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宜乐和:礼乐文明之枢机——从教化维度对中华文明韧性之根由的探赜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为什么富有韧性和生命力?从文化上说,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源于其独特的礼乐文明模式,特别是礼乐教化所蕴含的礼宜乐和的内在机理。从理论维度看,礼乐教化之机理可以溯源至《周易》中“文明以止”的思想,中国古代圣哲基于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洞察,以天人合一为依据,提出了“文明以止”的中国方案,陶铸了中华文明“因时而中”“合宜而止”的精神特质,使中华民族规避了极端化思维的“偏伤”。从实践维度看,先秦儒家通过“文之以礼乐”找到了“文明以止”的路径和方法;通过“礼之用,和为贵”澄明了礼的本质;通过“礼别异,乐合同”以及“中和位育”,昭示了礼宜乐和的文明枢机,揭橥了中华民族不勉而中、保合太和、生生不已之奥秘。

礼乐协同:华夏文明传播的范式及其功能展演

礼和乐作为华夏文明传播的两种符号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礼和乐地位是等同的,它们需要相互协调,合作运转。礼要有乐配合,乐要有礼引导,二者在协同运作中准确而有效地传递着"仁义"等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而传播和践行礼乐协同所传递的这些核心思想的关键在于人,因此礼乐协同运作中突出了对人的情感(尤其是道德情感)诉求,通过对个体情感的激发,以促进人际间情感的互动,进而在礼乐协同的规范和引导下实现中华文化核心思想的灌输和内化,达到对人的教化,塑造一个具有德性的人格,由此展现礼乐协同的情感传播特质和内在运作机制。更为重要的是,礼乐协同以情感为媒介将社会各阶层凝聚在一起,传承中华文化,实现社会大众的情感共鸣,构筑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推进华夏文明传播的实践,展现特殊的社会功能。礼乐协同是华夏文明传播的一种范式,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彰显了华夏文明的可沟通性和开放包容的品质。

成德:《礼记》礼乐教化的意义生成

考察《礼记》中有关礼乐教化与德的关系的论述可以发现,本质义之德是实际体认天道于己身并践履之。人通过礼乐教化而获得对道的认识,并能够运用于自身,即为德。至德之人,就是得道之人。有德方可谓君子,君子之德的实质在于仁德。礼乐与德其理相通,真正懂得礼乐之人,才是有德之人。人通过接受礼乐教化而成君子之德。君子之德既成,则国治而天下平。

“墨学”中衰原因探析

“墨学”中衰原因历来受学界重视 ,然至今仍众说纷纭。本文从文化史角度 ,以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此加以分析 ,认为墨学的中衰在于其理论与中国礼乐文明相对立 ,在于其学派本身的变化 ,在于封建统治者的打击和排斥。

试论先秦心性哲学的积极心理学之维

与以"治病"为其目的的传统心理学不同,积极心理学将积极心理视为通向幸福的必由之径,从而构造更为健全、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更为主动、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中国先秦心性哲学的人性预设与"君子"的人格培养,乃至"不动心"以及"养气功夫"的修炼,同样是以不折不扣的"积极方式"来构建生命的强大与充盈,进而实现生活的幸福与完满,这无疑与积极心理学在内在精神上有着契合与会通之处。因此,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对先秦心性哲学进行创造性的解读阐释,为传统思想在现代环境下重焕生机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先秦儒家论和谐社会的构建——兼论其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法制建构的精神意义

先秦儒家在创造性地阐释礼乐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针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困境,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方案。他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是一种与人性培育紧相关联的礼制秩序和礼乐文明,它兼具等级划分和仁爱互助的两种功能,其实现的关键在于作为政治中人的“君子”必须“克己复礼”。这与当代中国所追求的法治文明与和谐社会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但它仍能给予当代人们以重要的思想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