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例谨严,求实出新——评《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

魏晋是文人文献整理的繁荣时期,各类型的文献整理蔚为大观。与之前的文献整理相比,魏晋文献整理的文学色彩较为浓厚。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文献整理和当时的文学创作有着互动共生的关系,双方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张振龙教授等所著《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一书,对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是一部魏晋文学研究的力作。

论楚辞文体在魏晋六朝的传播与接受

楚辞在汉代奠定其文学地位和传播基础 ,而作为一种文体的确认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楚辞》和《楚辞章句》的面世推动了屈骚在魏晋六朝的传播 ,而这一时期的传播方式与接受角度都有新的变化 ,从重情而转向了尚辞。随着文体辨析的风行与大量的文章别集、总集以及书志的出现 ,魏晋六朝文人对屈骚的认识逐渐从模拟怨情转而关注其艳词 ,并以艳词作为骚体的特色。从汉人的辞赋不分到齐梁文人的骚赋分立 ,从汉人的区别屈宋到齐梁文人的屈宋并举 ,体现了这个时期文学观念的演进与文学思潮的变化 。

魏晋名士与古琴

魏晋时期,古琴得到了魏晋名士们的青睐,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再到两晋的大批名士,或琴书自娱,或琴酒消忧,又或鸣琴山林,以琴交友,士林好琴爱琴,蔚然成风。大量的证据表明,琴和琴乐在魏晋名士们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影响和体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风度,并最终成为“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特征之一。

魏晋南北朝僧人行记之文学表征及文学意义

魏晋以来,汉地僧侣多西行佛国求经巡礼,僧人行记应运而生。支僧载《外国事》等著作十种即先后别行于世。魏晋南北朝僧人行记之文学表征,主要体现在写景之简练传神、状物之精致细腻、叙人之真切传情、记事之神秘有验等4个方面,藉此昭示了作为文学文本的内涵、价值以及张力。其文学意义则集中表现为:彰显叙事文学成就并拓展了传统传记空间,丰富山水游记创作并开阔了眼界和视野,作为民族文学文本而呈现出了某种价值功能,对后来僧人行记和相关叙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魏晋六朝的啸——兼论啸与魏晋风度

魏晋六朝时啸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大批士大夫爱啸 ,他们成为啸的主角 ,使啸的主体发生变化 ;名士和隐士之啸享誉一时 ,啸成为社会时尚 ,普遍地参与到社会文化、名士风度和魏晋精神文化的建构中 ,士大夫把魏晋之啸推向历史的高峰。

魏晋文学理论发展述略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时,文学意识日趋明确,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已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这时期是文学观念从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转型期。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实现这个转型的过渡阶段。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气;陆机的《文赋》是文学创作理论专著;阮籍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音乐理论;挚虞、李充、葛洪等的文学思想也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艺主张。深入研究这个历史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对认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文人的魏晋传统

魏晋时期形成的中国文人传统,对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求精神上的高蹈与超越,徘徊于庙堂山林之间,逍遥于艺术人生,寄情于诗酒玄言形成了魏晋文人生存的基本状态。研究中国文化的魏晋传统,对认识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与艺术批评的互渗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与艺术批评呈现出内在的联系与互渗的特点。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形成了以道来宗率文学与艺术在内的精神活动的思想体系。魏晋以来,这种传统得到延续,同时又促成了文学与艺术相对独立的地位,审美精神获得解放与自由。汉末以来的士人大多文学与艺术兼通,表现为一种通才达人的特点,不同于两汉的儒生。对于文学艺术的批评立足于兼通的视野和方法。这些传统值得今人借鉴。

魏晋复仇文学作品中的司法审判及其叙写

魏晋以复仇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多对司法审理和判决过程进行了叙写,分析这些叙写的基本状况,探索其产生的法律背景,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窥探当时社会对待复仇的态度及相关法律的执行状况。当禁止复仇的法律规定被明确提出并逐步完善时,相关复仇文学作品的叙写方式也带有明显特点,这些文学作品是当时立法与司法对复仇问题逐步完善规约历程的见证,对当时法律规定具有间接的宣传普及作用。

汉末魏晋疾疫发生与文学思想转型

东汉中叶以降,频繁发生的疾疫、战争、水旱灾害使整个社会笼罩着愁苦悲凉的气息,对于文人的心态、观念、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汉末魏晋是一个彷徨忧郁的时代,政治和文化精英们必须直面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死亡问题,文章不朽以及衍生的“文以气为主”,就成为一个时代的命题,文学由此进入突破儒家反情合志思想控制的自由发展期。战国时期没有完成的哲学的突破有了新的转机,强调自然、本我,要求打破名教束缚的玄学成为魏晋哲学的主题。个体的“人”被彻底解放出来与自然等观,尊情、任情、尽情使得魏晋人放诞、轻狂而又洒脱飘逸。一个充满深情的时代必然产生钟情的文学,“诗缘情”是文学自然的召唤,绮靡的六朝文学风格应时而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正是不可预知的疾疫所造成的死亡,加速了汉末魏晋社会、思想以及文学的主动变革,推动了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促进了文学思想的转型。

论魏晋南北朝的同题共作赋

同题共作属于集体性的创作活动,赋的同题共作以魏晋南北朝为盛,这与当时文学集团的兴盛有直接关系。同一命题、相同环境下的创作,及其所固有的切磋品评的创作目的,使同题共作赋呈现出相反相成的两种倾向:一是题材范围和艺术风格上的趋同,二是同中求异的竞胜争高。这种方式的创作对于赋体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和艺术技巧的提高都产生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同题共作赋的文学史意义,则主要表现在促进了短赋的发展,并加快了多诗少赋的文学进程。

李善《文选注》引书试探

李善《文选注》引书众多,问题复杂,其中尤以古《汉书》注问题最为突出。清代学者汪师韩统计李善征引二十九家古《汉书》注,另外还有数十条不知名的"汉书音义"。但通过对《汉书》注释史及目录学的考察,可以发现李善注引用的古《汉书》注并非逐家征引,而是基本引自东晋蔡谟所作的《汉书》集注本,它是颜师古《汉书注》通行之前最主要的《汉书》注本。"汉书音义"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另外,从整体上看,李善《文选注》引书还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喜引晋以前的注疏;二、多用集注本。

魏晋文化中“文学自觉”成因探究

魏晋文化所展现出的风采与成就,被学者们誉为东方的文艺复兴。而魏晋文化中的"文学自觉"的形成,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文章从乱世的造就、思想的解放、文学的独立、领导者的作用、寒士的不平等方面对魏晋文化中"文学自觉"的成因进行探寻与分析。

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自然”观

"自然"既指大自然、自然物象,又具有天然合理、自然而然之意。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自然"观包括以下文学作为一种人为创造活动的产物,出于"自然",合乎"自然";诗文所抒发的感情应当是真实自然的;文章在构思立意、布局谋篇、遣词造句和整体风格上都应自然而然;对文学创作而言,后天的功夫固然不可或缺,但自然禀赋是最重要的。

论魏晋六朝赋之用典及其审美特征

好用典故是魏晋六朝骈文的一个突出特征 ,作为这一时期骈文的分支之一——魏晋六朝辞赋 ,其用典的特征不但自有其渊源 ,而且在当时文人手中极大地丰富、完善起来 ,从而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奠立了一种古雅的审美类型 。

论汉末名士到魏晋士族的复杂历程——以汉末颍川荀、陈、钟三家为中心

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是魏晋士族的前身,但并不是所有的大姓名士都能成为士族。比较汉末颍川地区的荀、陈、钟三家的三代代表人物,分析他们朋友、师生、婚姻等不同层面的关系,并从家风、家学、政治权力等的演变来看,三家士族形成的道路及特点:早期服膺儒学,反对外戚宦官专政的政治态度相同;其后,师生、婚姻等关系沟通加强了他们之间的政治联合,文化的传承,学术的熏陶,权力的把握及政治制度的保障,共同促成了汉末名士向魏晋士族的转变。

论魏晋名士的心态与命运

名士渊源于后汉,汉末的社会环境、风尚对名士有较大的影响。魏晋时期,社会动荡,统治者适应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调整统治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名士的分化。由于魏晋名士的视野不同,心态各异,因而政治派别,处世姿态也不同。有士族当权派、隐逸派、依违骑墙派、恃才旷荡派。有的官居要职,实是得意;有的依违避就,随波逐流;有的与俗俯仰,同流合污;有的政治失意,恃才旷荡。一些名士把对现实的不满与自身的苦闷,表现在与时代、命运的抗争中,并通过"放达"的形式展示了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理性自觉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意义。

2008年鲁迅与学术研究述略

与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研究相比,作为学者的鲁迅研究亟须进行。2008年鲁迅与学术研究主要在四个向度展开:对于"抄袭"公案的考辨、对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批评与指正、对于《汉文学史纲要》的阐发和对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研究。

魏晋之际士人的政治选择

在魏晋之际政治大变动时期,士人面临重要政治选择,或仕、或隐、或走、或反。出仕者有裴秀、贾充等,前者"步步高升"而无明显劣迹,后者曾在任要职期间鼓动弑君。至于阮籍,沉湎酒中而能不失风骨,可看作隐于朝中者。嵇康求隐但未彻底远离政治,后因故被杀;而孙登则为真正的隐士,并由此得以保全。夏侯霸从魏国出走投奔蜀汉,不仅保其身还出任显职。李丰计划在洛阳发动政变以反司马氏,但图谋失败;钟会在益州起兵反司马氏,随即败没。魏晋之际士人在政治上究竟做何种选择,与他们自身的特殊情况包括政治立场、志向、个性等有关,也与其对个人利害关系的认识或对局势的评估有关。

魏晋南北朝文艺批评的拟社会化机制及基本模型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品评随时序发生功能移转,经由道德素养移至政治清议再转向审美旨趣;文艺批评随之体现出拟社会化特征,其客体论和主体论也初建起来。此期的文艺批评借鉴社会品评之"取象比类"思维方式,形成具体的"比兴象喻"批评法,并分流出重视感性审美体验的《诗品》"直寻"模式与追求客观公正效果的《文心雕龙》"妙鉴"模式。《诗品》遂构建起一个诗人社会,对后代诗话、词话、曲话的形成产生内在的影响;《文心雕龙》把社会品评的道德标准转换成了艺术标准,使文艺批评走向自觉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