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再完善:以轻微犯罪治理为场域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轻微犯罪时代。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治理轻微犯罪是重要的刑事司法途径。然而,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仍存在一定的不适性,特别是实体与程序的衔接不畅、治理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一致等。因此,应当强化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契合度与协同性,以轻微犯罪治理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按照刑事一体化的理念,不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其相关的实施机制。当前,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制度性“沟壑”亟待填补。为此,既需要调试现行刑法理论的互斥部分,也要重新审视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适宜性和有效性,进而及时启动必要的实体性立法修正程序。《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整合性的程序回应也势在必行,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更加健全的量刑协商机制等均是轻罪治理的主要关切点。

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再审视

被追诉人是否自愿认罪认罚决定了程序从简的合法性及实体从宽的正当性。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意愿与行为形成了“身脑一致”的状态,其在主观上具有意志自主、内容明知和利益期待三项前提,在客观上体现为自愿供述、自愿认罪、自愿认罚三种行为。虽然当前立法规定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范依据,但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仍存在着立法疏漏、司法障碍以及整体运行环境限制等多重现实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根据不同诉讼阶段的特征,各有侧重地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依次加强对被追诉人在侦查阶段供述自愿性的保障、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罚自愿性的保障、在审前阶段辩护权的保障以及在审判阶段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司法审查。与此同时,还应消除制度隐患,继续推进审判中心主义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使被追诉人享有充分的程序选择权,从根本上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重罪案件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三大实体法争议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改革实践是值得肯定的,能否对企业涉及的重罪案件作不起诉决定,不仅要关注企业治理结构的改进,而且要考虑刑罚目的的实现。现行刑法并没有把企业刑事合规计划作为免责事由,而且对重罪案件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平等原则,有放纵犯罪之嫌,并不可取。否定在重罪案件中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并不意味着否定企业因在事前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排除其具有单位犯罪意志。若企业已经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借助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则不构成单位犯罪,只需追究单位之下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在事后刑事合规计划的情况下,即使对单位及单位之下的自然人从宽处罚,也不宜由此赋予企业刑事合规义务。对于企业反悔的情况,检察机关可以以量刑过轻为由提起抗诉,做好企业刑事合规的“后半篇文章”。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本土化发展研究

在推进轻罪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刑事速裁程序能够提升诉讼效率、缓解办案压力、保障被追诉人权利,但其本土化发展方向与完善路径还有待明确。基于对两大法系刑事速裁程序的比较,我国刑事速裁程序在发展方向上需保持现有开庭审理模式,应追求公正与效率的动态价值平衡,并立足实现实体真实与案件分流的功能定位。在具体路径上,需关注审前阶段的权利保障及程序速率,重视庭审阶段对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与真实性的审查,并强调现有配套制度的更新。

认罪认罚视野下被追诉人阅卷权问题研究

对于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虽然在《刑事诉讼法》第39条第4款中提出了“核实证据”的规定,但对于被追诉人阅卷权还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在现今的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阅卷权的行使也存在着重重障碍。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时常存在着需要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情形,而被追诉人的阅卷权是被追诉人进行自行辩护的前提,故我国应对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进行明确的规定,以保证被追诉人更好的行使自己的辩护权,从而更好的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对行贿人从宽处罚特殊规定中“被追诉前”的理解

《刑法》第390条第3款规定了行贿人于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从宽处罚。对“被追诉前”的正确理解不仅关乎从宽量刑情节的准确适用,更关系到《刑法》与《监察法》的顺畅衔接以及我国腐败治理刑事政策的有效落实。将“被追诉前”理解为“检察机关受理前”,既符合“追诉”概念在刑事法视域下的既有内涵,又能纾解《刑法》与《监察法》衔接上的矛盾,同时为从宽处罚特殊规定的适用留有合理空间,遵循了立法目的,契合我国腐败治理刑事政策。

认罪认罚案件实现律师有效辩护之探讨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双方的较量主要集中于审前阶段,律师如何从被追诉人的角度出发,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与被追诉人充分协商以实现有效辩护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针对有效辩护面临的障碍,通过明确有效辩护的标准、完善值班律师制度、保障控辩双方实质性的平等协商、增强被追诉人权利意识、完善无效辩护审查救济机制等途径,律师才能实现有效辩护,从而保证量刑建议的合理性,保证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明智性。

认罪从宽正当根据的比较法研究

认罪量刑从宽的正当根据是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命题。从坦白、自首从宽时代到认罪认罚从宽时代,中国法学界在此问题认识上始终存有分歧,而分歧的根源在于“未能解释认罪从宽正当根据的边界属性”和“未能指明认罪从宽正当根据的确定标准”。认罪从宽正当根据本质上归属于分配刑罚正当根据,这奠定了其发展的理论空间。通过对认罪协商制度下的德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有罪答辩制度下的英国、美国的立法、判例和学界研究的比较发现,以刑事政策或立法目的为导向的多元化模式是认罪从宽正当根据的发展规律,且因不同价值选择呈现出不同的组合模式,诉讼经济、保护被害人和证人利益或澄清事实是重要组成因子,被告人悔罪是附加组成因子。从司法现实、立法原则和刑罚根据角度,我国认罪认罚从宽正当根据应当是以“诉讼经济、澄清事实、保护被害人利益”为主,兼顾“被告人悔罪、责任刑减轻”的多元模式。同时,为了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在多元量刑目的下运作,检察官和法官均应当坚守实体真实原则、罪责均衡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

审判中心背景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冲突与调和

作为本轮司法改革中最具影响力的改革举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自提出以来就引起热议。二者在顶层设计呈现并行不悖、良性互动的外衣下,实则存在两向构造的冲突,在实践中则外化为“检察主导”与“审判中心”的逻辑争议,以及背后反映的利益碰撞。为防止该逻辑争议与利益冲突对司法改革的全面推进形成掣肘,有必要回归制度设计原点,立足于“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语义,从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探讨“认罪认罚从宽”与“以审判为中心”在践行过程中产生冲突的原因与对策。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罪犯矫正实效研究——以S市监狱、看守所及社区矫正罪犯为切入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罪犯逐渐增加,该类罪犯整体矫正情况较好,但执行阶段的矫正工作存在衔接不畅、执行阶段认罪不认罚、虚假认罪认罚、缺乏分类分级管理、罚金刑等财产判项履行不佳等问题。建议从观念、制度、操作等层面推动认罪认罚融入刑事执行阶段,探索分类分级管理、反制虚假认罪认罚、精准适用罚金刑等措施,提升对认罪认罚罪犯的矫正效能,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一步完善以实现刑罚目的。

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路径研究

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协商性司法的理念下,发挥着从宽治理的作用。基于司法效率和合规治理的二元平衡、实践经验的考量以及相关政策支撑,二者衔接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然而,在审判程序类型选择、犯罪治理侧重、企业涉及的不同罪名等方面存在衔接上的困境。因此,二者的衔接需要明确衔接的前提;细化以“认罪”“认罚”“从宽”与“从简”为核心的衔接内容;规范衔接程序,明确相关的配套与救济措施,实现二者的有效衔接。

论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协商程序完善路径研究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控辩双方围绕量刑从宽来展开协商是最为核心的部分,这宣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之确立。协商性司法提倡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磋商,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实现刑事纠纷的解决,这对于节约诉讼资源和提高诉讼效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构建量刑协商程序中也会有困难和阻碍,如程序的启动、协商的模式和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等方面,这使得控辩协商的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为此,应探索控辩协商之规范模型,从程序运行和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等方面来考量、探讨其完善路径。

论罚金刑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类型适用

实践中对于罚金刑量刑建议的提出形式与预缴罚金的效力认定具有一定随意性。应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特殊预防的核心本质,从预防目的入手建构罚金刑的适用与犯罪类型的衔接模式。具体的类型化过程应区分轻罪与重罪,在重罪中区分财产犯罪和其他贪利型犯罪。对于其他贪利型犯罪,应将之定义为在主观要素上具备“营利目的”“牟利目的”“非法占有目的”“非法所有目的”之一的犯罪。在不同犯罪类型中,对量刑建议的提出形式和预缴罚金的效力认定存在着不同要求。在上述模式的具体适用中,应着重考虑效率价值对于预防目的的影响,对相关模式所指向的不同要求进行一定变通。

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适用于职务犯罪案件,具有节约司法资源、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多重意义,但其在运行过程也存在着自愿性保障不足、监检衔接机制不到位、从宽量刑建议缺乏具体指引等问题,应当通过落实值班律师制度、完善外部监督、加强监检衔接、出台量刑规则体系等多种手段进行改良,确保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发挥良好作用。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 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ld in 1978 marked the initiation of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a,beginning a new chapt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legal system.The first Chines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was promulgated the following year and was revised twice in 1996 and 2012.Although remarkab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the level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must still be improved to meet the goal of modernizing the criminal rule of law.

论从宽处理的三种模式

规范严谨的从宽处理体系是维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合法性的基础条件之一。解读域外代表性国家的认罪案件从宽处罚规范,可分为美国的"无限制模式"和英国、德国的"比例模式",不同模式的界分与该国认罪案件快速处理程序的多样性特点紧密相连。在对比和借鉴的基础上,我国未来改革宜建立从宽处理的混合体系模式,以配合多元化繁简分流机制的适用,满足刑事司法领域优化职权配置、减轻办案负担的迫切需要。改革方案应当适当丰富从宽处罚的内涵与类型,在科学地设计从宽比例及其限度的同时,规范检察权与审判权在刑罚从宽自由裁量方面的互动影响,突显司法审查与监督的关键作用,平衡控辩双方和被害人等主体的权利义务及其参与关系,既需调动认罪积极性又应保障刑罚威慑力。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认罪认罚从宽的程序模式

新刑诉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认罪从宽"制度扩展为"认罪从宽+认罚从宽"制度,实现"以认罪为中心"到"以认罚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结构性变革。认罪认罚程序体现出三方面的模式特征:其一是职权主导,其二是以审查起诉为中心,其三是量刑建议的有效性。长远地看,认罪认罚程序应当成为检察机关、法院处理无争议案件的常规化程序性机制。只有当该项制度全面、有效地运行之后,立法上正式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条件才会真正成熟。

不起诉种类的边界厘定及体系重塑研究

我国五种不起诉存在适用率低且不平衡、运行程序不畅以及各种不起诉之间边界模糊、交叉、不合理等问题,致使不起诉运行的效能发挥受到影响。针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认罪认罚从宽的实施以及刑事合规的试点等司法改革对不起诉适用提出的新诉求,应对我国法定不起诉、相对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核准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重新进行边界厘定及体系重塑。其主要路径包括:扩大法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明确证据不足不起诉的“证据标准”;明确核准不起诉的实质条件;重置相对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的关系、边界;加强对不起诉权运行的程序保障等。此外,构建刑事合规、认罪认罚从宽适用不起诉的具体选择模式,以规范司法改革中不起诉权的行使,推动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困境及其化解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间的衔接适用已成为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新常态"。法律文本的不同表述,导致监察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规范存在较大差异,进而致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间呈现出"交叉适用"和"适用冲突"的困境。职务犯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未来发展应当坚持"司法主导、保障权利"的原则,分步骤地在统一认定与适用标准、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利、规范认罪认罚文本的记载及使用,以及建立被调查人认罪认罚的审查机制等方面,进行规范和机制完善。

论从宽的理论基础与体系类型

从宽处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直接落脚点,也是维持该制度适用保有持续生命力的基础条件之一,因而理应得到充分的关注和研究。本文坚持问题意识为导向,以"从宽"为切入点,集中围绕理论基础与体系类型两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因节约资源而予以从宽的观点大行其道,但深受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从宽的理论基础有其直接来源和深层次来源;第二,从宽体系包括量刑宽缓、程序简化、行刑从宽、记录封存(消灭)四个有机组成部分。本文也对既有观点展开提炼、辨析,以期为设置合理的从宽处理体系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