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航空旅客保护立法的新发展与启示

为建立高标准的航空旅客保护机制,加拿大《航空旅客保护条例》从沟通、航班延误、航班取消、航班拒载、停机坪延误等方面为承运人设定了严格义务,并通过设定给予旅客待遇标准和最低赔偿标准来确保旅客获得明确、一致的权利保护。《航空旅客保护条例》对承运人义务类别的精细设定体现出强化旅客权益保护的立法趋势,然而,对国际航班延误的索赔规定涉嫌违反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排他适用性。中国航空旅客权益保护立法应批判地借鉴《航空旅客保护条例》的经验,一方面,应避免对国际航班适用航班延误赔偿责任违反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完善承运人的告知义务、细化免责事由、明确国内航班延误情形下的赔偿责任等措施来提高航空旅客的权益保护水平。

论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期间

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期间关系到承运人责任的确立,是处理空运纠纷的关键所在。理论上讲,它是承运人承担责任的时间期限,也是主给付义务期间,其实际法律意义是适用航空法责任制度的期间。为保护幼稚的航空运输业,1929年《华沙公约》实行双要素标准,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创立的单要素标准延长了承运人责任期间,加大了承运人责任。我国《民用航空法》的双要素标准已不适应实践的要求,作者建议实行"法律上掌管期间"标准。

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承运人归责原则的嬗变

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承运人归责原则在国际航空法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保护幼稚的民航业,1929年《华沙公约》规定过错推定原则,促进了航空运输业的发展。但其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引入严格责任,适应了航空业新的发展要求。这主要是受到社会价值观念转变、航空技术发展、过错责任不足、事故原因复杂多样、保护托运人等因素的影响。文章运用法理学和比较分析的方法系统考察这一发展进程,籍此揭示航空运输承运人归责原则的多样化、特殊化、归责标准客观化、免责事由递减化、托运人利益逐步强化的发展趋势。

论损害赔偿限额的非正当性——以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责任为例的研究

《华沙公约》及其华沙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建立了统一的损害赔偿限额。围绕损害赔偿限额的正当性与非正当性之争,在华沙体制建立伊始就已经开始了,并且一直是国际航空法上广受争议的问题。损害赔偿限额在侵权法中,并非严格责任或者推定过错责任的本质特征。损害赔偿限额在理论上缺乏正当性。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责任中损害赔偿限额的产生与发展对我国民用航空法具有重大的启示。

浅谈航空承运人航运延误之法律责任

航空延误现象日渐增多 ,而中国现行的《民用航空法》有关航空承运人航运延误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明显滞后。为此 ,本文在解剖国际公约有关承运人航运延误造成旅客损失的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的基础上 ,对我国法律有关承运人航空延误的法律责任归责原则进行了对比分析 。

论中国航空运输责任赔偿制度的发展趋势

中国航空运输责任赔偿制度已经陈旧过时,所确定的人民币40万元的责任限额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已很不适应。保障人权、维护消费者权益是民主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民事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从"过失责任制"过渡到"无过失责任制",是历史的必然和法律演变的规律。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取代以1929年《华沙公约》为基础的《华沙体制》,刷新原来的规则,建立新的国际航空承运人责任制度,实现损害赔偿制度的一体化和现代化,彰显了民事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进步。建议中国与国际接轨,参照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适时修订现行法律,完善中国航空运输责任赔偿制度,以促进航空安全,保护旅客生命健康权益,保障航空运输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增进和谐。

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存在的若干问题探析——以航空旅客运输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视角

《蒙特利公约》于1999年5月28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签署,该公约制定十多年来在理论和实践当中仍存在一些值得争议、思考以及未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已关涉到作为航空旅客运输消费弱者一方根本利益的保护,因而有必要在此提出并作简要的论析,以促进我国的国内立法和司法实践。

浅析国际航空运输第五管辖权

第五管辖权是确定国际航空运输案件管辖法院的重要依据。1971年《危地马拉城议定书》所规定的第五管辖权是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五管辖权的前身。在第五管辖权的制定及其以后的适用过程中都遇到了较大的分歧,通过逻辑分析以及举例分析的方法从旅客利益与承运人利益平衡、第五管辖权存在的必要性等角度出发,结合利弊两方面综合评价第五管辖权,得出各方对第五管辖权的质疑与批评是值得商榷的结论。为确定第五管辖权所指向的具体法院,通过法律解释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第五管辖权应当适用"地指具体地"理论。同时,因中国相关法律对旅客权益保护不全面,第五管辖权是值得中国法律所借鉴的,但是需要进行适当修改。

航空器出租人对国际空难损害的赔偿责任

在租赁航空器运营期间发生国际空难损害情形下,空难索赔人或基于方便诉讼,或为获取更高惩罚性赔偿,或对航空承运人索赔无果等因素的考量,会转向对航空器出租人进行追索。1929年华沙公约和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并未排除航空承运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主体的赔偿责任,国际空难损害赔偿诉讼的五个管辖权,均为受害人追索运营航空器的出租人留下了空间和路径。1952年罗马公约对航空器所有人界定的模糊性,使湿租或干租航空器的出租人极有可能被“视为”或“推定为”航空经营人而遭致被索赔。但在航空诉讼实践中,追索对象的隐秘性、各国立法的差异性、相关国际公约排除责任的援用性等,使追索航空器出租人的空难赔偿责任存在诸多障碍,索赔之路并非易事。尽管如此,各国航空立法实践和司法判例为索赔人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请求权基础:即过失委托责任、产品责任或替代责任。因此,航空器出租人应高度重视对空难赔偿的责任风险,应充分利用租赁协议约定的赔偿条款、责任保险条款、适航责任分配条款以及监控航空器运营条款等措施,进行有效防范。

《蒙特利尔公约》下之韩国航空承运人责任制度

国际民航组织1999年通过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蒙特利尔公约》于2003年11月4日生效,它对各国国内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蒙特利尔公约》采用两级责任制度规制航空承运人的责任,即对乘客人身造成伤亡达到10万特别提款权时适用严格责任原则,超过此限而无任何限制的适用举证倒置的推定责任原则。韩国已与2011年4月29日通过了商法典第6部分之国家航空运输法,该法明确了对乘客以及行李和货物造成损害的责任条款,并采用了《蒙特利尔公约》中的主要责任原则。韩国有关航空承运人责任的国内法将有效解决在运送乘客、行李和货物方面有关承运人责任的争议,并在其规定的抗辩和限制范围内,为受到损害的乘客和托运人提供适当赔偿。

论国际航空运输侵权责任的发展——以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为视角

在分析《蒙特利尔公约》的产生原因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采用比较和归纳的方法,总结了国际航空运输侵权责任的发展趋势,认为国际航空侵权的归责原则由推定过失责任向严格责任发展,损害赔偿范围不断扩大。目前,中国的航空运输侵权责任立法主要存在归责原则僵化及责任限额过低的缺陷,因此有关立法应修改归责原则和提高责任限额。

中法航空承运人责任沿革与发展比较研究——以旅客人身损害为核心

从航空承运人责任发展史的角度观察,中法两国航空承运人责任的沿革与发展均以归责原则与赔偿限额为核心,但法国始终处于推动国际民航私法发展的地位,而我国则存在没有跟随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完成航空承运人责任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且中法两国在国内法与国际民航私法的关系上,以及国内法中民用航空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上存在很大不同。法国对航空承运人责任的规定对我国航空承运人责任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韩亚航空事故承运人责任的管辖权探讨

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为国际航空运输中承运人责任的确定提供了统一的实体法规则。公约确定了5种管辖权,如何在其中做出选择不仅关系着诉讼能否顺利展开,也可能对最终的诉讼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结合韩亚航空事故的具体情况,对旅客一方可援引的5种《蒙特利尔公约》管辖权进行逐一分析,指出死伤的中国旅客将很难依据公约在美国提起诉讼。

论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制度的非正当性

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促进航空业的发展,但是该制度责任限额上限较难被突破,民航空难受害者的损失无法得到完全赔偿,其正当性饱受争议。通过分析得出,当前我国民航业发展无须依靠赔偿责任限额制度的保护;灾难性的风险应当由承运人独自承担;在无限额赔偿责任制下,承运人可以适当投保;该制度“激励”潜在请求权人自行购买保险并不具有持久性;该制度与严格责任制并没有法律上的必然联系;在我国社会实际情况下,该制度并不能快速解决赔偿纠纷,减少诉讼发生的概率;赔偿数额统一化并不符合平等与公平价值要求的观点,继而由上述观点总结出该制度是非正当性的结论。

试论国际航空承运人对旅客的赔偿制度及我国立法对策

1929年以来,世界各国在民用航空领域相继达成了一系列国际条约或协定,其中以1929年华沙公约为主轴,因此,这一系列条约所形成的国际航空承运人赔偿制度,被国际民航界称之为“华沙体系”。2003年正式生效的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对“华沙体系”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新的国际承运人责任赔偿制度,我国应当与蒙特利尔公约接轨,进一步完善有关的国内立法。

论航空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制度之变革

从1929年《华沙公约》到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的内容不断革新。随着近代航空业的蓬勃发展,国际社会对经济发展与人的关系的认识的转变,责任限额开始受到诟病。航空承运人责任限额制度的存废问题应当追本溯源,立足当下,从法律、社会等各方面综合论证。此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针对自身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为责任限额寻求新的变革思路,实现法律的实质性公平。

航空承运人航班延误责任在欧盟法的发展与实践——以欧盟法院判决为解读文本

航空承运人的航班延误责任,特别是承运人是否对旅客的单纯时间浪费进行赔偿是航空运输实践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欧盟2004年的相关立法对此问题没有明确,但2009年和2012年欧盟法院的判决则明确提出航班延误的旅客与航班取消的旅客一样有权获得赔偿,除非延误是特殊事件导致的结果。

国际航空货运保险代位追偿相关问题研究

此文所涉案例涉及到国际代位追偿问题，存在着较大的难度，但由于保险公司积极调查取证，锁定承运人身份，正确选择诉讼策略，规避漫长而又复杂的跨国诉讼程序，并且在责任限制、诉讼程序和平行诉讼等方面认真分析，采取相应对策。最后总结出：跨国追偿应注意争取被保险人的密切配合，善于利用境外追偿资源，巧妙选择代理方案，广开追偿思路，注意向第三者责任人的保险人追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