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长安献帝朝廷的地方控制

初平元年,董卓挟汉献帝及公卿大臣迁都长安,王允深悉府库所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性,匆忙之中仍择其要者带往长安,使长安献帝朝廷保留了管理地方的信息基础。联络路径的畅通是保证政令下达的另一重要因素,虽然迁都与战乱造成道路阻隔,但地方官员和献帝朝廷都有联络的需要,他们以私行、绕道、昼伏夜行等方式打通了路径,维持着长安与地方之间的政治联系。

繁缛富艳:汉末魏晋易代文学的才情底色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建安时期,曹操三次发布求贤令,打破了汉代以道德文章为标准的程式化人才选拔方式,大量辞章氤氲而又个性鲜明的文人脱颖而出。曹操、刘备、孙权政治集团,尤其是在曹氏父子麾下,聚集了众多擅长文学、辞采斐然的士人,由此形成汉末三国以文采见长而精彩纷呈的文学画卷。三家归晋,能够和敢于入洛仕进的“亡国之余”,唯可凭借的即是自身的才学,而个体的才华和能力大多体现在文辞富艳、辞采华美、深情低回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学风格上,由此出现了晋世群才雕采饰藻、挺拔峻峭的文学特色。时代不幸诗家幸,汉末魏晋易代的人才流动,因才情为文学,呈现出传统中国文学史上色彩斑斓的文学景观。

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三座东汉墓发掘简报

2018年10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布里村新发现的3座东汉墓进行了发掘。3座墓葬形制基本完整,虽经盗扰,但仍出土随葬品119余件(组),主要为陶器,还包括少量铁器、铜器以及若干钱币。此次发掘为研究西安、咸阳地区东汉时期的丧葬习俗、社会生活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

论东汉后期夷夏观念中的两种逻辑——以“弃凉之议”为线索

罗志田曾指出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具有两面性,同时包含着“开放”与“封闭”两种逻辑。东汉后期的“弃凉之议”展现出夷夏观念内部两种逻辑的对立与冲突。主张“弃凉”者拒绝承认夷夏之间的互动,认为应当割弃凉州以永绝“夷狄”之扰,体现了其夷夏观念的封闭性。王符等反对“弃凉”者则强调“王者无外”,认为圣王即使是对“夷狄”也负有教化责任,体现了其夷夏观念的扩张性。虽然争论双方的观点导向截然对立的政治实践,但无论何种夷夏观念,其根本前提均为夷夏之间在道德上有着高下之分。具有歧视属性的夷夏观念加剧了汉羌冲突,而汉羌冲突最终将东汉王朝推向覆亡。

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研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洪渎原成任墓地发掘了一处东汉晚期家族墓地,出土了两尊金铜佛像,它们是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时代最早的可独立供养的金铜佛像。通过对其形制特征、制作工艺和金属成分进行分析、检测,初步认定系本土制作的具有犍陀罗风格和马图拉风格的金铜佛像。这两尊金铜佛像的出土,对于佛教及佛教造像艺术的传入、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文学视角中的“鸿都门学”——兼论汉末文风的转变

汉灵帝时期设立的鸿都门学 ,是为了平衡政治势力而组建的颇有特殊性的政治集团 ,并非文学集团 ;从文学地位、文学观念、文学创作及其影响来看 ,鸿都门学不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文学风气 ,更不是魏晋文学自觉的前奏。汉末文风的转变是由于在政治环境影响下文人心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变化以及道家思想的兴盛、经学的衰落等因素造成的。

易学与东汉后期的社会批判思想

《周易》及易学的启示和影响,始终贯穿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东汉后期,社会政治黑暗,社会矛盾尖锐。为了解决社会危机,挽救东汉政权,王符、仲长统、荀悦等人借助易学阐发了一系列社会批判思想。这些思想更多地摆脱了象数易学的束缚,在义理解《易》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并促使易学最终向玄学转型,成为东汉后期易学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东汉道教易学的形成和发展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道教迅速形成并发展起来。《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作为易道融合的典范,十分重视借鉴易学思想构建其道教理论,继承和发挥《周易》之道,提出了一系列易学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教易学,同时对易学的转型和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汉末赋体创作中抒情化与趣味化的发展

汉末桓灵之世赋体创作的转变体现在抒情化和趣味化两种倾向。前者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较为直接密切,题材重大,创作态度严肃;后者则着力于开掘曾被遮蔽的世俗情趣,题材趋于细碎,创作态度带有游戏意味。在这两种倾向中,趣味化是更为迅猛的潮流。正是这一点使汉末文学区别于忧患深沉、密切关注社会人生的建安文学。

试论东汉中后期羌乱中的凉州武将群体

东汉中后期凉州武将与乡里杂居的羌胡结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构成了日后凉州武将整合羌胡崛起凉州的社会基础。东汉朝廷一直有害怕凉州武将借羌乱而起的顾忌,后迫于形势,才起用凉州武将。凉州武将群体分为著姓武将和中下层豪族武将两类,同州里的地域因素在凉州武将的关系中所起作用不大,因而凉州武将群体并没有形成联系紧密的地域军事集团。凉州武将群体在政治上有反对宦官专权的共同诉求。在东汉末年,凉州武将群体对东汉存在的正统性或怀疑或否定,以董卓为代表的中下层豪族武将则进京掌握了中央大权,摧毁了东汉朝廷的权威。

汉末魏晋疾疫发生与文学思想转型

东汉中叶以降,频繁发生的疾疫、战争、水旱灾害使整个社会笼罩着愁苦悲凉的气息,对于文人的心态、观念、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汉末魏晋是一个彷徨忧郁的时代,政治和文化精英们必须直面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死亡问题,文章不朽以及衍生的“文以气为主”,就成为一个时代的命题,文学由此进入突破儒家反情合志思想控制的自由发展期。战国时期没有完成的哲学的突破有了新的转机,强调自然、本我,要求打破名教束缚的玄学成为魏晋哲学的主题。个体的“人”被彻底解放出来与自然等观,尊情、任情、尽情使得魏晋人放诞、轻狂而又洒脱飘逸。一个充满深情的时代必然产生钟情的文学,“诗缘情”是文学自然的召唤,绮靡的六朝文学风格应时而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正是不可预知的疾疫所造成的死亡,加速了汉末魏晋社会、思想以及文学的主动变革,推动了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促进了文学思想的转型。

论中国古代第一所文艺专科学校——鸿都门学创建的原因

鸿都门学是我国古代的第一所文艺专科学校,它的创办是多方面错综复杂的矛盾的综合产物。其中党锢之祸是鸿都门学创立的间接原因;太学生政治上不可靠是创办的直接原因;而汉灵帝的个人喜好则是鸿都门学创立的关键原因;当然鸿都门学之所以能够创办是因为东汉文学等其他艺术的发达为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鸿都门学的创办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因此对其研究就非常有意义和有必要。

东汉中后期士人伦理生活管窥

东汉中后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确立的重要时期,但由于政局的变化,士人阶层在伦理生活方面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势:一方面继续强化了东汉前期以来官方确立的儒家伦理意识形态,造成了道德的偏至;另一方面随着士人精神的演进,伦理生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孕生了魏晋玄学伦理的某些质素。

黄宪魅力发微

黄宪是东汉后期一个平凡却又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以自身的魅力赢得了士人的广泛赞誉,被后人视作"一个谜样的人物"。本文揭示,黄宪的魅力源自于道家思想的影响,是他忠实实践道家思想的结果。而黄宪之所以能在士大夫中赢得广泛的钦佩与赞誉,又与当时社会处于思想变革时期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道家思想塑造出来的真实典型,黄宪为处于传统信仰、价值观念崩溃、行为失去依据而矛盾困惑、焦虑不安之中的士人撑起了一个心灵的避难之所,吸引着人们与之亲近。

东汉末年汝南“月旦评”的生成及其评价问题

东汉末年,许劭、许靖兄弟在汝南主持的"月旦评"轰动一时,它是在政治昏暗和士人清议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形成的集会评议活动。评议对象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士,以激浊扬清为目的。"月旦评"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原因,此外名士身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评论效果的精准对时人的折服、汉末仰慕名士的浓重风习,都对其有促成作用。因汉末人伦臧否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党派矛盾,冒充名士的沽名钓誉之徒也多有存在,故会招致一些地方豪强的抵制。客观看,"月旦评"在世风日下之时的正义呼声及对大量人才的发掘,自有其历史价值所在。虽然许氏兄弟关系不协,自身也有缺陷,但不能据此完全否定"月旦评"及二人厉行荐举人才的功绩。

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之关系再探

关于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关系历来争论颇多。考察魏晋时人的看法,并征诸于汉末清议名士郭泰、汉末述德性碑文及士大夫"题目"文辞品议人物的特征可知,"清议"与"清谈"在某些方面有着渊源关系,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而"清谈"一词在汉末即见记载,他们之间的演进并非是简单性的发展与承续式的衔接关系,而是一个交错发展、主次升降的过程。魏晋时期,"清议"的式微与"清谈"的兴起,其外因是政治暴力对士人的打击,而内因则是士人学理思想的演变,而士人学理思想的变化又主要受到道家思想自汉代以来不断成长的影响。

汉民族意识与明清两汉题材历史演义创作

汉民族意识是汉族人民对本民族的集体认同,时刻影响汉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汉民族意识经历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于汉武帝时期。汉民族意识主要包括华夷之辨、大一统和爱国主义。在民族御侮时期,易于激发汉民族意识,从而团结各阶层人民进行民族自救。明末清初,大明王朝内外交困,国家危在旦夕,文士借助创作两汉题材历史演义以唤起民众的汉民族意识。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创作过程,演义的重点内容与明末清初时局密切相关。

东汉初期文学创作的颂世思潮

本文以今存所有文学作品为依据,胪述东汉初期多种文体如赋、颂、碑、铭、诔和诗歌等的创作旨趣,揭橥其中普遍存在的颂世倾向。认为,这个时期集中而鲜明的颂世文学思潮是空前的,它为后世文学发展树立了一种文学价值标杆。

论班彪与两汉之际文学新变

受两汉之际社会变迁和政治文化转型的影响,班彪创作较西汉文学发生了新变。在内容上,变超越现实的夸张想象、一味对统治者歌功颂瑞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积极思索和对大一统的维护;文学书写的笔触从上层社会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变独尊儒术为兼综儒道。在艺术上,骚散结合的文章体式、多样化的文学表现手法、典雅庄重的语言以及对六言诗的有益尝试,开启了东汉文学的新变,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古诗十九首》与东汉末文人的生命意识

对生命的深沉咏叹是《古诗十九首》的魅力所在。这种忧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是在旧有价值被东汉末文人否定的过程中产生的。当东汉末文人将目光由功名、天下转到关注自身时,他们便产生了一种生命易逝的伤感悲观情绪。为了消释这种悲哀,东汉末文人在《古诗十九首》中作了种种探寻和选择,反映了他们对人生意义的积极追求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