼权利受限等,这也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平等权保障。而且,值班律师是“认罪认罚从宽”“律师辩护全覆盖”等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如何提升法律帮助效果直接关涉改革的正当性基础。值班律师的公设辩护人化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具体而言,应推进值班律师队伍构成的一元化建设,提升与优化配置值班律师的津贴补助,同时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值班律师的各项职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再完善:以轻微犯罪治理为场域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轻微犯罪时代。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治理轻微犯罪是重要的刑事司法途径。然而,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仍存在一定的不适性,特别是实体与程序的衔接不畅、治理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一致等。因此,应当强化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契合度与协同性,以轻微犯罪治理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按照刑事一体化的理念,不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其相关的实施机制。当前,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制度性“沟壑”亟待填补。为此,既需要调试现行刑法理论的互斥部分,也要重新审视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适宜性和有效性,进而及时启动必要的实体性立法修正程序。《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整合性的程序回应也势在必行,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更加健全的量刑协商机制等均是轻罪治理的主要关切点。

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的差异化及其整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一环,自诞生以来便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以职权主义为中心的诉讼构造模式的发展。在当前司法实务中,更倾向于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为一项涵盖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各种具体制度的司法制度,而非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公检法三机关对其的理解各执其言,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基本以自身角度出发对该原则作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单一解释,使得应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呈现出解释的阶段性脱节的状态。在各个诉讼阶段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认知偏差的形成原因在于我国阶段论的诉讼化的效应和模糊不清的刑诉权力结构的双重影响。为了打破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阶段性解释的认知壁垒,应当优化现有诉讼程序、区分重点审查对象、促进量刑建议精准化,以此来打破阶段性解释所造成的司法实务中适用时的阶段性割裂的现状,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优势最大化,从而推动其良性发展。

涉“两卡”犯罪法律适用疑难问题探析

随着电信网络犯罪数量激增,涉两卡犯罪持续高发,司法实践中该类犯罪法律适用尚存在较大的争议。首先,涉两卡犯罪的定性存在较大分歧,特别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下称“帮信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犯罪所得收益罪(下称“掩隐罪”)成为区分的难点。其次,涉两卡犯罪的罪数问题,是一罪还是数罪也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再次,涉两卡犯罪通常有较长的犯罪链条和层级,如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更好地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成为新的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证明问题——《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第3款的展开

如何证明涉案财产的权属性质,从而合理划分涉案财产的处置范围是涉黑案件财产处置程序的重点与难点。《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第3款创设“高度可能”证明标准,有效破解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源不明”财产的证明难题,明确了涉案财产的权属认定,增强了裁判文书的司法权威,预防了涉黑组织的“卷土重来”。实践中,“高度可能”证明标准的适用与被告人、利害关系人的财产密切相关,必须辩证地理解与把握“高度可能”证明标准适用的前提与范围,厘清该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的关系,进而完善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程序的权利保障,吸纳财产利害关系人“参与”涉案财产处置程序,以实现涉黑案件“打财断血”的同时保障好被告人、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与财产权益。

余罪自首中“密切关联型”同种罪行的认定标准探析

余罪自首的认定是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余罪自首的认定明确排除了“同种罪行”的供述,但“同种罪行”的认定标准事关余罪自首的成立范围。从与“自动投案”型自首相平衡,体现行为人认罪悔罪态度及节约司法资源等角度考量,“同种罪行”包括三种类型,各自的认定标准有所不同。其中“同罪名型”“选择性罪名型”属于法律拟制型同种罪行,包括同质不同宗罪行;“密切关联型”同种罪行则需具备基于同一罪行在事实上的密切关联,以及由罪行各要素关系所决定的罪名之间法律上的密切关联两个条件才能构成。

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无正当理由上诉的必要抑制

刑事诉讼中只有切实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充分行使,才有可能有效发挥刑事二审程序的救济和纠错功能,确保刑事诉讼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真正实现。但个别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在本来合意的诉讼“氛围”下却出现了部分“自愿”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当一审法院作出从宽处罚后又提出上诉的现象。这不仅会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而且会损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体现的诚信价值。尽管检察机关的“报复性抗诉”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无正当理由上诉有一定抑制效果,但“报复性抗诉”明显存在法理依据不足的缺陷,不宜作为抑制无正当理由上诉的长效对策。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诚信价值的要求与上诉权保障的需要,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增设上诉理由审查程序,达到对无正当理由上诉进行必要抑制的目的,是一种可行的方案选择。

刑事合规立法模式之检审——以与认罪认罚的关系为视角

刑事合规立法模式应当采用融入认罪认罚的并合式,还是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的独立式,已是当前刑事法学界与实务界聚焦的前沿课题。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之间的重合为融入认罪认罚的并合式提供了立法可能的空间,但立法技术的局限、归责原则的冲突以及发展趋势的背离,使得并合式不能充分发挥刑事合规应有的价值,因而遭到否定;两者之间的溢出使得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的独立式立法模式得到推崇,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应当考虑单位犯罪组织体责任论的归责模式、片段性集中的立法技术以及轻缓化的处理方式等现实基础。同时,鉴于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之间的关系,从单位责任论出发实现从刑事合规到认罪认罚的衔接,从个人责任论出发实现从认罪认罚到刑事合规的衔接。

未成年人认罪从宽处理的理念与制度

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从宽处理是一种普遍的法律实践。传统刑罚理论就此思考不多。根据报应主义、功利主义和政治证成理论,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从宽处理的依据在于未成年人的特殊身份。在基于特殊身份的从宽处理之外,存在基于认罪的有条件从宽处理,如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条件从宽处理的道德依据在于报应正义、恢复性正义、程序正义。鉴于有条件从宽处理可能导致未成年人认罪自愿性不足,甚至导致无辜者认罪的风险,应该立足于保障未成年人自愿认罪,对有条件从宽处理制度予以完善。

浅析共犯口供的审查和运用——以一起容留卖淫案为例

口供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是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八类证据之一。与一般的实物证据相比较,口供收集的时间更短、司法资源的消耗更少和证明的效果更加直接而全面,是司法办案据以定案的关键性证据,在我国曾经有“证据之王”之称。文章以D等3人容留卖淫案中的证据,尤其是口供中的大量矛盾点为切入点,分析了共同犯罪案件中审查口供的方向和步骤。探讨了在面对犯罪嫌疑人翻供、口供之间以及口供与证人言辞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点时,如何通过辅助证据进行进一步分析、采信和印证,发挥口供在定罪量刑中的重要作用,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实现证明犯罪的最终目的。

信息网络犯罪案件认定中口供的证明功能与实践应对

智能化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时代,电子数据逐渐成为刑事司法中不可或缺的证据表现形式与内涵,海量的电子数据令口供在证据结构中的地位与证明体系中的功能均呈现出迥异于传统的实践新样态。口供的证明功能开始逐步向辅助确定被追诉人身份、提高电子数据采信率、巩固全案证明体系转变。作为一项直接证据与言词证据,口供证明功能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口供内容自愿、真实、合法的基础之上,否则将会异化诉讼理念,损害诉讼效益,甚至在“零口供”下陷入案件证明体系的桎梏。因此,对待口供必须采取理性的态度,不断探索降低倚重口供的程序路径,建立电子痕迹身份识别方法、增强电子数据自身证明力以及引入网络犯罪刑事推定制度等,以期更好发挥口供在当前信息网络犯罪案件认定中的证明功能。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自2020年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以来,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为稳固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司法保障,体现了中国智慧和检察智慧。企业合规不起诉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保障企业权益、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等方面具有共通性,前者以后者为前提,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提升企业制度活力。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分为制发检察建议和合规整改两种模式,后者在实体和程序性要件上规定较为严格。企业合规可启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并可根据企业犯罪的轻重、合规整改的难度来单独设置六个月到二年的考察期限。在具体的操作中,应严格区分企业刑事责任与个人刑事责任,以符合罪刑责相适应原则。

供述障碍视域下欺骗性拒供行为矫正策略

欺骗性拒供行为是指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故意提供虚假陈述、隐瞒事实真相从而逃避供述的行为。识别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障碍有助于讯问人员化解其内心矛盾,实现使其供述的目的。从供述障碍角度分析欺骗性拒供行为,并与供述行为的驱动心理进行比较,归纳出矫正欺骗性拒供行为的总体思路,包括打击侥幸心理、提高罪责压力和降低刑罚恐惧三个方面,进而提出具体的矫正对策:打击侥幸心理包括声势震慑、证据对质和意志力竞赛三种措施;提高罪责压力包括常规说教、围绕犯罪冲动展开话题和欺骗的反作用三种措施;降低刑罚恐惧包括通过对比降低结果感知、转移注意力和循序渐进式提问三种措施。讯问人员遵循矫正对策开展讯问工作,将欺骗性拒供行为所代表的供述障碍转化为供述行为的驱动心理,借由犯罪嫌疑人心理转变达到其行为转变的目的。

刑事犯罪变化背景下的轻罪治理探析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犯罪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轻微刑事犯罪率和轻刑率显著上升。轻罪不同于重罪,不是刑罚惩治的重点,应当有其适合的治理体系。探究新形势下轻罪治理的发展路径,是推进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如何准确把握宽与严的辩证关系,做到“治罪”与“治理”并重,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要立足办案实际,完善制度保障、提升治理效果,真正做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

认罪认罚视野下被追诉人阅卷权问题研究

对于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虽然在《刑事诉讼法》第39条第4款中提出了“核实证据”的规定,但对于被追诉人阅卷权还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在现今的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阅卷权的行使也存在着重重障碍。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时常存在着需要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情形,而被追诉人的阅卷权是被追诉人进行自行辩护的前提,故我国应对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进行明确的规定,以保证被追诉人更好的行使自己的辩护权,从而更好的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论我国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与权利保障

随着法治建设的持续深化,刑事诉讼程序日益强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值班律师作为该程序的关键参与者,其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对于维护被追诉人权益、推动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浪潮中,关于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究竟是“法律帮助者”还是“辩护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同时,值班律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履职重心发生偏移、诉讼程序间衔接不顺畅以及值班律师的收益与其承担的职责之间存在明显失衡等问题。为了确保值班律师职能的实质化,应及时查漏补缺,明确值班律师的精准定位,充实其权利内容,界定其职能范围,进一步完善值班律师的保障机制。通过多方协同,补齐值班律师制度中的短板,更好地发挥其在诉讼中的积极作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性保障问题研究

以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性保障为切入视角,总结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性质、作用和特点,介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性保障的现行规定和机制的概况,列举了存在立法缺失、自由选择性与固有刑诉权的救济性之间的冲突需要调和、重罪重刑案件中的自愿性保障面临挑战、较长刑事诉讼中的自愿性有效保障和态度精准定性的兼顾存在困难等问题,并逐个分析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在立法层面探索建立新型机制、创新案件办理思路、多元化改进重罪重刑案件中自愿认罪认罚保障机制、在较长刑事诉讼过程中及时审查监督等解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