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与人文之间:胡先骕演化学说的特点及其理论关切

在近代知识界传播进化论的热潮中,胡先骕对演化学说的介绍有三个特点:首先,指出演化学说为近代分类学和系统论提供了理论基础,促成了传统自然观的现代转型;其次,指出进化史观并不适用于道德领域,将演化学说的有效性限制在了物质领域;最后,对演化与变迁进行了区分,认为人类历史上政治体制几次大的改变才足以称为“演化”。胡先骕关于演化学说的讨论主要有以下三个关切:揭示演化学说对传统价值观的清理作用;反思物质文明片面发展的隐患;对中西文明深入交流共同促成实质演化的期待。

“新文学进化论”与世界文学史观──评美国“重构派”莫莱蒂教授的学说

作为美国"世界文学重构"的主体性理论观念之一,莫莱蒂的"新文学进化论"是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进化论在后工业化时代语境下的再现。达尔文进化论虽然曾经对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学理论有一定影响,但其认识论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早已暴露得相当明显。而莫莱蒂所提出的情节与风格的相互作用的论点,结合了形式主义与西方的世界体系学说所体现的历史观念,作为重构世界文学的创新性文学史观,突破了结构主义以来世界文学史共时史观及研究模式的束缚,对西方文学史观的理论更新仍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趋新派文变观中的时间之维——兼与现代进化论文学史观之比较

中国古代文变观中的趋新派认为,文学是不断发展进步的,由质而文是时代演变使然,时变而文亦变。因而特别强调艺术的创新,反对因循守旧,盲目崇古。趋新派文变观并不等同于现代进化论文学史观,趋新论虽有线性时间观,但同时还包含了丰富的时变思想,这与进化论所持的线性时间观有很大不同。

进化与反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进化史观

进化史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占据主流,为绝大多数文学史家所采用,影响至深。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也受其影响。然而,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过程中,鲁迅对进化史观进行了取舍扬弃。独特的小说史建构方式,使《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学史上一部特点鲜明而又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文本。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史论异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比较

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史涵论,蕴含着"人"(真人)的评史标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论带史,返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了"志"(感情)的评史标准。这两篇讲稿,虽各有治学路数,但都着眼于新文学的"当下"文坛,从不同方向推进"人"的文学史观。

17世纪中期以降中日韩(朝)诸国“华夷观”衍变与“华夷秩序”再构筑

文本旨在探讨以"华夷之辨"为理论基础的"中华主义"在东亚诸国的流播、衍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华夷秩序"再构筑议题,希冀为今后进一步剖析影响"东北亚共同体"构建进程的"历史认识"问题、岛屿所属之争内在机理等提供参照。为此,文本首先对明清鼎革以降朝鲜王国形成的"小中华主义"、日本形成的"日本中心主义"、清朝再诠释"华夷之辨"及"天下与国家关系"问题予以探讨。其次,考察近代以来中日韩(朝)三国的"华夷秩序"再构筑路径,梳理东亚式民族主义生成的思想源头。

新批评派与有机整体论诗学

新批评派的诗歌理论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理论建树之一。而在这一理论探索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重新焕发了有机整体论诗学的勃勃生机,将这一文学思想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追溯新批评派的有机整体论诗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这一诗歌理论的得与失,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新批评派的历史功绩,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诗歌。

布拉格学派研究

承认外部因素的影响,却又坚持文学艺术的自主性,这是布拉格学派的基本观点。它是从俄国形式主义沿承嬗变而来。这一观点向着作品论的展开,便产生了穆卡若夫斯基的受到现象学影响的艺术的意向性与非意向性的理论。意向性是指作品涵义的统一性;为此,穆卡若夫斯基将作者转化为了泛化的欣赏者,艺术作品就变成了独立的符号。非意向性是指艺术作品中一切抵制、打破涵义统一性的东西,其作用是使艺术作品能够予读者以仿佛得自现实的印象,即是使艺术作品成为一个"物"。穆卡若夫斯基的作品论,便是将艺术作品视为符号与物的结合。不过,后者却是附属于前者的,被视为前者的一定的形式。上述基本观点向着文学史观的展开,便产生沃季奇卡的"视作品为文学史研究的核心"的文学史观。这一文学史观所关注的是作为符号的文学作品的接受情况,更具体地说,就是关注作品在接受过程中具体化方式的变化。贯串结构主义三阶段发展的语言学家雅可布逊的作品分析,不仅纷繁琐碎,而且是硬加裁割、拼凑与乱加省略的。尽管如此,布拉格学派的上述观念仍然构成了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巴黎结构主义的过渡。巴黎结构主义进一步发展了非主体化的观念,对作品的具体化方式的变化作了相当细致的考察,并在广度与深度上,将符号学用作分析作品、研究文学史的一种方法,甚至将文学纳入为符号学的一部分。

论弗兰克·莫莱蒂进化论文学史观

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兰克·莫莱蒂借助生物学家达尔文、古尔德、阿格尔等人的理论,倡导建构一种进化论的文学史。他的达尔文式文学史既阐释文类、物种、文本等宏观层面的进化,亦关注发生在单个文本内部的微观变化。他着重阐释了文学史演化理论的三个方面:动力、形态(节奏)、功能。

文学史书写中的现代性蒙昧:兼论朱德发教授的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对当下文学史书写的意义

史观作为文学史书写的核心观念,其合理与否对于文学史的写作甚至整个文学史学科的建构都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因此,对于文学史书写的史观探索是极其重要的。现在比较通行的现代性史观尽管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重要性,但是仍然有其本质性的问题存在。而朱德发教授提出的现代国家文学史观作为一种更加合理的文学史核心观念,其对"人"的主体性呈现,对不同姿态文本的对话性纳入等都是值得文学史的书写者深入研究和探寻的重点所在。

新文艺理论体系论(四)

人类的精神生成发展史的核心是思维的发展,而文学的进程,从来都是和民族心理、民族思维的发展过程相一致的。因此,我们应该尽力从民族文化—心理动态的建构过程上来把握文学史的进程。由此,文学的进程乃上升为一种文化的进程,一种民族发展的进程。而在民族发展的进程中,则体现了人的生成与提升。英加登细致地描述了阅读的意识过程,这一点是他的贡献。但他所描述的乃是一个没有历史时代区分、没有民族差异的、没有社会影响的普泛性的抽象化了的阅读行为。对阅读的意识过程的研究可以沿着个体、社会、历史的三个向度再作拓展。西方文论在如何从文学史的复杂变迁中来把握作家及其作品这一方面,其论述是极度匮乏的。然而,这一方面恰恰是我们应该详加辨析的,因为这正是作家们的历史存在状态。

文艺与政治的撞击(下)

改革开放之后,对于"胡风反革命小集团"案的冤案性质,大家比较容易取得共识。但由于某种习惯性思维作怪,有些人总觉得胡风的文艺思想与主流意识不合,因而还是错误的。但是,判断一种思想的正误,不应以另一种思想作为标准来衡量,而应该用实践来加以检验。几十年来文艺实践检验的结果,证明当时所谓的主流文艺思想是不利于文艺发展的,而胡风的文艺理论倒比较符合文艺规律。他坚持着鲁迅文学道路,发扬着五四文化精神,对中国新文学起着推动作用。后来的作家们针对现实情况所提出的种种文艺理论观点,大都是胡风理论的再版和发挥,这也可见胡风理论的现实意义。由此文艺实践出发,需要重新评价胡风的文艺思想。

“中国文学史”范畴与初期新诗合法性

新文学提倡者以文学进化观为武器论证初生新诗的价值及合法性。有关新诗的最初的历史叙述包含在"中国文学史"框架内,文学史家从诗歌发展、进化与变革的角度阐发新诗价值、塑造新诗品格、建构新诗形态,这种阐发、塑造与建构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规范着新诗的发展道路以及后人对新诗的认知与言说。新旧对照式的文学史叙述透露出想象、建构新诗时无法摆脱旧诗审美规范的焦虑,以及希望新诗从旧诗中吸取有益资源发展、完善自己的"集体无意识"。

论中国现代文论对纯形式观的探讨及理论价值

由于康德美学的直接或间接启悟,以王国维、闻一多、宗白华、梁宗岱等为代表的现代文论家对形式问题有过热切的关注。他们在各自的著述中自觉进行过形式理论的建构,将形式认定为构成艺术本质的核心因素。这种建构不仅赋予了现代文论迥异于传统的异质因素,而且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展示了现代文论的现代性特质。

史学理论视野下的唐修正史探析

对于唐修正史问题的考察,应回到历史"现场",采用历史主义的态度予以整体性观照,进而从史学发展的连续性中探寻唐初史学演进的脉络。唐初政治家、史学家以政治性需求与学术性考量二重性原则为指导,历时30年先后撰成八部正史。从八部正史成书的时间与撰修的过程来看,唐初正史编纂的演进有着内在的逻辑。在运用纪传体撰写断代史已成为修史范式的背景下,唐初当权者对李延寿《南史》与《北史》的成就与地位,采取包容与肯定的态度,从而使唐初正史的编纂兼具断代与会通两种不同风格。在史书性质上,唐初所修八部正史可以分为官修正史和私修正史两大类型。从二十四史成书的历程来看,唐初正史的编纂处于私修向官修的范式转型期。

明代文学史书写三论

自上世纪中叶起,明代文学史的书写逐渐摆脱钱基博、宋佩韦《明文学史》的写作模式,形成新的格局:(1)受"白话文运动"的影响而重小说、戏曲,轻诗文,追逐"纯文学"的写作;(2)视复古为摹拟剽窃,将七子派复古的目的和手段错位;(3)形成"复古与反复古"、"格调-性灵-神韵"的写作模式。因进化论文学史观的引入而使明代文学史的书写呈现出"西化"的倾向。

与西方批评家一起思考文学——评杨冬《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

杨冬的《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第一次以一位中国学人的独特视角,将西方批评史进行了全面、细致、以批评家为纲的梳理与述评。从这部厚重的西方文论通史中,也可见出作者杨冬本人的文学观与批评观。

郭绍虞的六朝文论书写

整体统摄六朝文论史料,以科学求真的态度,践行以问题为纲的文论书写模式,全面体认六朝文论的重要地位,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六朝文论书写,不仅表明早期文学批评史的探索实绩,亦绘制了民国学者系统整理旧学和积极吸纳新知的时代镜像。它在一定程度上支撑起郭著的经典地位,显示文学批评史学术研究的现代转换。

《文心雕龙》和《文学理论》文学史观比较

《文心雕龙》和韦勒克、沃伦所著《文学理论》二书是中西文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它们所体现的文学史观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但也不乏重合之处。产生这些异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世运说”:《四库全书总目》元代文学史的建构

《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秉持“世运说”,强调文运与世运的正相关性。这一观点的本质是政治本位论,即文学依附于政治。四库馆臣依此观念构建了元代文学史,该文学史横向以文弊循环为线索,形成“革弊—极盛—流弊”的特征脉络;纵向则以世运变迁为线索,形成“初世—盛世—末世”的时间脉络。二脉络交会叠合,充分诠释了《总目》“世运说”于元代文学史构建的自恰性。然《总目》构建的元代文学史不无局限性,其局限性突出体现在元末文学上。元末文学生成的主要土壤是社会文化和城市经济等,而非集权政治,故其所呈现出的与政治的关系相对较为疏离。抒情文学与载道文学本为两条并行不悖的平行线,若以抒情文学的标准去框定载道文学,或以载道文学的标准去苛责抒情文学,都不过是胶柱鼓瑟,不免破坏、遮蔽或隐藏事物本身潜在的特质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