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北地傅氏籍贯考察——以《宋书·傅弘之传》的载述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关于世族籍贯的认定,不能只是简单地考察地理沿革和家族迁徙等表层问题,而应综合考量家族认同、国家认同、历史认同等诸多层面的历史信息。北地傅氏虽然自汉末以来寄寓关中冯翊境内,此后又流寓江南,但其姓望所系与文化根脉仍在河陇地区(义渠、灵州、泥阳)。其亦文亦武、刚直尚气的家族风尚,正是秦汉以来河陇地区风声气俗的本色呈现。如果将汉末以来北地傅氏的籍贯确定在今陕西耀县境内,不仅与北地傅氏家族兴起于河陇边塞、流离迁徙中仍然情系河陇故土的历史事实不符,而且与门阀制度背景下“寄寓他所”“仍冠旧邦”的时代风气不合,显然不是合理公允的结论。

汉魏六朝尚方职能及其与皇权关系

汉晋时期,尚方隶属少府,主要为皇帝和宫廷制器。南北朝时期,尚方机构及其职能发生变化,但南朝与北朝又有差异。南朝左尚方负责王朝军械制作,右尚方仍为宫廷制器。左尚方制军械,改变了尚方的“私奉养”性质。北朝自魏孝文帝以来,尚方改隶太府,被纳入朝廷财政体系,制器不再仅供皇帝和宫廷使用。南北朝尚方及其职能变化,虽不尽一致,但尚方“私奉养”色彩皆渐淡化。不过,汉晋六朝尚方一直具有为皇帝和宫廷制器的职责。尚方制器被称作“御器物”“禁器物”,成为皇帝与臣民身份差异的外在体现,堪称皇权的物质象征。历朝通常禁止臣民私求或仿造尚方器物,但魏晋以降,因皇权衰落,管控力度减弱。

汉魏六朝碑刻中构件“⺈”“■”“爫”的变异研究

汉魏六朝时期,异体字盛行。本文以形体相似的三种构件“爫”“ ■”“⺈”为例进行变异研究,从构件与构件的关系出发,把构件讹变分为独体讹变和被动讹变。在讹变的基础上,构件“爫”与构件“■ ”“⺈”产生讹混的结果,构件“爫”与“⺈”有相同间接构件与构件“爫”构成直接构件时,二者有着相互讹混趋势,构件“爫与”“■ ”的相互讹混趋势更为稳定且无条件限制。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分析——以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例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涉及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传统服饰,它们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社会符号,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作品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选取许渊冲和汪榕培两个权威译本中共同出现的诗歌进行分析,确定其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数量及类别。同时从翻译方法和诗体美学两个层面入手,对其英译特点与内在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分析,探讨服饰文化词在两译本中的直译意译之别以及在韵律、意象和修辞上的差异。

汉魏六朝鹦鹉赋创作之流变

今存汉魏六朝鹦鹉赋作16篇,为此时期咏物赋数量之最。其中,祢衡《鹦鹉赋》收录于《文选》,其余15篇鹦鹉赋作则通过唐宋类书得以留存。16篇鹦鹉赋作在体物、叙事和抒怀三方面呈现出内容上的沿袭和形式上的创新,并表现出由建安之崇文主气、两晋之细致尚巧至南朝之典丽唯美的文学流变面貌,其中又不乏个别赋家自觉的突破与求新。汉魏六朝16篇鹦鹉赋作的流变是时代审美演变的具体细流,又在文本自身表现出继承与新变。

汉晋“仙”观念之流变考

根据“仙”的字形演变,其字义从描述特定形貌延伸出超凡脱俗之义,并兼容登、升义后形成较为原始通用的“神仙”义。在方仙道以邹衍五德始终之说论仙之后,“仙”第一次与长生产生关联并较为完整地具备了宗教义。汉晋时期,“仙”多与鬼神混用,泛指一类与人异质且具备特殊能力的群体,仙人概念发展呈多元化样态:观念上从具备纷繁不同能力的群体转向以长生为核心的修道者,方法上从信仰崇拜转向己身修行,关系上从独立个体转向严格的等级次第。在此背景下,葛洪提出与前人皆不相同的仙论。首先,仙不是异质于人的特殊群体,而是人道之仙;其次,人之为仙的核心关键是长生,唯长生可以称仙;再次,长生不是特定之质,而是学致的;最后,学才是人之本真,学的两个要素是明师和定志。

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的北魏彩绘木棺

现藏内蒙古博物院的两具彩绘木棺虽年代久远,但棺板彩绘颜色鲜艳,画面内容基本完好。根据画面内容确定为北魏时期的两具木棺。在述清现存棺板彩绘内容的基础上,对所绘内容表现出的北魏时期生产、生活形态进行了考证,推断其时代为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后的彩绘木棺。

论尉缭子的“文武之道”

“文武之道”原是指尧、舜、禹、汤、周文、周武等古代圣王治国平天下之道。20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了大批兵书残简,其中有与今本《尉缭子》[1]大致相同的残简六篇。残简中多有尉缭对“文、武”的论述,他以治兵实际为出发点,紧密联系战国大变革的时代特点,适应战国大变革时代变化,结合兵家治军的实际经验,形成了带有兵家思想特色的“文武之道”,即以德为先、刑为后的教戒之道,赏于前、罚为后的兴功止奸之道,文攻武守的固国之道。

“幽州人語謂耿爲簡”解

文章從《三國志·蜀書·簡雍傳》裴松之注“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遂隨音變之”生發開去,探討了與此相關的音變構詞。本文就幽州一帶東漢至南北朝耕部字變入元部字,幽州方音與漢魏晉南北朝詩文用韻、古注音所反映的耕部變元部的歧異原因,《切韻》系韻書爲什麽不收“耿”讀“簡”的異讀,裴松之注“幽州人語謂耿爲簡”注音背後的規則,幽州一帶“耿、簡”同音現象在後代逐步失傳的原因等相關問題,得出多種新的見解,旨在加深漢語語音史及相關學科的研究。

“圣意恳恻”:曹丕代汉前后的诏令文探微

“圣意恳恻”本是臣子对于曹丕辞让令的评论,意在突出曹丕推辞受禅的诚恳谦让。在汉魏禅代前后,曹丕的诏令文分别从施行德政、顺应天命和礼遇汉室三个方面表现出“圣意恳恻”的文体特征。而这一文体特征正是曹丕代汉之际的政治运作在公文上的体现,从而凸显出曹丕诏令文在汉魏禅代之际的重要作用。

论汉晋时期文章的集作形态

汉晋时期,文献以简牍为载体,文章有一长一短两种状态,长文书于简册,短文书于札牍。长文来源于分书于单简的零散资料,或作者构思的短句短章,作者将书于众简的资料集合串联,即构成长文或著述。通过这种方式缀合的,即集作。其中,材料靠辑集整合而成的谓之辑录体,以这种方式编撰的作品外表宏大,内里松散;奏议、书论等长文可称为创作体,语气完足,布局整密,无拼合组接之迹。集作的优势和弊端,都是由简牍书写条件造成的,可见文章规模体制与所用文献载体大有关联。从文献载体来解释汉魏晋初的文体、文风特征,可以揭示问题的根源,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繁缛富艳:汉末魏晋易代文学的才情底色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建安时期,曹操三次发布求贤令,打破了汉代以道德文章为标准的程式化人才选拔方式,大量辞章氤氲而又个性鲜明的文人脱颖而出。曹操、刘备、孙权政治集团,尤其是在曹氏父子麾下,聚集了众多擅长文学、辞采斐然的士人,由此形成汉末三国以文采见长而精彩纷呈的文学画卷。三家归晋,能够和敢于入洛仕进的“亡国之余”,唯可凭借的即是自身的才学,而个体的才华和能力大多体现在文辞富艳、辞采华美、深情低回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学风格上,由此出现了晋世群才雕采饰藻、挺拔峻峭的文学特色。时代不幸诗家幸,汉末魏晋易代的人才流动,因才情为文学,呈现出传统中国文学史上色彩斑斓的文学景观。

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性质和特征

本文认为,汉魏六朝文学批评性质应该在前后期的比较中考察才能得以确定。总体而言,先秦文献所论有关文章写作的意见,绝不可等同于后世的文学批评,实际只是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关注文事的人对写作在社会活动中起到的作用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在先秦时期,文章写作作用的认识,就是文学观念的萌芽和发展期,所以这一时期的批评只能用文章写作的论述来概括。自战国策士至秦汉,尤其是西汉,“文人的写作”开始产生,而西汉的文学批评,就与先秦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西汉人的文章写作活动以及对文章写作价值的认识,都在为文学的自觉作准备。若从汉魏六朝大范围论,都可以概括为“文学自觉时期写作的批评”,随着魏晋以后文学一科的独立和成熟,文艺性文体日渐成为文人主要表达情感的文体,文学批评也因此而走向成熟,批评的系统化、理论化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高峰。

上古三代明堂探微与汉魏明堂制度之争

根据《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有关夏世室、殷重屋与周明堂的模糊表述,并参考考古发掘中仰韶文化遗址中可能的祭祀建筑“F1(大房子)”的建筑尺度,推测性地探讨了《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描述的三座上古最高等级祭祀建筑的可能平面与外观。由此出发,将自两汉至北魏时期反复出现的有关明堂型制的争论,及对其平面可能形式的理解,也作为这一推测性讨论的某种余绪,作了一点粗浅的探究。

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后引汉济渭时期关中受水区水资源供需分析

引汉济渭工程是关中受水区未来一个时期的骨干水源工程,统筹考虑2035年后引汉济渭时期受水区水资源供需变化,经过受水区主要受水对象以及重点水源工程供需平衡计算,分析关中水资源供需平衡合理性及其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后引汉济渭时期,受水区主要对象需水量为29.13亿m^(3),重点水源工程总供水量为12.66亿m^(3),考虑引汉济渭工程2030年调水规模15亿m^(3),受水区总缺水量为1.47亿m^(3)。

三国两晋服饰形制演变的特点及影响

三国两晋这一历史阶段,上接东汉,下接南北朝,三国时期“服饰基本沿袭了”汉代的衣冠制度,汉代服饰很大程度上得到保留和继承;两晋时期“衣冠南渡”,把中原的汉魏常服带向南方并与南方的服饰文化融合,形成新的南方服饰文化体制。因此,南方体系下的祭服、朝服与北方体系下的常服文化相融合,为我国中古时期的服饰文化历史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是连接汉魏衣冠与我国中古服饰的重要纽带,对后世服饰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整个中国古代服饰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汉魏六朝赋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研究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赋开始受到英语世界的关注,尤其是汉魏六朝的作品已累积了丰富的译本与研究成果。收集整理相关文献,分析不同时期的译介作家和作品以及译者情况,并从专著与期刊论文、博士论文和二手研究著作等方面归纳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从整体上呈现英语赋学的发展历程与特征,为国内学界提供借鉴。

汉魏六朝古人同名异字关系释例

汉魏六朝时人多以具有褒义色彩的单字为名,重名现象时有发生。而同名者未必同字,依据古人名与字相为表里,名与字的意义具有相反、相近、相关关系的原则,可以辨析名字产生的因素及不同名字所蕴含的寓意,进而推断出同名异字者的名字关系。通过列举《中国人名大辞典》中汉魏六朝时期11组存在重名现象且具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以期厘清同名异字者的名、字关系,并为同义词和一词多义提供新的例证。

明朝之前中医骨伤科文献研究

中医骨伤科起源于远古时期;战国、秦汉时中医骨伤科解剖生理知识、创伤病因病机等基础理论基本形成;魏晋隋唐时期骨伤科诊疗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骨折复位、固定、功能锻炼三大原则及整体观念、筋骨并重、动静结合、内外兼治治伤理念初步形成;至宋金元时期,骨伤科独立成科,不但创新了复位方法,而且对开放性损伤以及手术治疗有了进一步探索,骨伤科理论得到升华,临床经验得到总结,为明清时期骨伤科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