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话对刘勰“风骨”论的文学接受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风骨”之说在宋代诗话中发生了多样化的改变:北宋中期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尚健”诗风着重宣扬“风骨”中雄健阔大的一面;江西诗派更关注诗人的性情和品格如何通过语言呈现在诗歌之中,对语言“生新瘦硬”的追求使得他们更看重“风骨”之“骨”对言辞的要求,并在宋代理学家“气本论”的影响之下,变“风骨”为“气骨”;南宋后期的诗论代表严羽虽对江西诗派的观点有所纠正,但又将“风骨”论从美学要求变成了对建安文学风格的概括,当前学术界评价建安文学最常用的“建安风骨”便源于此。

论宋代童蒙教育对宋代文学人才的培养

宋代童蒙教育相较于前代来说具有突破性的进展,即宋代童蒙教育打破了门阀士族的限制,使得平民子弟亦可接受童蒙教育,这对于中国整个古代社会的童蒙教育来说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善和贯彻,及铨选制度的全面改革,对于人才选拔的主要标准就是知识和能力,这又从根本上推动了宋代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作为宋代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童蒙教育,自然也受到了整个社会的重视,而相当数量的文人学者参与童蒙教育更加提高了童蒙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他们在编撰童蒙读物和参与童蒙教学的过程中,也有着一定的文学培养的自觉意识,这些都使得宋代童蒙教育对宋代文学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代文学的整体气质和风格。

明代词选对周邦彦词的高度接受及其原因

在词乐亡佚的背景下,以声律谐婉著称的周邦彦词被选家取为填词范式,在重要谱体词选中选录数量多高居第一。明中期推崇“婉约为正”的词学观念,周邦彦因其词“柔情曼声,摹写殆尽”,选家视其词为“正宗”,选录数量仍位居前列,《花草粹编》选录更多达104首。杨慎等人有意改变明中期以来较单一的选词标准,兼选婉约与豪放,图以豪放之气驱靡柔之风,周邦彦词选录数量出现起伏,但整体接受“热度”仍较高。周邦彦词在明代的接受与其艺术特质、明代选家的审美标准及正变思潮等密切相关。

“雅颂之音”与“讽谕之鸣”:论礼乐复兴视域下的宋初文学

宋初文坛纷繁复杂,不仅呈现出南北对峙、难以融合的紧张局面,还产生了时文与古文的创作分歧。而于此之外,士人群体内又共同含纳着一股颂美君王功业、宣扬帝国政治的风气。尽管从传统文艺审美的角度看,这种风气催生的文学作品多属程式化的礼仪书写,但若将之置于宋初礼乐复兴视域下进行更深层次解读,则于某些赋颂中可观觇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迹象,且雅颂主旋律中讽喻之声的鸣起,又宣示了宋初文人对唐人风雅观的进一步开拓。这些被程式化书写遮蔽的内容,实质是政治与文学的合奏交响,二者间表里经纬的错综关系及由此生成的强力互动,正体现出此间特殊的文学生态。

元明清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塑造逻辑与塑造方式研究

元明清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形象,她们或善良、智慧,或彪悍、神勇,或顺从、妩媚,或贞烈、自强,或恶毒、淫荡……总之,这些形象虽风格迥异,但具有共同点的是,在塑造逻辑上作者们基本以批判封建礼教和儒家纲常理论为出发点。在塑造方式上,作者们基本都延续着“弱者反抗”的模式去进行形象建构,以此勾勒出古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女性自觉意识。在此特围绕较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分析,以供学鉴。

论宋代使臣语录的制度背景

使臣语录是一种记言兼记事的文体。它产生在交聘活动当中,除记录逐日行止、馈送之礼外,重在记录往来问答。在宋代,其撰写遵循一定规范,是每次交聘活动必有的官样文章。它由国信所主管,有接收、抄录、听审、编录、保存、呈交、派送等环节。宋王朝高度重视使臣在交聘活动中的表现,以语录作为审查使臣业绩的重要依据。这一系列制度既塑造了使臣语录的体制,也促进了这一文体的兴盛。

文学借景在南宋盘洲园中的运用

为了探究南宋文人园林中文化与艺术的相互作用原理,更好地促进传统园林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以南宋盘洲园为研究对象,用景名为切入点来分析南宋盘洲园文学借景的“借用”效果——借时间之“景”、借空间之“景”,并以此达到空间生产的目的。盘洲园的文学借景是南宋文人对“出仕”和“入仕”矛盾心理的反映,也是中国园林与诗词文化交融的现实体现。以盘洲园景名讨论文学借景的同时,借助诗歌这种媒介去感受南宋时期的园林风貌,思考时代背景中的社会文化问题与人文思想,对其进行再认知,整理转换形成当下中国园林文化的实践导向。

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首部广泛流传的八大家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自刊刻以来,对文人学者在唐宋文接受及唐宋文选本编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清初储欣就是其中之一。储欣编选《唐宋八大家类选》,在选篇、体例、思想上继承茅坤《文钞》。但因受明末清初意识形态、文体流变等因素的影响,承中又有变化,体现了文学观念、学术思想流变对古文选本的影响。

家风家学与宋代莆田文学家族

宋代莆田文学家族数量众多、成员繁盛,且世家数量尤多。世家大族经过世代积累沉淀,产生了一些具有莆地特色的共同家风,具体包括敬宗睦族之风、专意科举之风和重视文教之风。这些家风有力推动了家学的产生和发展。宋代莆田文学家族的家学主要是经学和文学。其经学研究主要表现为理学研究,宋代莆田的文学家族多为理学世家。其文学创作受到理学的影响,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和讲究民族气节的思想倾向,风格上也更刚劲豪迈。理学的思辨性,还促进了各大文学家族文学批评的繁荣。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宋人庄学文学批评历程及其关注重心考察

《庄子》是融通哲学与文学的典范,历代评论颇丰。关于其文学因素的发掘,虽先秦时已有涉猎,但直到宋代时才全面展开,并成为庄子文学评论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宋人对《庄子》的篇章结构、文学技艺、“三言”涵义等均提出了诸多新见。他们不但在篇章命名、结构布局、文思义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而且对庄子创作的情感、文势、笔法、风格、规则等亦展开了多视角的审思与研寻。虽然他们的观点并非定论,但其阐释推进了《庄子》的文学性探究与发展。

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前考证笔记的文体生成及其意义考论

考证笔记是古代学者记录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文体,宋以后尤为昌盛。宋前的考证笔记则经历了文体规范、文体观念逐渐确立的过程。这一过程上起东汉,下至唐末五代,其中以唐、五代最为关键。在这一时期内,考证笔记几种基本的体例相继出现,题材范围极大拓展,考据辨证的文体特征得以确立,考证、纪实的文体功能得以明确,简洁明快的文体风格观念得以显现,文类观念也已经自觉。由此,考证笔记确立了基本的文体规范,并且在文体学领域标识了自己的领地。这一文体的确立,不仅为后世考证笔记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笔记文体地位的提升,推动了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文学教育视野下南宋诗文选本的选录标准——南宋诗文选本与教育之关系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南宋社会文学教育发达,诗文选本受教育因素影响较大。选编者在编选选本时会考虑读者需要与教育所需。南宋选本的选录标准呈现鲜明的教育教学特点,这主要体现在:选本编选注重“技”与“道”的统一,选文的篇幅以中短篇为主,选文侧重选取名家名篇,重视选本对写作指导的规范性作用。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全宋文》订补八则:以庐山碑刻文献为中心

众多学者对《全宋文》进行了大量订补工作,成果颇丰。本文以庐山碑刻文献为中心,对《全宋文》进行增补。同时考订这些文章的创作时间、地点及相关背景,并尽量考证作者的生平信息。增加的八篇石刻文章不仅有助于《全宋文》的增补工作,也为宋代历史研究提供文献材料。

北宋金石学的产生与书画题跋文学的勃兴——兼论北宋文艺思想之“矛盾”

北宋以来,金石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北宋士大夫金石书画鉴藏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书画题跋的勃兴。他们一方面致力于对金石书画作品“致用”的史学价值与道德价值的挖掘,另一方面十分推崇其非实用的审美价值。北宋士大夫文艺思想中的“矛盾”,客观上促进了北宋以来文艺思想向个性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制度矩范与个体情怀:作为文学空间的宋代词垣

作为文学空间的宋代词垣并存着朝廷制度矩范与文士个体情怀两种语境。以此二者观照词臣生活中四个代表性的面相,即他们的应制之务、值宿吟咏、与词垣之吏的关系以及追仰前朝词臣的文化现象,颇能真切具体地探究词垣文学风貌的内涵。在制度矩范的笼罩下,词垣的应制撰作必须符合上层权力的政治意向;值宿吟咏倾向于规范性地表现侍从宫廷的清贵雅致;词臣与吏员的关系显示出制度的幽微之端对词臣才情的制约;追仰前朝词臣的口径表现为称述前贤黾勉仕位的功绩。在个体情怀的鼓促下,应制撰作能够超轶官场的守常氛围,彰显文章才士以文自赏、嗤哂卿相的风度;值宿吟咏能以村野之趣突破宫廷的审美品位;词臣与吏员的关系反映为扬显词臣个人形象的诗文著述对吏员角色修辞式的驱使运用;追仰前朝词臣的态度表现为称慕前贤退居闲适的诗作,以此慰抚一己之宦场失意的心绪。宋代词垣的文学空间存在着“制度-个性”并峙的态势,词臣侪辈逾越制度矩范彰显个体情怀的气概,应当成为文学研究中一幕值得关注的景观。

从文道之辨到文集校勘——北宋前期韩愈文集传播论略

北宋前期,柳开、王禹偁等人继承韩愈儒家道统之说,对文与道两者的关系进行探讨,从创作、理论两方面扩大古文的影响;道教学者种放、佛教高僧智圆亦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在其作品中表现了对韩愈的高度认同。随着韩愈文集的广泛流传,文人学士对文集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韩愈文集的校勘也日益增多,而每一次校勘都称得上不同版本的韩愈文集的聚合、流传。韩愈文集的传播,不仅有助于加深时人对古文的理解,而且为古文运动的成功培育了深厚的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