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晚明:从文人士夫的知识世界谈起

“晚明文学”的图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在古今中西的参照系中,被赋予与现代性接榫的近世性特征。这幅图景为反思五四以来的学术模式提供了样例,也成为重审晚明文学文化的契机。重审的目标在于将该时期出现的种种变化,还原至当时文化与社会的前后关系中,聚焦于古典人文学术,探求晚明文人士夫的知识世界及其背后的思想范型。这一知识世界承续自明中期,因复古的价值导向与私人刻书业等物质性条件,而有系统之变,令相关生产与传播产生诸多新特点。将晚明与前后时段联结起来作长时段考察,还促发我们重新思考复古运动与性灵思潮的关系、从文章博学到考据学风的变易路径等一系列问题。

明遗民集序书写的纪传与想象

别集序在文体初创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传记写作的传统。明末清初的遗民通过诗文来回应国家和自我身份认同等问题。这种回应体现在别集序的书写中,使其中的纪传部分更加注重真实性的表达。然而,由于别集序的主观创作空间较大,真实与想象的成分在遗民的别集序中交织在一起,这无疑影响了通过“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方法所得批评主张的有效性。此外,集序作者往往通过个人经历的想象和性情的投射来塑造遗民的形象。这种塑造可能源于作者真实情感的流露,也可能出于对经典文本的模仿。因此,遗民集序中的人物形象可能与他们的历史行为存在差异,这进一步影响了集序所传达的文学批评要素的接受和传播。

交通视野下唐代入赣文人的行旅诗及江西印象

唐代江西交通便利,形成了赣浙、赣闽、赣湘和赣粤四条主要跨省路线。由于漫游、贬谪、仕宦等原因,唐代文人来往闽越和岭南之地大多取道江西,并在行旅途中创作了许多富有地域色彩的诗歌。这些诗作内容丰富,不仅记载了他们在江西地区的行旅生活,也反映了诗人的漂泊之感和交游情况,交杂着复杂的江西印象。从交通视野解读这些诗歌,可以更好地厘清唐代文人入赣的行旅路线及其创作心态。

佛寺行香制度与唐代文人及其诗歌创作

与唐代文人频繁游寺息息相关的国忌佛寺行香制度,渊源已久,但前人追溯其源时多有讹误。国忌佛寺行香,在唐代经历了一个增益完善的过程,最终成为一种制度并长久奉行,且与相当一部分唐代文人产生关联,成为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存一些史料,可以看到唐代文人参与国忌佛寺行香的盛况。现存唐人描写国忌佛寺行香的诗歌虽不多,但仍留下一些对已故帝王功业的尊崇仰慕与对当下政权稳固的忧虑及思考等重要心理印迹和信息,透露出与唐代诗人及唐诗创作关联的诸多情形。

文人的陈谢: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赞赏与互动

文人与僧人之间的酬唱交流是佛教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题材之一。宋元时期由于有大量僧人参与了社会医疗活动,所以一些文人对此类医僧多有赞叹或感谢,同时也不乏真情流露的欣赏。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互动,展现了涉医僧众群体的社会生活图景和他们的交游特征。这是以诗文为视角发掘宋元僧众与文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独特途径,也是从更多层面建构两者之间互动交流的特殊观察方式。

明代山左底层文人的日常书写与晚年心态解析——以王克笃的散曲集《适暮稿》为考察对象

通过对王克笃散曲集《适暮稿》中日常生活书写的细读与研究,分析了他自足、自适、清高、自遣、淑世、喟世、哀穷的复杂心态,认为这些心态的产生与其生活环境、身份地位、年龄时段、个体性情、治生观念有着疏密不同的关系。

使命与认同:清代西域满族居官文人诗作中的物我交融书写

清代西域满族居官文人深受朝廷倚重,且多熟谙汉语诗文创作,故仕宦期间以诗作表达其恪尽职守、践履西域的强烈使命感。西域满族居官文人的西戍诗歌亦表现出对治边理政的强烈责任感,将自然地理、人文景观书写与立功边塞豪情相融合形成物我交融的书写,诗作亦得江山之助,将豪迈超拔之气与闲适静谧之情相结合,塑造出靖边安国、建设西陲与体察民情等善理边政的主人翁形象。清代西域满族官员作为朝廷之重臣而竭尽忠诚,在西戍诗歌中寄寓忠孝情怀下的建功西陲之志,诗风雄健激昂,彰显清代西域满族居官文人的深厚文化底蕴,循此亦可寻绎清代满汉文化融合在西域边地的重大成效。

明清文人书斋空间诗意建构解析

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蓬勃发展,文人书斋在园林建造兴盛的发展中进入鼎盛时期。通过对书斋文化历史沿革梳理,阐述其建筑形态在士大夫阶层发展的必然性与重要性,剖析其空间文化意蕴。明清文人书斋对空间类型、布局建构、长物陈设的设计思考,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也是重构现代书斋文化的美学精髓,具有传承与借鉴价值。

道举与唐代文人的文学创作

道经取士的道举制度自开元二十九年始,在唐代施行了一百多年。作为联结官方崇道政策与文人读书做官的关键环节之一,道举为熟读指定道教经典、深谙老庄要义的文人提供了一条仕进途径。分析有史可考的近三十位经由道举入仕的文人资料,可以发现他们的文坛交游涉及一些直接描写道举活动的作品,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则或深或浅地留有道教文化的印记。道举影响了这一文人群体的外在文化特征和内在精神品格,这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有鲜明的体现。以盛唐至中唐时期的文坛大家独孤及为例,其文学创作的题材内涵与内容风格深受道举经历影响,而他表达个人思想和抒发个人情感的作品则蕴含着丰富的道家文化精神。

宋代家具的重新审视——以“和合之美”为透镜

宋代家具作为中国家具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传统家具的基本格局和文化底蕴。文章探讨了宋代家具的美学观、适巧观、礼制观以及融合观,分析了此四者在家具设计与制作中的应用及影响。研究发现,在和美之境的造物美学思想加持下,宋代家具首先从时代属性和数理关系两个层面体现了对“适”与“巧”的追求与创新。接着将家具作为礼制象征的载体,突出家具崇礼重制的礼制观。最后,宋代家具将本体、意象与情境自然的浑然相融,实现了向和谐、共生、包容的“人——家具——建筑环境”过渡。不仅体现了和合之美的宋代家具之融合观,还对中国传统家具的再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和启发。

宋代休宁吴氏园亭空间复原及造园特征研究

竹洲吴氏园亭是南宋文人吴儆的私家园林,位于今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由于宋代徽州园林的遗存较少,个案研究有所局限,因而园林文献记载成为研究宋代徽州园林的重要来源。以吴儆所写园记《竹洲记》为引,结合县志、文集等历史资料,首先考证并推断吴氏园亭的位置;再结合园记中的园林记述,提炼建筑、植物等造园要素及园林活动信息;进而推衍吴氏园亭的空间布局,得出空间结构拓扑图;最后,总结竹洲吴氏园亭的功能、流线,分析造园特征,还原文人造园的思想与手法。研究表明,竹洲吴氏园亭是宋代徽州文人园林的代表,扩充了江南造园史中宋代园林的研究案例,丰富了徽州园林的研究内容,为徽州园林案例研究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晚明戏曲家佘翘交游与创作探赜

晚明皖南曲家佘翘有传奇《量江记》存世。在《量江记》中,佘翘倾注其“屡上春官不第”的文人心境,透露出对晚明时代新兴的人文思潮的接纳与思考。通过考证其交游、细读其作品,能够窥探当时文人的思想变迁,发掘他们相似的话语空间与潜层逻辑,对廓清这一时期皖南文人之面貌亦有所裨益。

公共意志的话语路径:退老堂唱和诗与宋南渡初期山林传统重塑

吕颐浩寓居台州期间营建退老堂,引起一场盛大的诗歌唱和活动。士人赋诗数量众多,吕颐浩亦多有和作。士人群体一方面从政治功业、隐逸高风等角度颂美吕氏退居行为;一方面在诗中普遍纳入谢安、裴度之典以质疑其退居的时代合理性,并借反论“退老”凸显政治文化重建时期老成之士的核心价值,表达对于南渡语境下贤能退隐的群体焦虑。吕颐浩以“腐儒”作为退居情态下的自我定位,昭示着杜甫的典范意义。通过梦境书写与退隐阐释,吕颐浩从虚实两个时空深度剖析退居闲适掩映下的报国理想与北归之志。忠君体国的责任意识以及重整山河的使命感构成了士人唱和行为的内生能量与逻辑起点。退老堂唱和诗揭示的士人心态复调特征烛照出传统山林之思的时代困境,话语路径的集体特征呈现出家国之忧对于传统归隐叙述逻辑的扰动,由此引发士人群体对山林传统的反思与重塑,以期调和退隐思想与现实需求的矛盾。

从殊方异物到类物比兴:唐代南方咏物赋的写作开拓及赋史意义

中古时期的咏物赋中,南方之物往往具有“殊方异物”的性质,以往人们多将视角集中于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中则关注不多。唐代咏物赋中的“南物”,在继承六朝贡物文学传统中“殊方异物”的性质外,于科举贡士的语境下,衍生出“贡物”与“贡士”的类比关系。更重要的是,随着文人履迹南方、切身知识经验的增强,赋中南方之物逐渐由“殊方异物”转变为“身边信物”,文人的类物比兴更加多元,为唐代咏物赋带来新变,这也在客观上更新了自诗骚以来建立的南方感物文学象喻系统。唐代南方物赋的多元面相,呈现出大一统政治文化下“正声”和“变声”相交织的赋文学图景,可视为唐赋对楚骚、汉赋美刺传统的延续和复归,而非“中衰”。

元代士人与地理术士交游考略

元朝政府虽多次下令禁止民间阴阳相地邪说,但地理风水之术依然流行不辍。出于卜葬、择居等社会需求,元代士人和地理术士之间交游不断,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习尚。地理术士亦主动攀附士人,通过求取诗序提高自己的名气,以期赢得社会广泛认可,获得更为丰厚的物质收益和精神回报。科举制的停废促使士子完成了由儒士至业术的身份转换,这一群体的壮大强化了士人与地理术士之间的文化互动。元代士人与地理术士的交游既是一种出于共同兴趣爱好的文化共鸣,又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动态交互过程。

士子文人的生活隐喻——清代瓷器上博古图像的叙事性研究

“博古”一直以来与文人有紧密的联系,至清代,作为汉文化代表的博古图像极为盛行,且表现形式丰富。由此,以瓷器上的博古图像为研究对象,试图使用叙事研究方法对清代瓷器上博古图像背后的文化隐喻展开讨论。将瓷器上的博古图像分为3个类别:一是以古器物为主体的图像研究,探索这一类图像与当时文人鉴古风气以及文人文化思想的关联;二是分析博古元素作为辅助图像在文人场景中的表现与应用,探究瓷器上博古元素在文人空间的象征寓意;三是以美人空间中的博古元素为研究主体,分析“不在场”的文人对于女性空间的理想化构建及其图像背后的意义。

博戏:唐宋时期文人的娱乐生活探析

唐宋时期,文人的娱乐生活更加丰富,其中包括对博戏的参与。在生活中,文人参与博戏通常会附加各种类型的彩头达到增加趣味性的目的。骰子作为典型的博具,成为了文人宴饮生活中至关重要的角色。文人参与博戏对其文学创作、博戏的改造都产生一定影响;而过分沉溺于其中所伴随而来的消极影响亦无可避免,部分文人也针对不良现象做出抨击来达到教化作用。

元代咏闲图发微——基于画跋文献的考察

文人咏闲图的创作在元代空前繁盛,图中作为点景人物的幽读文士形象承载了士人们修身洁行的人生志趣。咏闲图中的诗文长跋发挥着延伸画意的文体功能,将其与画作本身进行互读,有助于领略当时文士追求闲隐的普遍心态,体味他们悠游山林、超越物累的人生境界。此外,这些题跋文本也与图画内容共同构筑了闲居意象所包含的审美价值与文化精神。

废科举前后翰林文人群体的自救活动与知识转型

清末十年,长久以来地位尊崇的翰林文人群体,受到新政持续冲击,面临“政”“学”双重危机。如何调适因应,找到新定位,实现转型,成为一大难题。为此,编纂新书、办讲习馆,皆是翰林文人群体持续不断的尝试和努力,可以视为他们的“自救活动”。这些自救活动既往所知有限,现可通过深度解读翰林文人群体的文集、日记而揭示出来。这既反映了新政时期安置旧人的复杂较量,也展示了政治和文化格局剧变时代,旧精英群体寻找新定位和知识转型的艰难历程。

将花酿蜜无复花:论集字诗的生成机制与诗体风格

文学作品意义上的集字诗自宋代苏轼集《归去来兮辞》始,后世涌现出大量的以集《归去来兮辞》《兰亭集序》字诗为代表的诗歌创作,从经典中集字成诗成为推动文学经典化的重要传播方式。明清文人以“诗牌”集字成诗颇具游戏色彩,展现汉字魅力的同时映射出士人娱乐文化的千姿百态。集字诗从“经典”到“游戏”的写作模式,也引发后人对集字诗诗体风格的雅俗之争,蕴含丰富的诗学和文化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