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创作客体社会生活的特殊意蕴

文学创作是文学生产主客体之间特定关系的审美反映,作为文学创作对象的社会生活有其不同于一般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质。文学创作的对象是人的社会生活,是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相契合的社会人生;文学创作的对象是具有审美价值和审丑价值的社会生活;文学创作的对象是创作主体自身实践过、心灵暖化过的社会生活。

大时代中的个人写作——兼论萧红的文学思想和作品分期

萧红是20世纪30年代初走上文学道路的,1935年随着《生死场》的发表而蜚声上海文坛。之后萧红的名字与抗战紧紧联系在一起。前期代表作《生死场》既给萧红带来了声名,又客观上局限了萧红的整体评价。创作于旅日时期的《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等作品标示出萧红创作的转型,后期萧红的创作和作品既与时代紧密相连又远未局限于抗战,在战争的大背景下呈现出日益鲜明的萧红风格。重视后期萧红的作品和风格,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后期作品的艺术特色,对于从整体上把握萧红创作和评价至关重要。

五四女作家笔下女性人格现象的文化诠释

表现女性人格现象是五四女性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而清末民初的女子教育是五四女作家笔下人格现象的深层原因。通过分析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人格现象与清末民初的女子教育的关系及意义,为多角度认识五四时期女性创作提供帮助。

在“生死场”和“呼兰河”之间——论萧红创作之转变

本文选取萧红创作研究中较少受到重视的创作时期,即从《生死场》之后到《呼兰河传》之前这段时间为对象,将它置于作者的整体创作历程中加以考察,梳理分析萧红创作转变的内在轨迹和深层原因。

林下风致:论明末清初山阴才女王端淑

幼承家学的王端淑有须眉之志,于明末清初板荡的社会生活中,以鲜明的忧患意识与性别意识颠覆传统,既鬻书画为生计奔波而唱和交游,也为心有所感而行文泼墨,创作丰富,更为辑录女性作品不遗余力,编出第一部以女性选家身份所辑录评点的历代女性作品集,使崇尚自然适性而又衍生着务实进取的越地文化传统精神得到弘扬,更使"咏絮才女"谢道韫吟诵形成的"林下风"得到形象的阐释,对当时乃至后世有着开启意义。

艺术良心:文学创作的“通灵宝玉”

艺术良心是创作主体艺术人格的重要体现。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实践表明,艺术良心,是一切真正的文学创作的一块须臾不可离开的“通灵宝玉”,是一个优秀的创作主体的审美与道义的源泉。所谓艺术良心,就是对生活、对人民、对正义、对艺术的忠诚与热爱,就是以生活为源泉、以人民为上帝、以正义为号令、以艺术为生命的自觉与选择。

论变态心理在女性创作中的表现

通过考察变态心理在女性创作中的表现,发现无论弑父、自恋还是同性恋都表现了女性对男性的失望和抗拒。由于女性作家历史上就没有自由书写的权利,当她们用文学来反观自身时,更容易通过变态心理的揭示,对压抑女性的男性中心话语方式予以反抗,因而,女性创作中充斥着大量恋父—弑父情结、自恋—同性之恋等深层心理经验,形成独特的潜意识的书写模式,这为研究者观察女性文本、触摸女性思维提供了独特视觉。

辛克莱·刘易斯的人格发展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开创了地道的美国文风,对20世纪的美国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根据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健康人格观,辛克莱·刘易斯经历了摆脱自卑、追求卓越、社会兴趣三个阶段的人格发展轨迹,并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江淹个性审美与儒释道思想的文学书写

南朝文学家江淹,在创作上追求狂率不羁、纵情任性的美学理念,竭力翻新逐奇,而且全面悉心地模拟、学习屈原与《楚辞》,把骚体独特的个性精神发扬光大的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其创作的不拘一格。另外,跌宕的人生际遇的深切影响,又受到当时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思想交织映照与浸染,江淹文学作品也体现出各家文化的鲜明特色。这种三教思想因素的共存,促使江淹在后期形成了和合、圆融、平静的心态,前期诡异多变、独标性灵的创作风格,则逐渐得以调适与消解。

虞山诗派研究的一部力作——陈望南《海虞二冯研究》评介

《海虞二冯研究》是学术界第一部对明末清初常熟二冯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它深入考察了二冯的生平、交游、诗文创作、诗文批评及其著述流传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此书理论色彩较浓,资料扎实可信,其研究方法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它的出版对二冯研究本身乃至虞山诗派的整体研究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从《大街》透析辛克莱·刘易斯的自我超越

生理上的缺陷、心理上的创伤以及缺陷的成长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刘易斯自卑的低下感和他对成长环境的不满感,但是刘易斯却努力发展出了具有积极上进、宽容大度和强烈社会兴趣等特点的健康人格,实现了人格上的自我超越。他的成名作《大街》体现了他在背景、人物、主题、文风和叙事风格等多方面的艺术突破,标志着他在创作上一次伟大的自我超越。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人格理论出发,通过对《大街》的文本分析来透析辛克莱·刘易斯的自我超越。

汉代文艺创作中的主体人格呈现

汉代审美文化的新篇章是以阐释经学中的"天"、"圣"、"人"的关系开始的。"我注六经"是主体以积极的姿态寻求"天"的过程,汉代人对圣人的诠释是以"人"对"天"的有限追问为前提的。在天人图式中,天地之美与仁行德政相统一,都要服从"天人相和"的美学原则。汉代文艺创作的特色是主体对天地自然的反思,是表现自我、重视生命的新的生存方式;但这种自觉的追求仍然要遵循"和"的审美维度。东汉的文学艺术是"形"的自由与"人"的自觉的交融。

论艺术概括的基本方式和三个层次

艺术概括是塑造优秀文学形象的重要手段 ,它的基本方式是必须融会在个性书写过程中 ,以个性书写为形态。艺术概括包涵三个由浅入深的层次 ,即 ( 1)通过个性概括同类现象的共同特征 ;( 2 )通过个性深入揭示内在本质 ;( 3 )通过个性显示深广的社会意义。达到这三个层次 。

唐寅狂放人格及其文学创作论析

唐寅狂放不羁,恃才傲物,其狂放人格的形成有其先天因素也有其后天因素。他的文学创作重情尚真,大胆表露自己的真实性情,不拘一格,不避俚俗,这与他狂放的人格是有一定联系的。

论作家个性体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作家个性体验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作家时代个性体验,一是个体个性体验。时代个性体验主要由时代大环境所决定,个体个性体验主要由作家性别、性格、家庭和生活经历所决定。时代个性体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第一层面即文本层面的体裁方面和第三层面即精神层面的作家精神追求、哲学理想方面;个体个性体验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第一层面即语言选择、谋篇布局方面和第二层面即语义层面的人物形象和意境等方面。

文学史作家并称刍论

本文从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文学史上作家并称的现象作了宏观的审视,试图揭示其产生的根源并论述其作用与特点,为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个人化写作”探究与反思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掀起波澜的"个人化写作",是一股影响深远的创作潮流。从"个人化写作"提出至今,创作界和批评界一直对其持褒贬不一的态度,但从社会文化发展和文学转型发展两方面来说,其产生的合法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由于过度强调"私人化"写作、局限于表达个人体验、沉湎于书写主观欲望,"个人化写作"从一开始就面临着难以避免的困境。想要从困境中突围,"个人化写作"必须去"私人化",打破"个人"与"群体"的二元对立,在追求内心体验和个体生存的同时,关注社会发展和家国情怀,创作出既不失创作主体人格坚守和精神信仰,又兼具深厚文学道德和文学理想的作品。

传记作品的文学创作自由与人格权益维护

作者以传主人生为题创作的文学作品称为传记作品,社会公众通过阅读传记作品之后对传主的经历、性格、能力以及关系等方面产生认识,作者创作传记作品是其自由,对形成的作品享有著作权,又由于传记与传主的密切关系,作品的传播会对传主乃至其利害关系人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会侵害其人格权益。人格权益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如何平衡作者的文学创作自由与传主的人格权益之间的关系,除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权益进行考量外,国家政策的导向、社会公众的反映等方面也是纠纷解决中需要注意的内容。

审美视域下中国艺术人格的精神建构

在新的文化语境下,作家、艺术家以中国艺术精神为参照系,在文艺创作中探索中国艺术人格的精神建构。在中西文化的对峙中,中国艺术人格立足于传统文人精神,着眼于和谐社会,强调主体审美自觉,追求人格的价值尺度,使中国人格美学思想既具有现实关怀又充满人文精神。

明代回族作家金氏父子三人的文学创作研究

回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就有很多杰出的回族将领、文学家脱颖而出,为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金贤、金大车、金大舆父子三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本属穆斯林回族,朱元璋赐金姓。他们热爱汉文化,在经学、文学上多有成就。尤其是金大车、金大舆兄弟二人,汉文诗歌题材广泛,艺术精湛,很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