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生命表现”思想探析

“生命表现”思想揭示出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浪漫主义因素,构成了对现有阐释模式的反思,因此具有重要理论价值。马克思的“生命表现”思想在综合吸收浪漫主义对感性丰富性的强调、对人性圆融整全的追求与反思启蒙现代性的哲学主题的同时,扬弃了浪漫主义的非现实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生命表现”思想显露出的克服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所导致的人的分裂对立、复归个人生命总体性的内在逻辑,同构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及其扬弃的逻辑思路,深刻切中马克思克服现代性分裂的问题意识。在这一问题意识下,“生命表现”思想在与黑格尔的绝对思辨和费尔巴哈的感性有限性进行理论对话的过程中,呈现出错杂的理论图景,促使马克思意识到“生命表现”思想的内在逻辑困难。对“生命表现”思想的探析,既展现出马克思思想的丰富层次与内涵,也突出了认真考察马克思思想中各种理论倾向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农民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路径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新时代,实现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物质基础薄弱、价值观念滞后、人才匮乏以及文化产品供给不充分等多重阻碍。只有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促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优化乡村人才队伍以及建设高质量乡村文化供给体系,才能根治农民精神贫困问题,从而助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世界·国家·人民: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三重“美好”向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立意高远、博大精深,既有对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与擘画美好世界愿景的展望,有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与建设更加美好中国蓝图的构想,还有对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与提供多样化精神文化生活的行动。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整个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繁荣的国际视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视野、美好生活文化需求的民生视野三重向度,为当今世界文化发展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古代书论中的生生之思

古代书论思想源自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易经》又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源头之一,因其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无形中对其余经典形成一种理论的关照。儒家、道家思想的生成都曾深受易学影响。因此,易学思想无形中成为古代书论重要的理论源头之一。《易经》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是其“生生”思想,《易经》生生之哲思的哲理影响到了书法的发生论、创作论、审美论的基本问题。

设计的现代性:从《美术生活》(1934-1937)窥探中国现代室内设计观念的兴起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设计观念现代性探索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室内设计观念兴起的重要历史时期。在1934年倡导“新生活运动”背景下,《美术生活》以“宣扬中华美术固有的灿烂文化,推介世界新兴艺术”为宗旨,译介西方现代室内设计观念,传播中国该时期在家具材料及室内装饰方面的创新探索。本文从设计现代性视域出发,回溯《美术生活》的创刊语境、理念与宗旨、译介西方现代室内设计观念,分析并发掘了中国现代室内设计观念兴起的重要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同时也还原并呈现了处于螺旋上升进程中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艺美术发展的经验与价值。

经济生活中的认同感、批评欲与工农情——论延安文人的三次思想转变

延安文人的思想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变,这除了缘于前后不同的政策等因素外,特有经济生活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抗战初期,文人在供给制的经济生活中体验到了一种民主、平等与尊重感,这使他们在思想上表现出了对延安民主政治与集体生活的认同。“皖南事变”后,随着经济生活质量的下降、差异性的突显以及些许不合理现象的发生,文人改变了对前期延安的固有印象,并在文艺领域掀起了一股书写经济生活中“琐末的‘小事件’”的批评潮流。文艺整风后,作为经济行为的劳动进入了文人的日常生活,成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方式。文人的思想、情感由此开始了“工农化”转向,显示出了“深入实际斗争”在思想改造中的意义。因此,讨论延安文人的经济生活及其生命体验,不仅可以还原他们极具特色的生活环境,也将为其思想转变问题打开新的研究空间。

勇德:中国武术“立德树人”的根本指向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完成这一根本任务的重中之重是要守正创新、夯基固本立德树人的中国话语。文章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以武术教育的时代契合为出发点,以德性条目中勇德的内在维度为切入点。研究指出:武术勇德作为一种生命能,它不是特定条目的形式之勇,而是由之形成的见义勇为、敢于担当的主体德性的表现,它始终被限定为完成智、仁而生发出“依自不依他”的顽强意志品质。经历了性格特征以及行为方式的自然之勇,在注入“仁”“义”“礼”等伦理内涵后,逐渐走向道德德性,它趋于终极存在的生命精神。勇德作为武术教育的根本指向,其思想意蕴主要体现在,心性之勇为“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德性之维;气力之勇为“浩然之气,勇武之魂”的生命之维;仁义之勇为“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君子之维。武术勇德的当代启示在于要重塑“身体作为成长的教育起点”的武术本体认知;夯实“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武术教育理念;厚植“英雄形象与日常生活交织”的武术育人沃土。

流亡中的形式实验与生命之思——论米兰·昆德拉后期作品的“晚期风格”

自捷克流亡到法国后,米兰·昆德拉创作的小说开始发生变化。他在法国时期创作的小说较捷克时期更加晦涩难懂,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性和否定性,这种变化体现了爱德华·W.萨义德所论述的“晚期风格”。导致昆德拉作品发生改变的原因不仅是他生存国度和生活环境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他在生命后期不得不直面死亡,这使他思考的命题开始向内转。从昆德拉的作品看,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其文本的形式和内容上。一方面,昆德拉采用了作者介入和关键词写作的形式实验,用小说形式的创新引领现代派小说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在作品中开始探讨遗忘和回归的生命主题,用书写对抗原本不可抗拒的遗忘,用永恒的流亡拒绝回归,将自己彻底地放逐在了小说艺术的道路上。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农民精神生活重建的理论分析与实践路径

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使当代农民精神生活呈现出多样化的基本特征。农民精神生活在丰富的同时,也存在着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脱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失衡、多元需求与低效供给的抵牾等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发挥着引领农民精神生活重塑的重要作用,致力于解决农民精神生活的存在问题,从而彰显出深厚的理论意蕴。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农民精神生活重建的实践,必须坚持党对乡村地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铸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推动乡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传承和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农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三维探析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又是进一步推进文化发展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激发,立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适应“两个大局”发展变化的现实需要,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出场逻辑具有诸多内在契合。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着眼于新时代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任务,以精神丰富充盈、精神自信自强和构建精神文明新形态为目标指向。新征程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以党的领导保障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正确方向,以人民至上理念站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立场,以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文化条件。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

精神生产是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作为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精神生产是对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能动反映,直接关系着人的精神文化需要满足、精神素养提升、心灵世界滋育以及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民族复兴的应有之义,新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物质前提,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逻辑,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追求,生动体现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贯彻与发展。深入探究和科学澄明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具体内容、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有利于基于精神生产维度,科学探索促进新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具体实践路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概念的原理性溯源——基于概念演变的视角

习近平文化思想原创性贡献的基础是其原理性贡献,而原理性贡献的前提是其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概念的原理性创新。马克思主义从主体性、文明性和知识论维度构建了文化概念的新架构,为党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哲学视界和创新方向。在党的理论创新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文化概念的本质透析、丰富社会主义文明的鲜活实践、凝练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规律,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概念的创造性提升。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探索,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炼、生产和创新提供了全方位准备。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高度,文化主体性、文化生命体、“两个结合”等原创性概念和理论在主体性规定、文明性内涵和知识论架构等维度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概念的原创性贡献。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伦理解读——兼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伦理批判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命题。在现代社会资本逻辑的统摄下,人和自然间难以形成真正稳固的生命共同体,人类社会面临愈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尽管当代西方绿色思潮为消解生态困境提供了不同的批判进路,但囿于资本逻辑的窠臼,未能从根本上触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悖论”产生的伦理根基。习近平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价值理念,蕴藏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三层意涵,从“伦理根基”“伦理话语”和“伦理目标”三重维度出发,为超越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价值观,开辟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提供了新理论、新思维和新方法。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意蕴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从其孕育生成的那刻起就带着深深的人民性烙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意蕴主要体现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三个维度。为了人民,即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了维护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依靠人民,即依靠人民担当推动文化传承赓续、依靠人民创造促进文化创新发展、依靠人民奋斗推进文化强国建设。造福人民,即在强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造福各族人民、在主张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造福全体人民、在倡导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中造福世界人民。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传统儒家天人观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传承与发展。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如何突破传统生态哲学逻辑并对其在内容上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把握二者之间关联的应有之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传统生态思想的改造,建基于对其三重逻辑的把握:在价值的来源上,既肯定人来源于自然,又强调人要理性地看待自然的人化过程;在价值的主体上,既肯定人与自然万物在思维和实践活动上的区别,又强调人与自然在实践活动中的统一性;在价值的目标上,既肯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价值,又强调要发挥人的集体性的自觉行为,在实践中有计划、有目的地建章立制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在整体的意义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相成的平等共建也实现了对传统有机生命体理念、万物并育观、天人自然发展观的超越。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三重维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对于引领新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文化内涵,明确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定位,彰显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世界意义。它以坚定文化自信为精神引领,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定位”;以推进“两个结合”为方法遵循,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定法”;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文化使命,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定标”。这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大力发展文化生产力,夯实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推动文化大众化进程,巩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增强人民的文化意识,涵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主体自觉;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拓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丰富程度。

运用中医理论实施大学生生命教育的思考

运用中医理论指导大学生生命教育具有可行性,中医学具有生命教育的理论基础,具有生命教育的哲学思想,具有生命教育的身心取向。但目前中医生命教育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教材严重缺乏、师资力量不足与中医氛围淡薄。中医理论指导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切入点,需要从培养教师的积极性、需要让更多的大学生了解中医相关知识、需要掌握生命教育的重点等方面入手。

孔子孝道思想探析——基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释义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反映孔子孝道思想的一句话,但关于这句话的释义仍存在争议,主要集中于“三年”和“道”的释义。由于孔子十分重视三年之丧,而“无改于父之道”针对的是子女在父亲去世之后该如何做的问题,与三年之丧语境相似,所以“三年”指的是三年的服丧期,“道”应释为父亲在世时的为人处世准则。孔子强调“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因为子女尽孝要始终怀有敬意。这种敬意源于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受制于三年之丧的礼制要求,更重要的是与孔子的政治构想相通,由孝亲推致忠君,从而构建一个秩序井然、等级分明的社会体系。

近代云南名儒孙光庭生平思想与诗文遗存

孙光庭是近代云南史上一个很重要却缺乏关注的人。他曾先后担任云南高等学堂副办、留日学生监督和民国国会议员职务,与孙中山、章太炎、章士钊多有交往,是李根源、唐继尧等人的老师。他学术观念上根柢儒道,以圣贤为武器,挽救衰颓的世风。其文学主张也多儒道色彩,文章阐发圣贤义理,立足于世道人心,义正词严,文风浩瀚。其诗歌述志言情说理,有古雅学博的宋诗面目。对他个案的全面研究,有助于了解近代云南文人群体的面貌和成就。

教育关涉公民美好生活: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意旨及启示

追求美好生活是全人类的一个永恒主题。然而怎样才能实现美好生活呢?历史上很多思想家、教育家把人的美好生活与教育联系起来,希望通过教育来促进美好生活的实现。亚里士多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城邦陷入严重危机之际,希望通过其所设想的公民教育拯救城邦,使公民过上美好生活。他提出,教育在城邦事务中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要培养“好公民”“善人”并使他们过上美好生活,并围绕此目的选择通向美好生活的教育内容与方式。至此,亚里士多德对理想共同体的探索与构建,就成为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同向而行的哲学追求,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然而,受到时代及其认识论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关于教育关涉公民美好生活的理想未能实现,但对我国当前探索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教育进路仍有诸多启示,折射出其思想所具有的恒久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