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出位”与诗、画会通——论杜甫题画诗对“文人画”生成之影响

有唐一代,文学、艺术全面繁荣并互相影响,题画诗创作兴盛,爱好绘画艺术的诗人杜甫,被公认为唐代题画诗创作的“第一人”。从盛唐到中唐,政治与社会、文化都经历重大转折,绘画艺术精神也同步发生重大变革。杜甫身处这一时期,高度关注绘画,以“诗人之眼”赏画、论画,其题画诗体现诗、画会通的美学思想:以“神”“气”论画,追求“传神”,强调“立意”;以画“遣兴”,在题画诗中表达山水隐逸的趣味与立意。杜甫的绘画艺术理念,体现出诗歌思想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绘画实践变革的动向。杜甫题画诗及其绘画观念入宋以后深得推崇,不仅影响了唐代画史的建构,也对“文人画”理念的生成与绘画创作实践作出重大贡献。

交通视野下唐代入赣文人的行旅诗及江西印象

唐代江西交通便利,形成了赣浙、赣闽、赣湘和赣粤四条主要跨省路线。由于漫游、贬谪、仕宦等原因,唐代文人来往闽越和岭南之地大多取道江西,并在行旅途中创作了许多富有地域色彩的诗歌。这些诗作内容丰富,不仅记载了他们在江西地区的行旅生活,也反映了诗人的漂泊之感和交游情况,交杂着复杂的江西印象。从交通视野解读这些诗歌,可以更好地厘清唐代文人入赣的行旅路线及其创作心态。

唐大历江南诗文化圈及诗学景观——以浙东与浙西联唱为中心的考察

唐代经安史之乱,京城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绝对地位被打破,文学空间开始南移。或仕宦或避难的文人们在江南的聚集与组合,促成了文学能量的转移,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呈现出了自具特色的诗学景观。在这个诗学场域里,雅集与联句、江南本土文士与诗僧、江南书写是最突出的文学现象。雅集形成的渔隐意象高度概括了时人对江南的诗性审视方式,是江南地域文学传统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明清逐渐形成的江南文化品格奠定了基础。

公共意志的话语路径:退老堂唱和诗与宋南渡初期山林传统重塑

吕颐浩寓居台州期间营建退老堂,引起一场盛大的诗歌唱和活动。士人赋诗数量众多,吕颐浩亦多有和作。士人群体一方面从政治功业、隐逸高风等角度颂美吕氏退居行为;一方面在诗中普遍纳入谢安、裴度之典以质疑其退居的时代合理性,并借反论“退老”凸显政治文化重建时期老成之士的核心价值,表达对于南渡语境下贤能退隐的群体焦虑。吕颐浩以“腐儒”作为退居情态下的自我定位,昭示着杜甫的典范意义。通过梦境书写与退隐阐释,吕颐浩从虚实两个时空深度剖析退居闲适掩映下的报国理想与北归之志。忠君体国的责任意识以及重整山河的使命感构成了士人唱和行为的内生能量与逻辑起点。退老堂唱和诗揭示的士人心态复调特征烛照出传统山林之思的时代困境,话语路径的集体特征呈现出家国之忧对于传统归隐叙述逻辑的扰动,由此引发士人群体对山林传统的反思与重塑,以期调和退隐思想与现实需求的矛盾。

笔花妙得天然趣 不是寻常梦里人--《庄子》“故事场景图”题画诗刍论

题画诗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名目繁多、内容丰富。《庄子》题画诗共分为两类,“诗画一律”类忠于画面,与画作互融情韵,“诗画异质”类则拓展了画作的意蕴,记录着诗作者与画作者真实而灵动的交流。《庄子》题画诗具有丰富的内容旨趣,是诗人个人志趣的体现,也是一种对《庄子》散文与图像作品的再解读,体现了后世文人对《庄子》的钻研与热爱。

在野文人遭遇浙西词派——从吴敬梓看雍乾时期浙西词的下层进路

雍乾时期在现行清词史叙述中被忽略,成为“被遮蔽的词史段落”。考察这一时期浙西词派在下层文人群体中的影响有助于补充词史,勾勒更立体的词派流播与影响路径。吴敬梓活跃于清中期浙西词派重镇扬州地区,在与当地皖籍词人江昱、马曰琯兄弟等的交游中接受了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和词风宗尚。他以姜夔为学词模范,大量创作咏物词,推崇浙西宗主朱彝尊标举的推尊词体理念。吴敬梓自觉建构“姜夔、张炎—朱彝尊—江昱、吴敬梓”的浙西词派传承统序并获得时人认可,可以确证其为浙西词派一员。从浙西词下层进路的角度观照雍乾在野文人的词学主张和创作是充实雍乾文人思想谱系和理解浙西词派影响力的可能路径。

辑补清民之际文人咏云冈石窟诗词36首

在晚清民国文人抵御外侮、抢救文物的愤声疾呼中,云冈石窟已非单纯之文物古迹。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石窟寺所承载的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充分彰显。随着平绥铁路线的贯通,作为沿线“风景”之一的云冈石窟始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同时,近代报刊业的繁兴也为文人墨客的云冈书写提供了更为普遍的物质载体和异于往日的传播媒介。于传统诗文总集、方志史乘、石刻碑铭之外,充分利用题跋、游记、报刊、杂志等近代文献就清民之际文人咏云冈石窟诗词予以钩沉辑录,亦系当前“云冈学”建设及云冈文献整理的重要环节与实现路径。

元稹艳诗与悼亡诗中女性形象透视——结合唐代士大夫婚姻观念展开

元稹艳诗与悼亡诗代表了他诗歌的重要成就,从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中唐文学转型的标志之一。艳诗中的女子形象与悼亡诗中的妻子形象,是两类相异的女子形象,寄托作者不同的感情,甚至二难选择,体现出元稹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唐代士大夫的婚姻观念。他们在婚姻、爱情与仕宦的漩涡中痛苦挣扎,无法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只能寄托于诗歌创作中:对妻子永恒与对情人永恒和满足之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完美地保持了平衡。

从“以文为诗”到“以诗为画”——北宋士人画体的形成

中国古代与院体画(或称作家画)相对的文人画或士人画体形成于北宋。北宋以苏轼为首的文人在创造了"文章之余事"的"以文为诗"的宋诗体;同时也以书画为诗余,创造了以诗为画的"墨戏"一体。以苏轼为领袖的文人画群体超功利的艺术观念与创造活动,使"墨戏"形成北宋的士人画一体。

出处之念的起因及主要意旨──“朝隐”与中国古代出处文学主题

朝隐，是古代文人在恶劣人文环境下保护自己又不枉道变节的一种政治斗争方式，其萌于《庄子》。“陆沉”、“市隐”，直接开启了东方朔身在朝而明哲保身的“朝隐”。而对于西汉宫廷文人亦官亦隐传统的继承，以晋宋文人最为典型。出处意念往往与文人“饰美”心理传统有关。特定官僚体制、社会形态决定了这一文化现象的特殊与普遍，出处之叹成为古代文人抒情诗惯常主题。晋宋文人“朝隐”作为出处两端的折中与变通，是整个主题价值流向和主要表现程式、意象趋于定型化的关键环节。

明清别集的著述化

明清别集编纂中,有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即打破只录单篇辞章和以诗赋为中心的编纂传统,在别集命名、内容收录和编次体例上,都呈现出显著的著述化趋势,甚至涌现出大量以述学为主、完全无涉诗赋辞章的“学人文集”,并伴随着相应的理论自觉。这种变化,体现了明清士人对别集起源、性质、功用及文学观念的独特理解,也透露出诗赋辞章地位的日渐衰微。

论汉末文人的生命意识——以《古诗十九首》为例

东汉中晚期,中下层文士开始出现人生价值和主体意识的重要转轨。他们以一种反传统、反主流的文化品格和姿态来表现对自我个体生命意识的追求、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忧患中的进取精神和对生与死的深沉的思考。贫贱生活的坎坷、知音难逢的悲哀、功业未建的惆怅和思乡怀亲的执著情感,使《古诗十九首》弥漫着一种摄人心魄的动人魅力。

中唐文人的政治自觉与诗歌创作

安史之乱被认为是唐代中叶社会转型的开始,这种社会转型不仅表现在经济与政治上,而且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本文从政治格局与文人的关系、经学的复兴与文人用世思想角度去探讨这一转型的文化意义,阐述中唐文人政治自觉在诗歌创作中的表现及其特征。

鹅湖文人与鹅湖古诗文的文化内蕴

所谓鹅湖文人,系指旅次、仕宦、寓居铅山的文人及铅山本土文人。从时间分布上看,鹅湖文人清代最多,其次为明代、宋代,这说明宋、明、清三代,铅山鹅湖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从地理空间分布看,鹅湖文人可分为三类:江西铅山本土文人、铅山外的江西籍文人、其他省籍人物。本土作家最大的特点是将日常生活、风土人情写入作品,另两类文人创作也有自己的特点。鹅湖文人的创作体现出丰富的文化内蕴:爱国主题文化、廉政文化、书院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风土人情等。

清前期文人英雄崇拜情结初探——以《清诗别裁集》英雄形象为例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作为清代前期一部优秀的诗歌总集,充分反映了当时文人强烈的英雄崇拜情结。清前期文人英雄诗的兴盛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的英雄形象和诗歌主题也具有浓厚的时代特点,这既是为满足政府、社会和文人本身的精神需要,亦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

元代诗坛的题画之风

元代诗坛盛行隐逸之风、游历之风、雅集之风、题画之风,代表着元代文人心态和生活趣味的两种倾向:隐逸与游历,是诗人们走向自然的标志;雅集与题画,则标志着诗人们对文人生活的雅趣的热衷。这里讨论元人的题画问题。题诗于画是宋以来诗人的一种艺术活动,这种活动在元代形成了风气,于是成为元代一种文学史现象。诗画相资,相得益彰,是建立在"诗画一律""本无二致"理论认识基础之上的,是诗画深度结缘后融二为一的表现。诗人以题画诗表达虚拟境界的心灵寄托。题画活动,也是文人间的一种交谊方式。甚至在元代,多人同题一画,如果其画其诗具有某种特定的主题,或形成了某种指向性话语,人文们还以此影响社会舆论。

明代茶诗与文人茶的艺术精神

文人茶是中国茶文化体系中具有独立品格与内涵的茶文化模式,也代表着中国茶文化的最高层次。明代中期以后,文人们推崇饮茶"天趣悉备"的自然美,许多文人更是全身心投入到茶事活动中,将茶事品茗作为表达志向与修身养性的主要方式,茶诗创作成果丰硕。茶诗的创作是一种文学现象,极大地丰富了茶文化的表现形态与内涵。明代茶诗体现出明代文人茶虚静空灵、天人合一以及本真自然、闲适清逸的艺术精神。

集会诗中的“人”与“我”

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北宋中期以前,集会诗歌不以人际关系为表现重点。元祐时期,苏门文人的亲密关系与频繁唱和促使集会诗歌渐以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为观照焦点,普遍形成一种"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发展到极致,即形成面面俱到、揄扬群公的"八仙体"。北宋集会诗中"人""我"关系的观照视角、表达模式变化显示了北宋诗人对诗歌交际功能加深认识与自觉运用的渐进过程。

题、序、注、诗四位一体——论集会背景下宋诗形制的变化

文人集会唱和背景下,北宋诗歌外在形制发生变化,出现长题、长序、自注,担负说明、叙事等功能,对诗歌内容进行铺垫、补充、解释,诗人并进而追求诗题和诗序的抒情性、艺术性,使之与诗形成意境上的互补。题、序、注与诗歌相辅相成、"四位一体"特点的成因:首先是文人交往密切、集会频繁这一创作背景的影响;其次是诗歌作者传播意识决定;第三也反映宋人"尊体"与"破体"的文体观念的影响。

鲍照拟乐府与文人乐府体的建构

鲍照是晋宋诗坛创作乐府诗最多的诗人,他的拟乐府,在继承曹植、陆机拟乐府模式基础上进行创变:以乐府旧题裁己意,在古题中遇今事、见新意、抒真情,进一步强化了文人乐府诗的主体精神和对社会现实的强烈观照,突出“作诗”的立场。在鲍照拟乐府创作实践的积极引领下,文人拟乐府作为一种区别于文人徒诗的诗歌体式逐渐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