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心态管窥——以“亚仙”“元和”故事在元曲中的流变和传播为例

李亚仙、郑元和的故事从唐中期即在民间流传并引起文人关注。至宋代二人故事经民间说话艺人播扬,传播更广。到元代被石君宝等杂剧作家改编搬上戏曲舞台,二人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加之杂剧演出的特点,故事遂更为传扬,影响日益扩大。在元代,二人故事颇受文人青睐,持续出现在文人散曲作品中。这样一个书生与妓女的爱情故事受到一代文人的喜爱,究其原因是和当时的文人心态有关。其中既有文人对底层行业的理解认同,对封建纲常伦理观念的质疑,也和文人自尊及学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相关,同时涉及其内心潜藏的复杂情感需求、教化因素等。

元代下层文人选择杂剧的心态试探

元代下层文人对杂剧艺术的选择,促进了杂剧的大繁荣。他们在选择杂剧的过程中,或隐或显地呈现出了各种心态,主要有宗教的解脱心态、生存的边缘化心态、娱乐的自适心态和价值的凸现心态。

明杂剧作家论

明杂剧作家呈现出以下特点:身份地位上表现为宫廷剧作家向文人剧作家的转型,地域分布上显示为早期遍布全国,中期由北而南,后期南方独擅的过渡。其创作心态和价值选择则较复杂,显示出一种新趋势,明杂剧作家大多兼作散曲和传奇,同时又为诗文作家以及经史研究家,对他们来说,创作道路较之元代要复杂得多,其价值观是多元的,杂剧创作并非其毕生唯一的追求。这实际上体现出明以后文人作家生活道路和价值观方面的共同特点,也可视为明杂剧创作成就总体上不如元杂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元杂剧中的文人从政观

元杂剧的创作主体主要是中下层儒家文人,因此许多剧作都反映出元代文人心态,其中有不少则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从政观念,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种从政观念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投效朝廷的使命感,而在元代中后期这样的作品则显露出文人对于蒙元王朝的认同;第二是具有强烈功利性的从政目的,元杂剧中文人的从政理想是同他们的功利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是对君臣关系的理想化设定与自我奴化倾向。

元代文人与元杂剧兴盛相互关系论争综述

作为元代“一代之文学”光辉代表的元杂剧何以在金元之交迅速崛起并在很短时间内进入繁盛时期 ,始终是 2 0世纪学术史上的焦点问题之一。在研究者较多地注意元代经济、政治和民族政策等外部原因对元杂剧兴盛所产生的影响之同时 ,逐渐把讨论的重点转移到元代文人与元杂剧兴盛的相互关系上来 ,并在长期的论争过程中形成一些共识 ,愈来愈明晰地体认到由沉沦市井间的书会才人组成的作家群体及由这些群体和杂剧艺人结成的巩固同盟 ,才是元杂剧走向兴盛的决定性条件。

明代文人杂剧新变探微

杂剧研究是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学界的研究力度并不均衡,明杂剧研究在古典戏曲研究工作中一直是薄弱环节。实际上在元杂剧盛世过后,明杂剧依然以自己的独特风格延续着杂剧艺术的生命,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兴起的文人杂剧在戏曲研究界得到了较高的评价。以明代文人杂剧为研究对象,从它的题材内容、艺术体制以及艺术风格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从而总结出了明代文人杂剧新产生的一些时代特征和艺术新变。

论“诙谐书生”形象的生成、传播与文化构因

民间文艺中的文人形象常庄谐并重,且谐胜于庄。从宋杂剧的"酸"剧、"哮"剧,到元杂剧中的"风魔书生",再到明清小说笔记中各类"酸腐文人",诙谐书生形象一脉相承。此类形象最初只是缘于某个文人的滑稽个性,在唐代民间文艺中突破了现实形象的限定,被赋予诙谐、滑稽的艺术性格,至宋金时期确立了形象类型。单元化的短剧形态推动杂剧的诙谐片段和戏剧方式融入其他民间文艺类型中,形成了一个借助口传戏剧向书面文学发展的传播路径。这一形象的生成体现了人们对喜乐生活和精神愉悦的追求,也折射出民间文艺创作功能性与形象类型化相碰撞所产生的艺术创造力,由民间文化进入文人书写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形象品格,成为兼具审美意趣和文化价值的形象类型。

明人对元杂剧经典地位的建构

元杂剧不仅是元代文学的经典,也是中国戏剧的经典。在元杂剧的经典化历程中,明人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明人将本身并不完全成熟的元杂剧进行了改良、完善,通过体制的完善、漏洞的修复、情节的充实、宾白的填补、曲文的修润等五个方面,全面提升了元杂剧的文本质量。其次,明人编集的戏曲选本使得元杂剧得以良好的流传,并在选本编集中贯穿“宗元”意识,不仅促进了元杂剧的流播,更是建构了宗崇元杂剧的经典意识。尤其是宫廷曲选也对元杂剧的经典化进行着默认,这是本被小道视之的元杂剧最终能够确立经典地位的必要条件。第三,明人树立元杂剧作家为偶像符号,他们不仅高度推崇元杂剧的辉煌成就,而且把元杂剧作家与庄子、屈原、李白、苏轼等经典作家并提,进而把“元人”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树立为经典作家符号。第四,明人确立了元曲是元代“一代之文学”的思想观念,通过将元曲与唐诗等经典文学体式并列,确认其经典地位。元杂剧作为元曲的一部分,其经典地位也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