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对《周礼》的继承发展——兼论连坐法和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形成

连坐法是先秦法家严刑重刑的标志,“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其文化专制的标志,它们的形成与《周礼》关系密切。《周礼》的乡遂制度为连坐法的形成提供了模式,而担负着国家政令传播职责的吏师制度则是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蓝本。

《天盛律令》中的连坐制度探析

西夏连坐制度是在唐宋连坐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特点制定的,所适用犯罪包括侵犯皇权罪、侵害人身罪、职务犯罪、军事犯罪、侵犯财产罪及诬告罪等,适用范围广,为西夏主要刑罚之一。与同时代宋连坐相较,西夏连坐制度有自身特点,如亲属连坐较为发达,伍保连坐适用不多,有诬告连坐而无举主连坐等。这与西夏整体用刑较重、劳动人口不足及"贼患"较少有关。

简牍所见秦律“家罪”考论

秦代“家罪”作为家庭内部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连坐”为前提,以“同居”为条件。犯罪类型仅限于“父子”“主奴”间的杀伤罪和盗窃罪,“父杀伤人及奴妾”中的“人”是指“子女”,“父”杀伤父母和妻子的犯罪行为不属于“家罪”。“家罪”的立法思想不是源于儒家的“容隐”制度,而是来源于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立法原则遵循着“国法至上”、对死者及家属不追究刑事责任以及确保在籍“户数”等原则。“家罪”的实质,是国家在建构社会秩序过程中,在有限资源的配置下,以层级递进的方式把法律渗透到个体小家庭,进而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控制,体现了帝制早期法律专制的特征。

从连坐观念分析酒后驾驶行政处罚扩大化的正当性——兼评“与醉驾司机同乘一车的乘客也应进行处罚”

针对日趋严重的酒后驾驶引发的交通安全问题,各国积极探寻应对措施,如酒后驾驶的犯罪化、加大行政处罚力度等;我国交通管理部门也提出了"与醉驾司机同乘一车的乘客也应进行处罚"的建议稿。对此,我们从连坐处罚的观念出发探讨其正当性的缘由,认为应当从参与者与保证人视角出发,结合同乘一车的乘客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才能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

缘坐及相关概念辨析

在中国古代,因他人触犯刑律而被牵连的记载比比皆是,描述这种现象的用语有孥戮、连坐、族刑、门诛以及缘坐等。文章拟对上述刑罚的源流、含义做一番考察,并从处罚行为、对象,以及方式等方面分析它们之间的异同。仅就立法而言,唐律中的缘坐剔除了前代残酷不道的规定,严格限制其使用范围,相较于前代的类似惩罚,唐律中的缘坐是进步的、合理的制度。

连坐制度的现代价值及其限度

连坐是指一人违法相关人员连带承担责任的制度。中国古代刑事司法中大量存在连坐的制度设置和实践,而当代中国的连坐制度主要存在于非刑事法律领域。连坐制度从诞生之始就饱受争议,但由于其在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上成效显著,故历来被人重视,直到今天其仍然活跃在社会治理的舞台上。然而,连坐毕竟是一种前现代的制度,其对被连坐者的处罚不是基于其言行上的过错,而是由于其与相关违法犯罪人存在特殊的关系,故连坐制度是缺乏道德和伦理基础的,其与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与现代自由民主的精神不符,与高扬人的主体性、重视意志自由、强调“过错与责任相一致”“罪责自负”的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也不利于全面充分地保障人权。因此,对连坐必须严加控制,将其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连坐只能是在其他治理方式均无效情形下的一种权宜之计;连坐适用的范围应严格限定在非刑事法律领域;连坐必须以相关人存在过错或获益为前提;连坐应当以相关人对行为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知情为条件;连坐的法律后果不宜过重。

辽金时期“连坐”与“缘坐”制度辨析

连坐制产生较早,以先秦时期商鞅推行的“什伍连坐制”最具代表性,缘坐制则发轫于北魏时期。到了唐代,连坐制和缘坐制作为制度化以法律形式被确立。辽金时期,北方民族入主汉地,学习中原法律体系,引入了中原汉制中的“连坐”与“缘坐”,体现了对唐律的沿袭。但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辽代有“连坐”而无“缘坐”记载,并且辽金两代均出现“连坐”与“缘坐”混淆之例。

《柳行满墓志》新论

山西省艺术博物馆所藏《柳行满墓志》的志主为唐初的柳行满,而《新唐书》卷73上《宰相世系表三上》(下作《新表》)所载柳行满,与该墓志志主在生平事迹、仕宦经历、家族谱系等方面大相径庭,故两人为重名者。通过重新校录此志,结合传世文献,补正了《新表》《元和姓纂》的相关记载,梳理了柳氏族谱。墓志所谓柳行满缘坐被贬为边府折冲都尉,应是柳行满犯公罪连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