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对文学新人的培养

“十七年”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开启社会主义文学新人培养工程,培养新中国文学的新生力量。办学模式方面,侧重“小而精”的培训,招生计划、教学安排、师资队伍配备等体现了培养工农文学新人的诸多努力与创新。办学理念方面,既自由活泼,鼓励讨论争鸣;又严肃紧张,突出政治规训。办学质量评价方面,尽管人们常常诟病中央文学研究所培养的大作家和创作的名作品少,但综合考量其办学目标定位、生源质量与培养成效,大体实现了办学初衷,且对20世纪50—70年代乃至新时期初始作家队伍建设和文学生态建构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认识论到知识型——40年文学理论提问方式之转变

40年文学理论提问方式发生了从认识论到知识型的转变。新时期之初,文学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解释模式是政治功利论和认识论的。新时期文学理论通过质疑形象思维(即形象认识)和"文艺为政治服务"来开启理论探讨的道路。但是,新时期文学理论基本思维模式仍然是认识论的,所谓审美反映不过是强调反映主体的能动性罢了。认识论框架里得出的文学认识,是通过概念分析而建立起来的"逻辑的知",远不是活生生的文学。文学理论的自觉,是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讨论而确立的,主要表现为两个维度上的探讨:一是对过去那种建立在特定哲学基础上的、依托于某种"元叙事"的文学理论的怀疑;二是提出了文学理论知识的"合法性危机"。从知识型看文学理论的演进,是现代问题意识建立的一个结果。理论对问题的解释依赖于特定的知识背景、知识系统或知识型。所谓问题,也就是在特定的知识背景下的提问。所谓文学理论创新,主要是一种知识学模式的创新。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本土文化研究实践正是一种与既有文学理论完全不同的知识生产方式,一种"独特的问题架构"。40年文学理论从认识论到知识型的转变,是回应时代挑战的结果,它取得了众所瞩目的成绩,但也留下了有待清理的问题。这是我们继续上路必须面对的。

关于“童心论”与“教育工具论”的再反思

"童心论"和"教育工具论"作为"十七年"儿童文学的重要理论话语,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新时期遭遇的命运各有不同。理论界对此展开的批判与反思,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童心论"和"教育工具论"分别指向的儿童立场问题以及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触及儿童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内核,仍有重新探讨的空间。它们在政治立场和儿童视角之间、教育性和趣味性之间产生的缝隙里,蕴含着从传统指向未来的历史反思价值。

论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城市书写

十七年农村小说既描写农村风貌,叙述农民的悲欢;又书写城市,城市工业化建设、城市面貌、城市商业活动以及农民的城市梦想等内容或多或少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十七年农村小说城市书写透视出城市生活的许多重要侧面和城市发展痕迹,一方面拓展了十七年农村小说的内容和视野,为农村小说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另一方面在城市书写中流露出作家内心的真切体验,表达出作家微妙的意向,凸显出作家的主体精神,潜藏着作家的现代意识。

“十七年”时期的笔名发表与当代文学批评生态

文学史上使用笔名发表作品,一般有这样几种心理机制:一是害怕发表文学作品影响自己真名的名声;二是为了适应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三是与自己特殊的生活经历有关;四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寄托理念与思想情操;五是担心政治迫害;六是担心作品不成熟。中国"十七年"时期使用笔名发表的现象比较突出,显在的心理机制是担心作品不成熟,担心自己没有名声而使用笔名。事实上这里面却有着隐在的深层心理机制:一是"表态笔名";二是"读者笔名";三是"棍子笔名";四是"非主流话语笔名";五是"身份笔名"。这里面既有"被动笔名",也有"主动笔名",这些是特殊政治形势、意识形态与批评家个体人格多重要素共同组成的一个发表机制。这几种深层的笔名心理机制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生态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十二五”时期中国艺术史学研究述略

艺术史是艺术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属于应用艺术学范畴。"十二五"期间中国艺术史学研究特点明显:一是艺术史的撰写与研究并重,艺术史的撰写以区域史为最大亮点,艺术史的研究则注重学理建构,在有关艺术史学的一些元理论问题的讨论上呈现出渐趋深入的态势;二是在现有的艺术史编纂成果中,再版著作占相当比重,这与该学科自身的特点有直接关系;三是在艺术史学研究中,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学术质量突出;四是在当代艺术史研究中,"艺术"与"美术"的概念混用现象仍然非常普遍,一般艺术学意义上的艺术史学研究需要更深入人心。

戏曲史相关概念在“十七年”时期的确立及其学科史意义

民国时期的戏曲史研究尚未广泛运用概念思维,戏曲史相关概念在“十七年”时期基本成型:“戏曲”概念被固定,经过辞书、词典的书写,作为与其他艺术门类或文学样式相区别的一种形式,它的较详细的“身份信息”被公布。不同历史时期盛行的各戏曲“品种”的纷繁称谓在此期统一,并作为概念被正式提出。“声腔”“剧种”等新概念被提出并稳定。上述概念建设工作可分成旧概念的商榷、旧称谓的定义、新概念的提出三类。概念确立所具有的学科史意义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标志着学科研究思维方式的逐步完善;体现了戏曲史学术共同体的渐次成型;开启了现当代戏曲史阐述的新思路。

祛除遮蔽与重返文学现场——以“十七年”文学为例谈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思维方式

"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主导视点理性具有以偏概全的特点,这种特点也延伸至新时期以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文章以"十七年"文学创作和研究为例,详细探讨文学史研究中复合视点理性建立的必要性,它是祛除文学史遮蔽,发现历史的复杂性,进而重返文学现场的前提,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客观性和整体有机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十七年文学”中的钱谷融

"十七年文学"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生存时期,政治对文学的强制规范与文学对政治的反叛、逃离同时并存,其间潜藏和交织着"一体化"的文学规范和异质的文学批评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在此历史境遇中,从国统区跨入新中国的钱谷融经历了从政治认同身份的焦虑到文学身份的回归,再到"人学"坚守的三个重要的人生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中,钱谷融都做到了不失自我,保持自我,体现了铮铮铁骨的文人气息,为无数后辈学人树立了可贵的人文标杆。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述论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主要体现在两大领域,一是对其研究的理论性倡导,二是对其研究的实践展开。其中第二个领域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其文论的概括性论说;二是对其文论家或文论典籍的个案性考察;三是对其文论观念与命题的具体探讨;四是对中华多民族传统文论的比较与影响研究。以上方面多方位显示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为中华多民族文论建构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支撑。

1221例女性基础性激素水平及抗苗勒管激素水平不同年龄段变化特征——女子“以七为期”的生殖衰老规律回顾性研究

目的从基础性激素水平及抗苗勒管激素水平不同年龄段变化特征探析中医理论中女子“以七为期”的生殖衰老规律。方法回顾性收集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于广东省中医院就诊并行基础性激素及抗苗勒管激素水平检测的女性就诊者数据资料,根据不同年龄段分为一七/二七组(21岁以下)、三七组(21~27岁)、四七组(28~34岁)、五七组(35~41岁)、六七组(42~48岁)及七七及以后组(49岁及以上)。收集就诊者年龄、平均月经周期(近3个月),基础性激素[包括卵泡刺激素(FSH)、黄体生成素(LH)、雌二醇(E2)、睾酮(T)]水平及FSH/LH值,抗苗勒管激素(AMH)水平,比较各组数据资料中各指标的变化情况。结果共纳入数据资料1221份。各组总体上FSH、LH、FSH/LH值、E2、T、AMH水平及平均月经周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三七组的AMH出现峰值。与三七组相比,四七组FSH/LH值升高,LH、AMH和T水平下降,月经周期缩短(P<0.01)。五七组FSH/LH值继续升高,LH、AMH、T水平继续下降,月经周期继续缩短,FSH和E2水平开始升高(P<0.05或P<0.01)。与五七组比较,六七组FSH、LH、E2水平均升高,AMH、T水平继续降低(P<0.05或P<0.01)。与六七组比较,七七及以后组FSH、LH水平继续升高,AMH、E2水平下降(P<0.01)。结论女子“以七为期”的生殖衰老规律与不同年龄段基础性激素水平及抗苗勒管激素水平变化特征基本相符,其中“三七”阶段生殖能力达到峰值,“四七”阶段开始逐渐走向生殖衰老。

“十七年”时期的莎学探索——论吴兴华对《威尼斯商人》的解读及其范式意义

英年早逝的诗人、学者吴兴华教授对英国伊丽莎白时期两位重要剧作家马洛和莎士比亚的评论和译介,是"十七年"时期英美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其中发表于1963年《文学评论》上的长篇论文《〈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作为其莎剧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堪称"十七年"时期莎学研究的典范,也是"十七年文论"中的精华之一。本文考察了吴兴华对《威尼斯商人》特有的研究范式,阐明了其从素材改动、剧本结构及情节发展中发现作者意图和价值观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肯定了他的以总体性历史-文本分析与原典实证为核心精神的莎学研究方向,并试图借助"袪魅"、"复魅"等理论深化吴兴华的分析。

中国“十一五”期间英国文论研究

与"十五"相比,"十一五"期间我国英国文论研究在研究的深度、广度与热度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不仅课题立项与研究成果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而且研究对象也有所拓展,填补了许多学术空白,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专业文论家的研究正日益受到重视。但现阶段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为研究对象过于集中、研究中存在着厚今薄古的倾向,研究严重受制于译介,缺少跨学科的学术视野。期待"十二五"期间的研究能在文论断代史研究以及文类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何其芳与中国人民大学“文研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文艺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不仅对当时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为新时期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培养了一批领军性人才。研究"十七年"文学史,就要关注"文研班"现象。在首届"文研班"学员开学典礼上,周扬正式宣布何其芳为"文研班"班主任。在"文研班",何其芳以"广而专"的教学理念要求学员。何其芳以学者的大度与执着体现了特殊背景下政治与学术的共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