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意志论”与战时写作的文本裂隙——以沈从文《战国策》派时期的写作为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围绕抗战建国的时代召唤,沈从文生成了一种隐性的“抗战意志论”思想观念。“抗战意志论”有两个层面:国家意志和生命意志。国家意志的观念对应《战国策》派“大政治”主张下“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抗战现实;生命意志的观念接续沈从文对生命存在本体的抒情化思考。“抗战意志论”是一种将民族国家存亡和个人生命重造二者结合,用来指导文学写作,表现理想人生的“有情”的观念创造。“抗战意志论”作为抗战建国的观念自有其历史与现实合理性,但与沈从文的创作个性不相符合,表之于小说写作中出现人物、叙事节奏、叙述重心等方面的裂隙或者矛盾,体现出别样的艺术审美特质。“抗战意志论”折射出沈从文观念写作与个性写作的龃龉,也必然导致其以寓言体、主观抒情和传奇故事等方式复归“抽象的抒情”的个性创作并修正战时文学路径,继续书写其对生命、理想、人性等抽象对象的表达。也因此,在战时文学写作版图中,沈从文逐渐成为一位不合时宜的被划为“与抗战无关”的孤独的思索者。其实,历史并非这么简单。

抗战时期毛泽东与游击战理论话语建构

抗战时期,毛泽东对于游击战理论的话语建构有其内在的缘由与逻辑:回应党内外对中共游击战的疑惑与质疑、阐释中共政治主张及其斗争策略、推进中共游击战理论大众化是具体缘由;坚持以国情为依据、以包容为策略、以事实为支撑、以大众化为取向是具体逻辑。在此过程中历史继承与现实创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国内视野与国际视野等的结合则是毛泽东建构游击战理论话语的显著特征,为我们理解与把握这一时期中共政治制度与军事理论提供了启发。

战时日方史料《中共概说》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认知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战时日方资料《中共概说》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共概说》认为,中共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重视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重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成为中国抗战的核心力量;重视依靠和发动群众,受到民众拥护,深得民心,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可以说,该书在一定程度上预言了中国的未来。中共抗战的历史经验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海外雄飞论”的引领与日本扩张道路的选择

"海外雄飞论"系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的侵略扩张思想之总汇。作为对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频频叩关的回应,江户时期的日本思想家们纷纷就国家的"进路"问题著书立说、建言献策,然其所思所想无不蕴含着扩张主义的思想因子。本多利明的"殖民扩张论"、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论"、吉田松阴的"东西补偿论",便是其中最系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主张。本多利明不仅献上了四条"经世秘策",而且坚信战争和殖民扩张是实现国家富强的主要手段;佐藤信渊不仅确立了"混同宇内"终极目标,而且制订了"三步走"扩张战略和详细完备的侵华方案;吉田松阴不仅描绘了一幅侵略扩张"蓝图",而且其"海外雄飞"构想被门生弟子即明治重臣付诸实施。江户时期的"海外雄飞论"不仅引领近代日本走上了侵略扩张歧途,而且成为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思想渊源,其煽动性、迷惑性和持久影响力不容忽视。

少数民族抗战诗歌中“地—国”意识的文学地理学研究

文学地理学视角下,地理因素在文学文本空间与文学批评建构中发挥着基础性与关键性的作用,而文学研究问题的根底应当在人—地互构的基础之上,立足于文学地理性空间,再推及到此空间产生的全部文学活动中去。由此观之,少数民族抗战诗歌中的地理因素——"地理基因""地理空间""地理抒情"显露出庞大的身姿体系,昭示了这些地理因素在文学生产与审美中发挥的建构性功用。其中,"地理基因"的传承性内容为"源"地而发的、被忠实复现的民族自然地理环境及与人文地理相关联的民族文化,"地理空间"之新构性在于渗入了诗人主观情思与个人主体性,"地理抒情"则助推了繁复错综的"地—国"意识在人—地互动的劳动赞歌与"触"地而反的守卫性的形成,此中三大部分地理因素依次起到的是萌芽、发展、结晶的功用。

郁达夫新马时期的文艺思想

郁达夫新马时期文论着重阐述关于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文学创作艺术性等问题的观点。他对文艺的本质与功用、创作主体的社会性等的论述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其新马时期文艺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郁达夫认为,抗战时期任何文艺家都不可能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文艺创作要尊重文艺自身的规律,注重文艺作品的艺术表现,并从创作主体、体裁与题材的选择以及艺术美的表现等方面进行论述,旨在提高抗战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质量。

楚图南与艾思奇抗战文艺思想比较谈

楚图南与艾思奇同是云南籍的文化学者、政治活动家,他们对抗战文艺及其作用发表过不少重要言论和指导意见,具体体现在对文艺作为抗战力量的重视、对文艺形式的运用、对鲁迅及其精神的认识等方面。两人有着文学家型的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型的政治活动家在思维视野、理性思辨能力以及党派性上的差异,更有近现代以来云南知识分子、文化人士所特有的朴素、务实和识大体、顾大局的观念,无愧于近现代以来云南人的优秀代表。其抗战文艺思想对今天的文艺工作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试论苏北新四军文艺活动的影响

1940年10月至1945年8月,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文艺工作者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文学、音乐、美术创作和戏剧演出、歌咏等文艺活动,既传播了新文化,宣传了抗日,也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进一步促进了抗日根据地文化的发展。

抗战时期王集丛的三民主义文学理论

为建构三民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王集丛先后编著三书:《三民主义文学论文选》《三民主义文学论》《怎样建设三民主义文学》,其内容主要包括:三民主义文学的理论根据和时代背景,中国文学正走向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文学的本质、内容与形式及其功用,三民主义文学批评,怎样建设三民主义文学,并积极参加有关三民主义文学的论战。王集丛的观点和主张,是三民主义文艺理论的集中阐述。

《新民主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阐明了如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社会结构论、社会冲突论、社会发展论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与中国社会研究相结合的学术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作。

中共抗战文艺政策的务实与前瞻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艺工作。“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党从全面抗战的现实需求、形势变化与发展趋势出发,不断调整文艺政策,由对“抗战建国”的认同与独到阐释,到举起新民主主义旗帜,再具体到工农兵方向的倡导与实践,表现出浓郁的务实色彩与高远的前瞻眼光。中共文艺政策有效地应合了时代的召唤,引导延安与陕甘宁边区及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出生机勃勃的人民文艺,推动并见证了从民族解放到社会解放的历史进程,至今仍有取之不尽的历史价值。

《戏剧春秋》杂志与抗战戏剧运动

《戏剧春秋》是抗战时期以理论为主兼及创作的大型戏剧刊物。在刊行的两年中,不仅对抗战戏剧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纠正了抗战剧运中的不良倾向,而且真实记录了当时抗战戏剧的创作成就、发展流变和各地剧运、演剧团体的演出活动实绩,对引导和推动大后方抗战戏剧运动的发展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戏剧理论与实践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战时期大后方版画运动的理论建设

抗战时期,一场波澜壮阔的版画运动在大后方绵延数年,直到战争结束。这场革命的艺术运动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平添了一抹耀眼的光辉。回望光辉之中,不仅有创作的繁荣和成就,还有理论的活跃与建树。本文从现实主义精神的高扬、民族形式的建立、“大众化”的推进、艺术批评的开展、艺术品质的提升,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推动等方面着眼,通过系统梳理,论述大后方版画运动理论建设的过程和成就,揭示其丰富内涵,以及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与文艺思潮发展史上的影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