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奇克是坚定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吗?

自由至上主义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启蒙时期的欧洲,发展的过程中受古典自由主义、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等事件的影响。诺奇克早年曾在其代表作中明确提出自由至上的立场。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个人自由具有最高的政治价值,强调财产权而忽视其他权利。然而,诺奇克晚期著作似乎确实表现出对其早期立场的些许反思。在其晚期的著作中,诺奇克对他此前提出的自由至上主义立场进行了修整,他认识到单纯依靠自由至上主义无法彻底解决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也无法提供满足人类需求的基本服务和资源分配,不过他并没有推翻他在早前建立的自由主义基础框架。

重审技术自由主义:源流、发展与矫正

通常以为,信息技术革命具有自由市场的灵魂,技术自由主义则是对革命胜利的经验总结。但实际上,随着信息技术文化内涵的重构,一种由市场主导的技术自由主义经济叙事才被发明出来。这一叙事要求国家对数字经济领域采取“非监管”的政策,其根本目的在于经济上服务美国科技公司的全球扩张,政治上支持美国价值文化的世界传播。同时,技术自由主义也会导致经济分化和不平等、社会分歧和政治极化等问题。面对技术自由主义带来的挑战,美国出现了矫正困难的情况,欧洲则可能走向技术民族主义的另一个极端;相对而言,中国综合利用多种法律政策工具,形成了一套务实的做法,较好地平衡信息技术领域中个人权利保护与数字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

当代西方左翼政治哲学能忠于自我所有权吗?——以柯亨与左翼自由至上主义学派的分歧为例

左翼政治哲学能忠于自我所有权吗?作为当代西方左翼政治哲学前辈的柯亨,认为要打败自由至上主义必须先驳倒其自我所有观。基于自我所有权本质上具有产生不平等的趋势这一基本判断,柯亨提出了必须限制自我所有权的忠告;而同属左翼阵营的左翼自由至上主义学派却主张通过原初外部资源的平等主义分配来接纳自我所有权。分析二者产生分歧的原因,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左翼政治哲学必须承认自我所有权在防范侵犯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使为了自主去限制它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自由意志兼容主义:责任论的哲学转向

自由意志是责任论的基础,而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引发了关于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争论。对于自由意志,存在自由意志、决定论、兼容主义三种立场。兼容主义认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可以共存;只要人的行为没有受到强迫,人就具有自由意志。目前主流的责任体系采用相对的自由意志论,但相对的自由意志论不能解决认知神经科学对自由意志的挑战。兼容主义可以圆满地解决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间的分歧,刑事责任的哲学基础应当从相对的自由意志论转向自由意志兼容主义。

基于自由家长制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改革探讨

研究目的:分析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理论基础和改革诉求,引入针对潜在主观心理的自由家长制政策助推思路,探讨新型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改革方向。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当前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存在着全域覆盖、刚性强化、弹性提升、协调统筹和配套完善5大改革诉求,针对自由家长制理论中心理账户、固有印象、损失厌恶、延后决定、架构误导和过于乐观等潜在主观心理特质,可以通过层级矩阵、环境塑造、损失放大、实时反馈、默认选项和机制补漏等影响路径,探讨优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改革方向。研究结论:未来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可以探讨借鉴自由家长制理论,通过构建层级用途管制、营造用途管制氛围、扩大奖励惩罚差异、提供实时用地监测、优化管制协议设计和配套完整实施机制进行优化改革,"助推"实现提升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全域覆盖度、刚性合理度、弹性有效度、实施协调度和体系完善度的政策目标。

金融消费者保护:经济理论与法律形式

个人或家庭在消费金融市场通过选择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实现一生的最大化效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是在消费金融市场规制过程中对于个人权益的着重强调,其经济合理性在于市场效率的实现和出于自由父爱主义的考虑。对于刚刚起步并逐渐发展的中国消费金融市场,金融消费者保护在理论研究拓展、立法与纠纷处理机制、金融消费者教育以及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组织和协调等方面存在亟须解决的问题。

超越功利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阿马蒂亚·森的目的权利观

权利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功利主义的“工具权利观”把权利视为实现效用的手段,而自由至上主义坚持独立于后果的“约束权利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试图建立一种具有较大包容性的目的权利观,它结合了权利内在价值的考虑与结果推理的运用。

美国新闻传播:从自由放任到强调责任

诞生于美国的报刊社会责任理论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新闻事业占主导地位的新闻理论。作为对传统的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修正与补救 ,该理论的形成 ,是美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后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生深刻变革的结果 ,而美国新闻事业出现的相应变化则造就了该理论诞生的具体环境。由于垄断报业的出现 ,导致传统的报刊自由主义理论发生危机 ,而由此促成的媒介自律意识的兴起和政府干预媒介的成功实践 ,催生了报刊社会责任理论。

意志自由与生命价值的对峙——精神医学领域知情同意原则泛化的伦理分析

知情同意原则在精神医学领域存在严重的泛化现象。医学技术与疾病治疗之间的不同步性表明,单纯依靠技术理性探寻知情同意原则泛化的根源必将陷入困境,解读该原则本身的伦理涵义为其伦理根源的追溯提供了除反思经验判断与医学技术局限性外的破冰之旅。人类意志自由与生命价值在精神医学领域里的尖锐对峙是这种泛化的伦理根源。

自然人人格的伦理解读——兼论德国民法典人文主义的价值起点

德国民法典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人格是民法典的价值源泉和逻辑起点,民法典的人文主义价值是以自然人人格的概念为技术中介而贯穿到整个法典之始终,以历史的视角,对自然人人格内涵作出动态考察,侧重对德国民法典赖以存在的精神基础——康德的伦理人格主义哲学作出分析,并对自然人人格所承载的价值作出阐释。主张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对此应当予以借鉴。

平等的自由主义辩护

平等作为人类一个古老和抗议性的理想,其理念在近代经历了一个随自由主义理论的变化而变化的过程,即古典自由主义的权利平等、功利自由主义以自由为基础的平等和新自由主义平等的限度。这种情况说明人类对于平等的理解远没有达成共识,平等的内涵也必然会随社会本身的变化而发生波动。

自由主义的理论困境及现实危机

自由主义的理论困境主要有个人优先与社会优先之争、权利与善之争、自由至上与多元价值之争等3个方面,这种困境不仅来自于理论与实践的冲突,更多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由此使得社会性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梦魇,研究自由主义的理论困境对于回应和反击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引领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时代价值。

对哈耶克自由观的批评:来自自由至上主义的视角

哈耶克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之一,但即使是在自由至上主义阵营中,也有些人并不认同他的自由观。这些人既包括传统的"右翼"自由至上主义者,也包括新兴的"左翼"自由至上主义者。他们都认为,在为"自由"下定义时,哈耶克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结果导致他背离了自由至上主义的核心理念。虽然双方在批评哈耶克自由观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体现出了一种倾向,即为"自由"寻找一种更为可观、纯粹的定义方式。

自由至上主义:“左”与“右”

人们通常将自由至上主义与右翼的政党或思潮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分类。首先,自由至上主义对现存的制度往往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因此不能等同于"保守派"意义上的"右翼"。其次,在很多政治社会议题上,自由至上主义实际上与通常被归为"左翼"的政党和运动有着更为类似的立场。最后,即使是在经济分配政策问题上,也存在着"左翼"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即支持国家干预和再分配行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因此,把自由至上主义定性为右翼思想,是一种过分简单化所导致的误解。

基本需要:共同富裕的逻辑起点

基本需要是共同富裕理论包含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理解共同富裕的逻辑起点,这不仅是由中国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也是由社会正义问题的理论特质所决定的。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决定了基本需要的内涵,也证成了人们均具有基本需要应当得到满足的权利。这种权利可称为免于匮乏的权利。它不仅是一种道德权利,而且是一种要求权。这种权利将要求国家通过再分配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但这并没有侵犯富人的自由。

法学视野中面向权利的权力正当性论证——由《权利的成本》展开

《权利的成本》揭示权利依赖于权力的秘密,权利的成本表现为权力所掌控的预算资源,民众以缴纳税捐的方式获取权力对权利的确认与保护,本质上是一种互助式的公共保险机制。所有权利都是积极权利,权力赋予权利人对抗他者的法律效力,权力在权利的实践中无法缺位,自由主义对权力的成见不合时宜。权力从对权利的保障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不仅证成其正当性价值,还因正外部性的产生增强了自身的能力,权利与权力可以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权力保障权利价值的实现需要有效的权力机关。在稀缺公共资源的现实条件下,权力中的权利保障职能具有预算优先性,应当在此预算领域以支定收,由权利保障的预算支出需求决定国民的税负。

哲学人学的前提批判——兼谈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自由观

人的自由问题是哲学人学的前提性问题。西方传统哲学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主要有机械决定论、非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等几种基本观点 ,而当代西方哲学中又出现了调和论、取消论等 ,但所有这些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陷入偏颇和困惑。国内学术界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自由观的研究也存在着诸多误区 ,通过全面考察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有关论述 ,可以得出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自由观实质上是一种立足于现实性。

析20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演变

美国保守主义中存在着自由与权威两个价值的对立,在派别上表现为传统保守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的对立。两派的观点虽有某种相通之处,但分歧是主要的。20世纪50年代,两派曾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他们共同创办刊物,并成立了共同的组织,同时也出现了调和两派观点的理论。但是自60年代中期后,随着美国社会的剧烈动荡,两个派别出现了不可弥合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激烈的冲突和分裂。这一阶段对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并体现了保守主义内部张力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战后美国保守主义思想重构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保守派在民主党自由派独步美国政坛的形势下对保守主义思想进行了重构,以便为自己重掌美国政治大权做好思想方面的准备。这一思想重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保守派外交思想的重构和保守派内政思想的重构。第一种重构使得保守派走出孤立主义的思想阴影,接受和支持干涉主义政策;第二种重构使得保守派在坚持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的同时,认同联邦政府对国民经济某种程度的干预及为此而推出的一部分福利政策,以张扬社会公正、维护道德秩序。战后保守主义的思想重构意义重大,其影响和作用贯穿于20世纪的最后30年,直至今日。

康德论述根本恶的三重维度及其矛盾

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对根本恶的论述贯穿了三种维度,即先验维度、自由维度和进步维度。但这三种维度之间并不是自恰的,而是存在着矛盾。通过对这些矛盾及康德对矛盾的解决的成败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矛盾是内在于康德的哲学的。对(善)恶的理解只有与人的生存处境和价值追求相联系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