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不可阑入古文”说的生成及现代省思

唐宋以降,禅宗语录和儒家语录大行于世,流风所及,许多文士在古文写作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效仿语录形式,或者掺入语录中的常见用语。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迄至清代前中期,“语录不可阑入古文”成为一种集体认同。在此过程中,方苞个人思想和文学实践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这一古文观念对于端正学风、维护古文体性、推动清代古文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它有绝对化的倾向,因而又有其局限性。古文发展的事实证明,在合适的场合适当借鉴、采用语录形式,不仅不会伤害古文之体,相反会给古文的表达带来别样的趣味和效果。

孙犁散文的文学性追求

孙犁曾尝试多种散文文体的写作,努力开拓散文的文学性空间,成为现代散文史上出类拔萃的“散文文体家”。孙犁的文学散文继承了五四散文的自叙传传统,以突出的个性闻名于世,在日常生活的书写中,追求“真情”“真相”,不惧外部纷扰,体现对现实生活的真诚拥抱和对人生丰富而深切的理解。孙犁还是出色的散文理论家,其散文理论和写作实践呈现双向互动关系。他在五四以来散文思潮背景下思考散文写作和发展问题,在中国古代传统和五四文学传统的整合中,为我们勾勒了散文文学性的基本特征。孙犁六十年的散文活动,体现了他接续传统的自觉,文体创新的自觉,理论建设的自觉,成就了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的不朽地位。

大学的文学教育与学生的散文创作——以山东师范大学的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为例

山东师范大学不仅在学者的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还培养出了一批以散文写作见长的作家,这批作家的散文创作与山东师范大学的文学教育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文学教育经过了1950—1977年的“自然发展期”、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平稳发展期”和2000年以来的“深化探索期”,已经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学教育体系,为学生走向散文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形成了解读大学文学教育的典型个案。以山东师范大学文学教育的发展脉络为线索,分析这批散文作家的学习经历与文学创作,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的互动规律,进而深入探索高校文学教育健康发展的路径。

论阿来《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的写作模式与成就

阿来新作《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散文”。从文学性看,本书不仅把复杂的人物活动、历史过程处理得简洁明了,结构清晰,文字疏朗大气,语言流丽,而且描写成都之美,赞美杜甫之善,具有很强的审美感染力。从学术性看,本书所述内容知识准确、科学,将学术内容进行大众化、通俗化解读,具有一定的学术品质。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并非水火不容,此书属于非虚构写作,内容上追求科学与准确,表达上追求文学感染力,此种学术的通俗化写作模式值得推广。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文体性质论

《五柳先生传》历来被视作反映陶渊明个人生活与思想的代表作,具有“实录”性质。然而,传主信息的模糊性、行为的传奇性却表明此文并非陶渊明个人生活的如实记录。实际上,汉代以来兴起的史书“杂传”为其提供了基本的文体要素,此文人物的类型化、内容的虚构性、精神的娱乐性与思想的寄托性表明其并非典型的“杂传”,而是在“杂传”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具有鲜明的小说因素或小说性质—兼具典型性、叙事性、虚构性和寄托性—是作为现代文体意义上的单篇小说唐传奇的“前身”。陶渊明并非生活在社会主流之外,《五柳先生传》显示了陶渊明复杂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强大的文化创新能力及杰出的文学创造力,反映出其与社会主流文化的深刻互动。

“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视域下的单元教学策略

2022版新课标指出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内容主要以学习任务群组织与呈现。立足于“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进行的写景抒情类散文单元教学是一次新的尝试,将不同年级、不同单元的多篇散文有机融合,优化单元设计,旨在通过文本阅读与创意表达活动,促进学生发展思维和提升素养。

清前期时文与古文的纠葛——以慈溪士人姜宸英的文坛声誉为中心

清前期的科举士子大多兼习时文与古文,“以古文为时文”与“以时文为古文”已经成为不可抑制的时代潮流。在清前期文坛上,时文与古文并驾齐驱,甚至交相渗透,呈现出一种纠葛的状态。作为“江南三布衣”之一的慈溪士人姜宸英,蒙受着家族传统、地域文化和时代风尚,一生兼修时文与古文,时文超迈时俗,古文崇雅求醇,从而博得崇高的文坛声誉。姜宸英以其个性鲜明的散文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超然于时文与古文之辨,执着于“立言”以求不朽的人生目标,明确提倡“自作一书以行”,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与思想史价值。

从《文心雕龙札记》看黄侃的骈散观念

黄侃先后参加了清末民初的骈散文派之争与新旧文学论战,在论争中形成了宏通的骈散观念,他作《文心雕龙札记》,推重刘勰《文心雕龙》的折中之旨以调和骈散。围绕各学派的论争焦点,黄侃从内涵与外延分别定义文学范畴,在兼顾文体纷杂的同时强调声律、辞采的重要性,并主张兼习文笔之体。黄侃秉持骈散并重的态度,力主骈文实不可废,提倡奇偶适变,他兼重命意与修辞,细析并评点《文心雕龙》所总结的声偶文学修辞技巧,倡导为文者创作辞义相称的作品。黄侃通达的骈散观念既对桐城派文采不足之弊予以纠偏,又对《文选》派持论过严之处加以补正,推动了骈文与散文两派的互融。

反思·融合·突破:新时期以来散文中的“科学精神”书写

新时期以来,作家在散文中既从民族情性层面深入追问科学精神何以难融于中国人的骨血,也从科学传播、科普写作、科研体制、普遍人性、科学本性、教育理念、政治制度等角度探讨了科学精神的失落原因。通过发掘科学精神的现代气质与崇高境界,证明科学精神与艺术精神、哲学精神、宗教精神相通且交融互渗的本质,呈现科学理性对“科学主义”信念的修正,作家阐扬了科学精神的人文本性,为“两种文化”的沟通与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期以来散文中的“科学精神”书写在创作气象、思想内涵、说理方式上对“五四”传统有明显的承继与突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科普写作的水准、纠正了科学传播的方向,进而捍卫了散文在科普舞台上的尊严与荣耀。

从“杂文”到“古文”——宋代总集编选与新体论说文的文体独立

唐宋古文运动中兴起的原、解、辩、说等新体论说文,在内容上以立意为宗,着眼于思想的论辩与义理的阐释,在命篇与表达上师法经、子、史,呈现重要新变。这种新变既是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家的创造与主动选择,也是时代思想嬗变的文体表征。这些新体论说文在进入集部时遭遇如何归类的尴尬处境。宋初总集《文苑英华》以“杂文”一目容纳这些作品,至姚铉编《唐文粹》,特设“古文”一目,将其突显于其他文体之外。从北宋到南宋,各种古文选本的编定,使这些新体论说文从“杂文”中剥离出来,成为古文经典,获得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欧阳修散文的艺术风格与实践形式

就古代散文创作而言,欧阳修可谓开创了一代文风。探讨和研究欧阳修的散文创作理论和散文创作实践,有助于清晰地梳理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脉络,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宋代诗文创新的理论动力。具体来看,欧阳修的散文创作主要体现为:关注时政,主张“致用”;注重审美,“六一风神”;革新理论,积极践行;等等。这些方面对中国古代散文造成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

韩愈的道统观及在古文和文论中的显现

“道统”是圣人精神文化的传承,是儒道流传的谱系。韩愈认为,道是内圣外王的仁义之道,统是道的传承统绪。他把对道统的阐释融浸在议论文和书序文中,诠释了他文以明道的理论主张;而气盛言宜论和不平则鸣论又分别见出他对孟子和司马迁理论主张的继承与发展。但钱钟书认为司马迁之“愤”与韩之“不平”指向实不同,不过似非确论,钱说更适于解释“不平”之本义,而韩论所指实仍合于司马迁。

赵秉文文体批评观念探析

赵秉文的文体批评观念触及了文体的核心问题。在正体问题上,他以经典作品为本确立文体规范,并着重风格,张扬风雅;就辨体而言,他重视诗文格律,但反对一味按格律准绳作文,不以格律为分辨文章的独断标准;在交融破体方面,他赞同韩愈引古文气度入诗歌创作,但批评韩门诗人的奇险古怪诗风。他的文体批评观念与其所处时代环境、诗文创作紧密结合,影响了许多金代文人。

楚文化与文学绘图:论李修文散文的空间意象

作为湖北籍作家,李修文的散文创作是一种深受楚文化滋养的文学绘图,自我是其建构空间意象的起点。反抗者“我”的怨怼愤怒,继承发愤抒情的楚地文学传统,催生出标志自我空间觉醒的“笼子”意象。赶路者“我”的愣怔停顿,暗含厌山喜水的楚地美学传统,凝练出代表流动空间定格的“驿站”意象。通灵者“我”的沟通阴阳,承接先鬼后礼的楚地巫史传统,塑造出象征乌托邦空间狂想的“人间”意象。作者立足楚文化资源,建构富含文化自信与美学自信的空间意象,探索楚文化与文学绘图的当代书写。

新旧互望:论鸳蝴散文及其与海派散文的关系

鸳蝴散文与海派散文之间并非直接的源与流的关系,这一点类似于小说,也别于小说。鸳蝴散文直接由传统文学尤其是古典散文过渡而来,也一直鼓胀着传统文学的“言志”或“性灵”,而非小说一直以来追求的“市井”或“文娱”。但作为双线发展,同期、同域、“他者”“借镜”的鸳蝴散文与海派散文一直存有着复杂的对话关系,更先期体现着海派散文的基本特征。它们共同体现着上海都市的发生语境,以及老上海的精神记忆。更为重要的是,新旧海派散文的文化形态集中体现了作为“社会中心点”(与“政治中心点”的北京相对举)的上海所形成的非统一、非逻辑、有差异、未完成的海派文化的特点,是一种趋于民间、现实、生活的大众文化,一种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性都市文化,却也代表了近代整个的中国都市文化,表征了特定时段的都市中国——一个有别于乡土中国的现代性物质文明的城市中国。

文学期刊与世纪之交的散文文体风尚

本文从文学传播学的视角,考察世纪之交的散文文体风尚。文学期刊与文学作品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世纪之交,纯文学期刊以改版为契机,对散文文体进行重新定位,以“杂”的特色活泼刊物面貌,获得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散文文体则在文学期刊编辑的推动下,一方面拓展文体范畴,从文学走向文化;另一方面兴起了“新散文”思潮,新散文写作秉承先锋精神,探索散文写作的可能性,使散文文体由外到内完成了文体革新。

周作人对乡贤著作的发掘与利用

自少年时期开始,周作人便在乡土意识与时代思潮的双重影响下搜集与整理了以明清为中心、雅俗两种类型的乡贤著作。这些乡贤著作为周作人创作新文学和建构文学史谱系提供了重要资源:一方面,乡贤著作为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与有益的启示;另一方面,乡贤及其著作为周作人不同时期的文学史建构提供了关键的坐标与有力的例证。正是在个人与地方、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周作人不断地从乡贤著作中发掘新的文学资源与文学史谱系,为新文学提供了既旧又新的特质。

般若圆通:刘勰以“论”为中心的文体互渗系统

刘勰之文体学思想,以宗经为根柢,具体到文体论部分,则隐现出以“论”体为中心的文体互渗系统。论体具有强大的灵活性,可反作用于强势的赋体,同时沾溉了俳谐、颂、赞、铭、箴等一系列文体。“论”体“自由人”身份的获取有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原因。内容上的包容及形式上的开放为其渗透、沾溉其他文体提供了可能。刘勰《文心雕龙》一书中隐现的此系统不仅适用于六朝,随着时代发展,更适用于后代的宋朝。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论唐文“三变”史观与文学代际演变

文学“三变”说由《新唐书·文艺传序》提出,专指唐文三变,这与宋人文学史观的形成有极大的关联。追踪其源,又与汉人的三代文质观承接,宋人对韩、柳古文的赞述,是渊承《汉书·儒林传序》中汉人对孔子与“六经”的推尊,其核心是“一王法”思想由“儒林”向“文艺”的变移。唐文“三变”之“变”,关键在尊“统”,其中由道统到文统,由文统回归道统的交互书写,正是汉、宋两朝论儒术与文艺内涵的逻辑演进。而“三变”说作为文学发展的重要指向,凸显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代际演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