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末瘟疫对建安文学的影响

汉末瘟疫不仅对政治、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还对建安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末瘟疫造成人口锐减、经济衰退,直接影响了战争资源、战争胜负,因此也间接影响了政治格局的形成;汉末瘟疫造成大量文人的死亡,强化了生命意识的自觉,影响了文学主题的书写,从而刷新了建安时期的文学生态;汉末瘟疫所造成生命意识的强化、忧生之嗟的生成、死亡主题的勃兴,进一步影响了建安文学苍凉风格的形成。

繁缛富艳:汉末魏晋易代文学的才情底色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建安时期,曹操三次发布求贤令,打破了汉代以道德文章为标准的程式化人才选拔方式,大量辞章氤氲而又个性鲜明的文人脱颖而出。曹操、刘备、孙权政治集团,尤其是在曹氏父子麾下,聚集了众多擅长文学、辞采斐然的士人,由此形成汉末三国以文采见长而精彩纷呈的文学画卷。三家归晋,能够和敢于入洛仕进的“亡国之余”,唯可凭借的即是自身的才学,而个体的才华和能力大多体现在文辞富艳、辞采华美、深情低回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学风格上,由此出现了晋世群才雕采饰藻、挺拔峻峭的文学特色。时代不幸诗家幸,汉末魏晋易代的人才流动,因才情为文学,呈现出传统中国文学史上色彩斑斓的文学景观。

论古文经学对两汉文风的影响

经学在两汉达到了高度繁荣,古文经学作为经学的重要一派,其发展深刻影响了同时代文学的发展。古文经学家对待经典的历史态度与训诂方法反映在文学上,表现为汉代史传文学史学色彩的强化,语言趋于辞赋化、典雅化,并以复古为旗帜推动文学的革新。古文经学的理性独立精神,加强了文学的批判性与现实性,促进作家个性风格的张扬。古文经学简练畅达的解经方式促进了汉大赋向抒情小赋的文体转变。古文经学提倡通达,带动了文学朝着丰富化、多样化方向的发展。

文学视角中的“鸿都门学”——兼论汉末文风的转变

汉灵帝时期设立的鸿都门学 ,是为了平衡政治势力而组建的颇有特殊性的政治集团 ,并非文学集团 ;从文学地位、文学观念、文学创作及其影响来看 ,鸿都门学不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文学风气 ,更不是魏晋文学自觉的前奏。汉末文风的转变是由于在政治环境影响下文人心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变化以及道家思想的兴盛、经学的衰落等因素造成的。

晚清各体文学的走向和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

晚清时期的各体文学的走向 ,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应着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予以不同程度的变革 ,而各种有代表性的文体支流反映文体演变趋势的不同情形和结局 ,则深刻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的艰难性和曲折性。从整体上看 ,晚清时期所启动的由文体变革而带动的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的历史进程 ,只能等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后才告结束 ,其主要原因在于晚清时期在文学观念上尚未确立“文学革命的程序”论。

汉末魏晋疾疫发生与文学思想转型

东汉中叶以降,频繁发生的疾疫、战争、水旱灾害使整个社会笼罩着愁苦悲凉的气息,对于文人的心态、观念、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汉末魏晋是一个彷徨忧郁的时代,政治和文化精英们必须直面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死亡问题,文章不朽以及衍生的“文以气为主”,就成为一个时代的命题,文学由此进入突破儒家反情合志思想控制的自由发展期。战国时期没有完成的哲学的突破有了新的转机,强调自然、本我,要求打破名教束缚的玄学成为魏晋哲学的主题。个体的“人”被彻底解放出来与自然等观,尊情、任情、尽情使得魏晋人放诞、轻狂而又洒脱飘逸。一个充满深情的时代必然产生钟情的文学,“诗缘情”是文学自然的召唤,绮靡的六朝文学风格应时而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正是不可预知的疾疫所造成的死亡,加速了汉末魏晋社会、思想以及文学的主动变革,推动了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促进了文学思想的转型。

由风流气韵到性灵趣味——《世说新语》与晚明小品的承传论议

晚明小品使用《世说新语》事典与语典的频率很高,晚明小品中的《世说》精神无所不在。相对于《世说新语》以类相从的短章小语而言,晚明小品有着更为灵活的机制,相对于《世说新语》展现魏晋名士的玄心、洞见、妙赏、深情而言,晚明小品表现的是晚明文人的童心、智识、奇癖与真性,相对于《世说新语》的韵味而言,晚明小品的整体风格更近趣味。

李攀龙、王世贞复古文风在朝鲜朝文坛的传播与影响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朝鲜朝文人在中朝外交使节交流的过程中认识到李攀龙、王世贞在中国文坛的声名及其复古文学思想,并开始购买这二人的著作。其后,在朝鲜朝社会普遍存在的“慕华”思想,与由此衍生出的“同文”“并世”意识,以及朝鲜文坛学习“秦汉古文”风尚的推动下,李攀龙、王世贞的复古理念在朝鲜朝文坛得以广泛传播。这不仅引起了散文创作风格向“艰涩”“奇僻”的转变,也促成了"秦汉古文"在散文学习范式与散文选集领域经典地位的确立。

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对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 ,人们常常作出简单化、绝对化的评判。以《春秋》三传为例 ,所谓师法家法只是表面上的水火不容 ,实际上却互相渗透 ,《左氏》也并非绝对不用《公羊》、《谷梁》之义。由于受时代的政治要求和思维定势的支配 ,古文学派使用的观点方法仍没有离开今文学家深求圣人“微言大义”的传统。而对于《左传》开启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精神的深远意义 ,汉代学者并未给以更多注意。

西汉三辅文人群体考论

西汉时期,三辅地区成为学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文人云集,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最集中的文人群体。三辅文人群体的形成与以实关中的移民政策、尊儒术兴太学的文化政策、察举征召的用人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三辅文人以其煌煌之作造就了汉代文学之盛,在文学精神、文学体例、文学风格等方面沾溉后世。

从诸子学说到小说文体——论《汉志》“小说家”的文体演变

先秦至西汉时期,"说"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内涵复杂的概念,它的愉悦义与言说义两个义项影响了人们对《汉志》"小说家"的理解。《汉志》"诸子略"中的诸子十家作品,唯有小说作品多以"说"命名。《汉志》以"小说家"来概括这部分作品,采用的主要是"说"的"学说义"。对书籍文体特征的认识,使《汉志》中"小说家"的"说"又成为了文体概念,小说也逐渐从诸子小说向小说文体发展。

理论趣尚、创作实践与政治语境——再评曹丕及其《典论、论文》

在中国文学史上,通常有这样一种现象——作家的文学主张与他的创作实践不完全一致,甚至相反。曹丕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曹丕的《典论.论文》虽然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见解,但仍属于传统的儒家政教文学观。可以这样说,他在理论上推崇汉音与儒学道统,在创作上却能突破其矩,表现出魏响的特色来。《论文》是作为拥有政治话语权的曹丕消弭人际矛盾、表达政治诉求与人生期望的产物。

论晚唐诗风向南朝诗风的回归

晚唐诗风日趋绮靡,逐渐回归于南朝文风。其原因在于:首先是由于北方士族的衰落和科举的繁荣;其次是南方经济文化的影响;另外,晚唐士人的末世情结也是绮靡文风形成的重要原因。

《古诗十九首》与东汉末文人的生命意识

对生命的深沉咏叹是《古诗十九首》的魅力所在。这种忧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是在旧有价值被东汉末文人否定的过程中产生的。当东汉末文人将目光由功名、天下转到关注自身时,他们便产生了一种生命易逝的伤感悲观情绪。为了消释这种悲哀,东汉末文人在《古诗十九首》中作了种种探寻和选择,反映了他们对人生意义的积极追求与探索。

拓宽中国文学史编写的路子

中国人从20世纪初开始编写文学史,有通史、断代史、地域史、民族史和文体史,甚至还有以语言、作品的作者类型为特征的专门史。其实,还可以文学的主题或题材的演变为其体例,如以各种文体历史题材的演变为体例,也就是"中国历史文学史"。按这个思路,可以把中国历史文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先秦至两汉文隐于史的阶段、魏晋至两宋文史分流的阶段、元至清史隐于文的阶段、民国初至今文史兼容的阶段。《中国历史文学》(先秦两汉)作为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成果已经出版,先行做了尝试性探索,其阐述的就是文隐于史的阶段。这种历史文学史体例,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史研究来说,是一种新开拓。

论李涵秋“沁香阁”诗

李涵秋是清末民初与林纾、包天笑齐名的"小说三大家"之一。其三十六岁之前主要是一位诗人,曾经领袖武汉诗坛。其长达二十年的诗歌创作逝后被友人编年结集为《沁香阁诗集》,共三百四十余题六百多首。若以体裁论,近体律绝占大多数,有五百一十多首,古体和歌行体一百多首。以其二十九岁(1902)为界,其诗风格前后变化明显。前期诗作三百余首,且多为简短的写景抒情之律绝,体现出以绮语呈疏狂的风格;后期诗歌体裁多样化,尤其长篇古体和歌行体的大量熟练写作,展示了诗人抒情方式的进步,由于生活面的拓宽,诗歌内容也更加丰富多样,表征为以平淡蕴沉郁的风格。对沁香阁诗进行深入研究,具有填补学界空白的意义。

“文学自觉”始于汉末魏初谫论

主要从理论依据和评判标准两个方面来分析"魏晋文学自觉说"和"两汉文学自觉说",对这两种"文学自觉"说的不准确性和不严密性进行探讨。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进一步解读"文学自觉"的基础上,对"文学自觉"时期重新作出了界定,提出"文学自觉"始于汉末魏初,并对此进行了相关论证与评判。

论汉末儒学衰微与文体的变革

汉末各种文体的发展,并不完全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规律,几种主要的文体发展并不平衡,有的甚至出现文风反向逆动的情况,它们与儒学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

论汉代颂体文学观念

颂为汉代重要文体类别,上承先秦告神、颂美宗庙祭歌,下启魏晋后世颂美之文,无论形式、内容,抑或文学观念都处于转换变更期。汉人颂体文类辨体意识显得相当模糊,出现将颂与诗、赋、碑、赞等文体称名相混情形。此中情形,既有前代颂体文学创作与观念影响因素,也与汉人颂体创作复杂生态有关。汉代颂体文类意识的模糊与创作的多元化,反映出文学自觉时代到来之前某些特性,即文体观念的含混性与文体创作的自觉意识。

论汪中重扬汉魏六朝文风

汪中推崇汉魏六朝文风与他对汉魏六朝士风的自觉追寻有密切关系。汪中不仅在性情上与六朝士风有契合之处,而且在文章写作上特别青睐、有意追寻汉魏六朝风韵。汪中文章中的六朝风韵至少有三个表象:生命思索和悲悯意识、自我感伤情绪、重学问根柢和经史情怀。此外,关于汪中"土苴韩欧,以汉、魏、六朝为则"的说法实欠准确,汪中推崇汉魏六朝文风,但并不局限于此,他对唐宋文章的成功之处也有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