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前期厘金用款的严控限制与督抚筹对

厘金是咸丰初年清廷应对战时财源枯竭,持续支持战时财政而开发的新式财源。自咸丰初期迄光绪前期,厘金财源的扩张收入支持着大规模战争的军费支出,各类善后事业和洋务新政也得以挹注支撑。基于部库收支拮据的严峻现实,清廷自光绪六年对各省厘金用款比例实行严控,各省对此抵触筹对,或暗中敷衍应付,或奋起顶奏维权。双方基于自身视野和利益,均秉持“守经达权”的决策理念,却在实际上逐步走向彼此疏离。近代秉政治国者如何贯通“守经”与“达权”,有机衔接这两种逻辑,既考验着昔日的帝王僚臣,也为今人如何守制创新提供了鉴戒。

近代中俄茶叶贸易制约性因素探因——基于厘金视角的分析

厘金肇始于咸丰三年,原本是清廷为镇压太平天国、筹措军费而加征的一项临时性税收,因颇具成效,各省渐次仿效。厘金课征苛重,卡若栉比,见货即征,不问巨细,这无疑增加了出口商品的成本和价格,削弱了本国商品的竞争力,严重制约了华商的对外贸易。洋商在华享尽各种特权,华商却只能"望洋兴叹",直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执塞外贸易之牛耳的山西商人最终不得不退出历史的舞台。

清末《各省厘金创办年月及人名表》的订正与评议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一书中《各省厘金创办年月及人名表》向来被学术界认为是权威资料而广泛引用。文章根据有关档案文献史料,对该表中所列23条记录修订了21条,并有所增补,从而比较完整、准确地展现了晚清厘金在各省推广的经过。

路权与税权的博弈——清末铁路货捐制度的形成及有限变动

铁路货捐是清末出现的一种类似厘金的税收种类,其征收对象是铁路运输货物。因为征税权力的不确定性,作为铁路货捐征收主体的地方政府,既要面对中央政府削弱地方对路权控制和裁撤厘金的双重压力,也有因对子口税制度冲击而招致的外交上压力,更有来自铁路企业要求减轻税负的呼吁。相关各方出于不同的目标,竭力维护自身的利益,形成以路权与税权矛盾为核心的多方博弈。路权与税权的矛盾,源于中央与地方之间征税权和铁路管理权的管理边界不明确。

征厘与垄断——《巴县档案》中的晚清重庆官立牙行

咸丰至光绪时期,重庆牙行代替地方官府抽收百货厘金。在此过程中,牙行凭借与地方官府的新型合作关系,努力攫取地方市场的贸易垄断权。在这一个案中,商人并非被动地受厘金制度盘剥,他们中的一部分也主动地参与甚至利用厘金制度;牙行也并不单纯从事中介贸易和市场管理,还扮演着市场垄断者的角色。因此笔者提出,制度史研究应更多地加入"亲历者"的视角,展现特定个人或群体多元化的历史经验。

晚清厘金在地方“善后”中的支出及影响——以浙江省为个案的研究

虽然厘金在太平天国战争后逐渐演变为一项经常税,但对其地方支出实情较少研究。考察浙江厘金在战后地方重建过程中的支出情况,围绕着厘金加收的使用,地方官绅权力相互渗透,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共同致力于地方社会的重建,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太平天国战后地方财政活动膨胀的具体形态。

近年来厘金制度研究综述

晚清以来,厘金收入在国家财政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厘金研究应同近代社会经济史和政治制度史结合起来,是今后厘金史研究的趋势与方向之一,这既能够推动研究的深入,又能够提高成果的价值。

民国时期的浙江营业税述论

厘金是晚清政府为镇压天平天国运动、筹措军费而采取的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益显现,从而导致国民政府时期裁厘改税的施行。作为裁厘后财政收入减少的弥补举措,中央有统税和特种消费税的举办,地方则为营业税。浙江作为实施营业税较早的省份,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和原因。

晚清南洋海军经费管窥

1875年,清政府决心大治水师,李鸿章负责北洋地区,沈葆桢负责南洋地区,并由户部指定海防专款四百万两。从1875年到1884年,南洋海军每年约经费四、五十万两;中法战争后,南洋海军经费有所上升,但此时军舰增多,实际军费并没有增加。甲午战争后,南洋海军,经费与第二个十年基本持平,日益走向衰落。

利金颗粒的制备工艺及质量研究

目的优选利金颗粒的制备工艺并进行相关质量研究。方法以软材性状、颗粒成型率等为指标,进行混合辅料的筛选;考察颗粒的性状、溶化性以及相关含量测定等,对制剂进行质量研究。结果优选的最佳辅料为浸膏粉∶甘露醇∶乳糖=33.3∶13.42∶53.28,以75%乙醇制软材,所得颗粒质量稳定,黄芪甲苷平均含量0.036%,RSD为2.08%。结论优选出的制备工艺以及质量研究简单合理,工艺稳定,可操作性强,结果满意。

清末驻英公使与英国禁烟运动

清末驻英公使郭嵩焘、曾纪泽积极与英国禁烟运动保持联系 ,并促其发展。禁烟运动的高涨 ,促使英国本土商会向政府施加压力 ,让其重新考虑鸦片政策 ,亦促使清政府在税厘并征谈判中采取积极态度。

同治早期的江苏省厘金制度小议

起源于咸丰年间的江苏省厘金制度,在同治朝早期经历了一系列的调整、重建与规范,最终形成了一张密布于江苏境内的厘金征收网络。这张厘金征收网络为江苏厘金由战争税转变为经常税提供了制度保障。

郭嵩焘与湖南厘金总局

郭嵩焘在湖南厘金总局创兴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倡推广黄冕私设厘局之法于全省;手定湖南厘捐章程;使其弟郭焘佐治湖南总局;委用士人经理府县厘局;推广湖南章程于山东、广东等地。从郭嵩焘与湖南厘金的这一角度,大致可透析厘金与湘军及湘军将帅的互动关系。

论晚清厘金征收机制的局限——以晚清浙江厘金为例

文章以浙江为个案,分析了以定额制为核心的征收机制在厘金征收中的局限。由于固定征收数额缺乏有效调整的弹性,无法反映商品流通机动灵活的特性,因此从商品经济的增长中获益亦很有限,比额以外的大量盈余流入非制度的渠道,这又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对财政的控制。

借鉴曾国藩筹资方略拓展筹资思路

清代名臣曾国藩使用拍卖功牌、劝挟捐资、征收厘金、盐务充饷、高薪半饷等方略筹集资金,维持湘军运营,保存湘军实力,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今天,应该用科学的态度看待曾国藩的筹资方略,从中吸取精华,去其糟粕,拓展多元化筹资思路。

近代中国厘金制度改革思想之演进

厘金制度的改革问题是近代中国税制改革的重大议题之一。清末的厘金改革思想,主张裁撤厘金、加征关税,同时,将厘金改革成不重复征收的商税这一设想被初步提出。进入民国以后,有人进一步提出以所得税、营业税等西方近代主体税种取代厘金;务实派人士则主张以新式货物税取代厘金,这一主张较具可行性。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厘金终被较进步的统税制度所取代。对厘金改革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中国税收制度的现代化进程。

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裁厘加税条款的谈判

裁厘加税是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最重要的内容。裁厘加税条款的谈判,中方在一定程度上做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努力;裁厘加税条款的谈判,预示了列强对中国经济各个领域进行干预的范围和程度的扩大和加深。

清末浙江厘金包认制的形成与演变

出于提高征收效率以应对口岸海关制度竞争的目的,清末浙江厘金征收制度逐渐向着包认制转变,商人同业组织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征收职能。虽然在实际运行中,官商之间达成的包税协议因个人私利的过度营求而显得脆弱不堪,但它对此后营业税的倡办及整个财政体制的近代化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清末时期川江的木船运输

清末时期,重庆的开埠带动了川江木船运输业的发展,由此川江木船运输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川江木船运输的货物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时期的川江木船分为挂旗船和厘金船,挂旗船是外国侵略者进行经济侵略的运输工具,但是厘金船的数目和运输量还是大大超过挂旗船;同时,川江木船运输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川江上木船船帮的形成和发展,为四川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郑观应的厘税改革主张

论述了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提出的改革厘金和关税制度的主张。分析了这两种税收制度的弊端和解决办法 ,反映了中国早期民族工商业者发展本国经济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