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风格驾驶员眼动特性分析——夜间快速路分流区

为提高驾驶员在夜间快速路分流区换道的安全性,以不同风格的驾驶员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风格驾驶员换道时眼动参数的变化规律。首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自编夜间快速路驾驶风格量表,对量表进行信度和Pearson相关系数法的效度检验;然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问卷调查法得出的结果进行分析,得出驾驶风格综合得分量化模型,并使用K均值聚类分析法划分驾驶风格;最后基于眼动仪进行实车试验,获取三种风格驾驶员换道的眼动数据。试验结果表明:谨慎型、一般型、激进型驾驶员对于后视镜平均注视次数占比为48%、27%、25%;对左右两侧的平均累计注视时间占比是31%、25%、19%;平均瞳孔面积占比为56.3%、27.6%、16.1%。试验结果可以为提高驾驶员换道的行车安全性研究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持。

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与文学书写——以水绘园与稊园为中心

水绘园和稊园的设计都出于对现实中王朝兴替带来的痛苦的规避,但又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遗民园林的两种典型。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是“诗可以群”的文化传统与文人雅集的文化记忆之承续,“园隐”则是园林雅集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是易代之际文人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生存困境后作出的安全选择。遗民园林对易代之际文化传承起到重要作用,象征着“精神桃源”。易代之际的遗民借助现实的文化空间,将非常态的人生境遇、改朝换代的沧桑之感揉进纵情逸乐的极致享受中,勾连起对往事的追忆与挽留,代表着一种重返故国、回归故园的人生渴望。园林的封闭性与自足性隔绝了永失故园的沉痛悲苦,代替故园成为一处超越现实的精神存在,存放鼎革之际的文化记忆,寄托着遗民们对现实世界与个人处境的迫厄之感与避世之愿。

《周易》的三种文学形态——中国轴心时代的文学精神转换

传世《周易》由三个不同时代的文献构成,即殷商时代的《易经》古歌、“殷周之变”以后的西周《易经》筮辞和属于“周秦之变”的战国《易传》文本。这是中国轴心时代观念转换的体现。与此相应,《周易》展现了三种不同的文学形态,表现了三种不同时代的文学精神:《易经》古歌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了商朝末世社会各界悲苦的文学精神;《易经》筮辞以散文的形式,表现了西周初期宗族贵族忧患的文学精神;《易传》则以韵文和散文的形式,表现了战国时期知识精英恢宏的文学精神。

语言演变及语体完形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学史观,但研究者在关注文体的演化盛衰时,却常常忽视对于文体演变之可能与必要的考察,故而文学史书写在最为基础的层面上却最缺乏历史感。韵律单位、词汇与语法结构的演化是文学语言演化的主要呈现方式,"文体代兴"的可能以及特定文体的兴衰存续由此而定。语体作为话语交际是标志距离的产物,既能展现共时与历时的古今差异,亦能兼顾文体成形的外缘与内因,在"文体代兴"之必要的分析上,是较功能与风格概念更为适切的概念。语体完形是话语交际的必然要求,也是文体演化的内在动力。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正的。

“宋词一代之胜说”释疑

“宋词一代之胜说”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组成部分,起源于元代,流行于明清,至王国维、胡适更赋予其理论色彩,被视作“惟一正确的中国文学史观”。这一文学史观以“文体代兴”为核心,并具有以理念为本体的“非历史化”特征,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文学的新变,不乏历史意义。但它将文学的发展简单归之于文体的发展,把文体演变史等同于整个文学发展史,既忽略了文学发展的丰富性与多元化特征,又难以真正认识文体本身的演进规律。就文学史实而言,在宋代常见的诗、文、词三种文体中,无论繁荣发达还是代表性都与词无缘。宋词虽取得了宋诗、宋文无法替代的成就,却始终没有占据“一代之胜”的历史地位。因此,在宋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不宜使用这个概念。

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演进

近代以降,中国古代文论文体逐步向近代化、正规化发展。其演进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的界限划分虽然有模糊之处,各个时期之间有所交错,但文学理论批评文体发展的轨迹是很清晰的。经过这四个时期,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文学理论批评文体以白话文为突破口,全面突破旧的形式,迅速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转变。

中国小说文体的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别

经过晚清"小说界革命"与民初"文学革命"的双重变革,中国小说文体完成了古今交替与中西交融的演变,呈现出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两种不同的文体观念。20世纪以来的小说史书写大多无视小说文体的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别,以现代小说观念去评判古代小说传统,对小说发展缺乏了解之同情,导致小说研究的自我殖民化。小说文体研究应当回归本土语境,回到历史现场。既接纳现代的小说观念,也承认古代的小说传统,主张动态发展的研究视野与包融宏通的研究格局。

“质文代变”的理论内涵及批评学意义——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的文学发展观新探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的核心命题是“质文代变”。《时序》在讨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中阐发了刘勰的文学史观、文学发展观 ,其理论实质关键在“变” ,从而构成文学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强调了文学与时代关系中作者的中介作用 ,并在“时序”的文学史历时性讨论中探究了文学发展的原因、确立这一命题的文学理论的意义和批评学意义。

中国传统园林审美意蕴研究文献综述

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山水画、文学诗词以及审美意蕴时代变迁等方面,梳理了中文期刊发表的中国传统园林美学意蕴研究的相关文献,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传统园林审美意蕴的思想根本;而传统园林审美意蕴和中国山水画的审美要求如出一辙;文学诗词的意境和传统园林审美意蕴追求的意境美大同小异;传统审美意蕴也会随着时代发展进步因时而变。

近30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体研究述评

中国古代批评文体研究在近30年略成气候。从众说纷纭的概念界定、高屋建瓴的总论研究、百花齐放的分论研究三个方面,可以看到古代批评文体研究的主要成果,同时亦可见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

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

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

虞集有着深厚的儒学素养,坚守"国以仁固,家以仁和"的德政主张,秉持立言垂教的学术使命。虞集的这种政治观和学术价值观,经由"有德者必有言"、"知言养气"式的推衍,让其文学思想打上了深深的儒学烙印:直言文学"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务"的道德使命;认同德艺之间"本治而末修,领挈而裔委"的主次关系;推崇盛世之音,但同时也肯定文学的时代性和文学风格的多样性。

犯罪控制论之犯罪时间

犯罪时间是研究犯罪控制的重要一环。由于时间的不可复归性,因此对时间的把握,无论是对犯罪实施者一方还是对犯罪控制者一方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研究犯罪时间,实际上就是研究犯罪发生的时间规律,为犯罪控制者提供一个较为明晰的参照系。

叙事传统与中古史传文本的文学史研究意义

本文以如何面对传统为议题,探讨史传文本的文学史研究意义。在传统文学史学的谱系里,史传文本是文学观念的一个风向标。史家采摭诗文入传提示我们,传记文本自身除了具有文学价值以外,还具有文学史和文学观念史层面上的研究价值。史传中的文学史图景渐次清晰,文学史家本着当代书写理念的某一种叙事话语可以从中采撷资源展开重构,文学图谱就会愈加清晰,在文学传播场域中也会渐次形成新的书写维度。在文学考古中如何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成为一项学术使命,只是这里的"重绘"很难复现过去的文学图景,只是以现代学人的学术理念来更新既有的文学史图景,文学地图的重绘是学术全球化视野下的必然选择,也能够体现出重绘者的叙事能力。

明清关中文学环境与“秦风”问题

与汉唐相比,明清关中文学实力风光不再,这主要是由于唐代中、后期以来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使关中失去了往昔的地域优势,文学环境相对封闭,这种境况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文学创作的活力,也会致使文学的传统得以保留,明清关中文学的"秦风"问题就是文学环境相对封闭的一种体现。明清关中士人对"秦风"的偏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呈现弱化的趋势,在文学风格的取舍方面更加多元化。

《文心雕龙》与《文选》颂体观辨析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颂体观差异甚大,最突出的表现为"禀经以制式"与"随时变改"的区别。即《文心雕龙》论颂体,强调其源出《诗经》,认为只有沿承了《诗经》体式才是正体,很大程度上否认了此体在后世的演变和创新;《文选》除大体反映了颂体的流变外,所选大部分作品颇与传统颂文相悖,呈现了颂体在发展过程中,受其他文体影响,与其他文体互渗的事实,还因此保存了如刘伶《酒德颂》这样的奇篇名文,于其传世居功甚伟。

唐代击鞠诗内容及风格考论

唐诗全面记载了唐人击鞠的器材、场地、规则和比赛场景,其翔实程度甚至超越了同期的史料、笔记记载。以初盛中晚的时代分期为观照,这些诗的风格呈现出由冷静淡漠向热烈奔放的转变,既体现出初盛唐时期积极创业、奋发图强、戒奢远佞、适度享乐的时代主旋律,也说明击鞠在中晚唐时期已成为人们展示才干、宣泄热情的一种重要方式,体现了唐人特有的尚武精神和青春激荡的时代特色。

时空观的变迁与文学经验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有效描述和解释中国20世纪文学经验的概念,它将20世纪文学与古典文学做了内在的区分。构成'现代性'最根本内核的,是在西方影响下的新时空观。随着线性时间观而兴起的进步史观,随着新的地理概念而出现的全球视野,深刻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时空概念。也带来了新的生存危机和生命体验,形成日益复杂的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这些经验借助现代媒体、现代语言文字(白话文)和现代小说形式化为文学经验,使'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带有启蒙性质的新文学理念得到广泛的传播,并逐渐形成了新型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创造了一种可以发现'新'的现代人因素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美学形式。本文对时空观的变迁脉络做了初步的清理,以期深入理解文学经验之社会化、国家化和个人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轨迹。

古代解嘲文、讽喻文和讥刺文的层进比较研究

解嘲、讽喻、讥刺三类文章,抒写的内容与关注的焦点,由自身得失,到社会不公,再到时代昏暗,递次扩大;情感态度的表达,由嘲戏到温和再到浓烈,逐步加深;相应地,文章风格也产生了轻松幽默、含蓄蕴藉、尖锐辛辣的层进变化;三种文类形成层进系列。而虚构人事、设问对答的文体形式,正言若反的文章内容,比拟、譬喻、讽刺的文学手法,则为三种文类所共同运用。个人因素、时代因素和思想因素等对解嘲文、讽喻文和讥刺文三种文类的产生原因与创作内容有宏观、本质等深层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