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杨明照手稿书法研究

以新见杨珣先生、王恩平先生所藏杨明照先生大量手稿为研究材料,分析了杨明照书法艺术源头与流变在于受到家学影响和燕京大学读书期间郭绍虞先生指点,论述了杨明照书法艺术从日常书写逐渐转变到以颜书为取法对象的直追古法,再到人书俱老的化境,以及他与四川高等书法教育文脉渊源关系.研究表明,杨明照书法超出文本外的文化意义,即一代文人风骨.首次对杨明照手稿书法进行研究,强调杨明照书法形象被其学术影响所遮蔽.作为蜀学研究最后一位大师,学界对他研究应多维和立体,以彰显那代学人的文化风骨.

从《花篮图》探讨文人风骨的画、插花和装饰应用

从李嵩的花篮图赏析起笔,以文人插花与文人画为切入点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风骨的体现,将其应用于当代室内装饰中更显示出中国韵味。

“苏门六君子”散文的文统与风貌

“苏门六君子”是北宋文坛很有意味的现象,他们遭际或同或异,无妨聚集苏轼门下,尚韩步苏,接受欧苏散文范式的影响,为文大体追求自然平易。从文体审视,其论说往往有家国之忧,求为世用而理明辞达;书信与序文以叙引论或论中兼有叙事,平和淡定;记文虽不乏好说理的特征,却因关乎人生,通脱超然,趣味各生。“苏门六君子”由此造就的散文风貌,尽管为苏轼的散文华章遮蔽,但在古代散文史上仍不乏自身的光彩。

中晚明知识人的“惭愧”书写及其文学史意义

中晚明生员身份的泛化、乡论在科举取士中制度性功能的弱化以及考课制度的严苛化,在导致知识人向上流动日趋艰难的同时,也形塑了士人德性缺失、职分意识淡薄的普遍性格。制度影响之下士风的持续恶化,是知识人展开自省的现实语境,“惭愧”则是其自我反思中首要而直接的感受,并以面向生民为基点。对儒者职分的强调、“经义”兼“治世”的自我期待、诗文经世与文章主理观念的强化、明末清初文风之转变乃至回向乡里、面向地方的新动向,则是知识人在自省中的尝试性回应。面向生民的惭愧书写不是目的与归宿,而是思“变”的起点。这也正是中晚明知识人惭愧书写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明式圈椅设计的简约美及其传承发展研究

深入研究明式圈椅别具一格的简约美,对于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明式家具有很好的启发性。本文在实地实物考察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典籍等背景资料,研究明式圈椅简约美的具体表现及其成因,探索当今及未来如何通过守正创新实现对明式圈椅的传承。明式圈椅的简约美正是“形神兼备”哲思巧妙运用的结晶,对于线元素的极致运用,艺术装饰恰到好处,空间表现“藏”“露”相宜,整体设计契合人体工程学,是明式圈椅简美风格的重要体现。传承明式圈椅的简美风格,在原汁原味保护这一文化遗产的同时,还要赋予其时代需求因子,在材料选用、结构布局上做进一步的完善,助其体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清初朱耷怪诞出奇之美艺术研究——以《游鱼图》为例

拟从影响朱耷绘画风格的生成因素着手,通过对朱耷晚期代表作品《游鱼图》进行艺术分析,特别是对“鱼”形象“喻体”与“本体”的研究,诠释朱耷“隐喻”的绘画语言和怪诞出奇的绘画风格,从中探究朱耷绘画艺术对清朝中期“扬州八怪”、清末民初“海派”及至现当代中国画家的重要影响因素,以期不断升华对朱耷绘画艺术的认知和感悟,坚定文化自信,借古开新,助推中国画领域变革,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清初文人书风对儒家美学的接受——以蒲松龄书风为中心

儒家审美意蕴影响了清代文人书法的审美取向,而随着清初社会矛盾的激化,出现“入世传承”和“出世异变”两种发展趋势。蒲松龄作为清初文人,其书风也深受清初儒家审美的影响。早期对蒲松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实用的科考书写,后期科举失意,他开始对儒学书风审美进行思辨,从馆阁书风到有意无法的自然书写,正是其对“器”与“用”的辩证态度。

明清拟话本小说文人作者的“夹处”心态及其影响

自明末至清中叶,文人拟话本盛行一时,作者辈出。以群体的视角考察这些文人小说家,可以发现他们在身份认同、价值认同、日常生活体验等层面都面临着“夹处”的心态困境。这一困境又导致其自我认知的游移和不断进行的自我解释,从而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否定、主观与夸张的写作风格,背后则反映了文人小说家精神世界实际所处的焦虑。对其的相关辨析,有助于从新的角度理解文人作者对推动明清拟话本小说演变的意义。

再现诗意的唐风园林--孟浩然故居(涧南园)营造

文人纪念性园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营造理论的研究和总结,对文化的展示和传承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涧南园是孟浩然仕隐的家园,以涧南园的营造设计为例,从研究唐代文人园入手,通过挖掘孟浩然相关的诗文描述、查询史料记载,结合唐代文人园的特点,在环境中融入诗人的性格气质与诗文意境,营造一个充满诗意的纪念园林。通过涧南园营造的设计总结,为文人纪念性园林的营造设计,提供一种设计布局和造景手法的新思路,实现营造方法的创新。

明式家具风格形成中明代文人设计的影响

目的从设计师的角度分析明代文人对家具设计的参与行为及其对明式家具风格形成的重要影响。方法研究首先对明式家具的风格特点及其形成背景进行阐述,继而从明代文人的生活状态、审美观念、文化修养以及精神追求等特性和个性化设计偏好等多重角度出发,结合典型设计案例,探讨文人参与家具设计对其风格形成产生的重要影响。结论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理解明式家具的文人特征,亦能为现代中式家具设计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设计参考。

明式家具与北欧设计

中国明式家具与北欧现代家具虽然是产生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2种设计风格,但在材料的使用、设计思想的运用、设计师对产品风格的形成和影响以及家具产品与环境的协调性等方面存在着若干相通之处,文章从以上4个方面简要分析了两者的共同之处以及形成原因。

上海近代文人住家海派家具特征及其运用研究

上海近代文人群体是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住家展现了文人群体特有的生活观念和审美品位。文章聚焦上海20世纪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人住家中海派家具的选择和运用,结合功能房间对文人常用的客厅家具、书房家具、卧室家具等风格特征及布置展开论述,并从新材料和工业化制造的角度对海派家具的创新性做了归纳,以期通过对以近代文人为代表的都市中产阶级的居住空间的剖析来阐释海派家具的风格特征和发展趋势。

宋代士风与田园诗的淑世精神

宋代一贯实施以文治国的大政方针,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完善以及参政议政环境的相对宽松,文人士大夫逐渐成为社会政治的中坚力量,其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空前高涨,并形成一代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淑世士风。这种士风流被文学创作领域,对宋代田园诗产生了显著影响。首先,宋代田园诗中的隐逸情趣有所淡化。富有淑世精神的文人士大夫不肯轻言隐逸,即便退居亦非一味独善其身,而是表现出兼济天下的政治热情,其田园诗中遗落世累、忘情政治的隐逸情趣随之减少,而心忧天下、关怀民生的淑世精神时现;其次,宋代诗人的淑世情怀正深深契合了《诗经.豳风.七月》和中唐新乐府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他们合理继承了诗歌裨益于风俗教化的艺术功能,将补察时政、泻导人情、救济民疾的宗旨贯穿于田园诗的创作中,使作品突破了陶诗侧重抒写个人情感情趣的创作模式,对农民的劳作和生活进行了真实再现,尤其对民生疾苦给予了全面而深入的揭示,并寄予了真挚的关怀和同情,表现出鲜明的淑世精神,成为有别于其他时代的宋诗的特征。

邵雍的思想立场、诗歌创作与洛阳文人群体的文化场域

洛阳文人群体是一个拥有大量政治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士大夫集团。洛阳文人群体的结社唱和风气不仅给邵雍提供了磨砺诗才的场合,而且使他在士大夫的群体中得到身份认同,获得了社会资本和发展空间。邵雍富有原创性的文化创造及其诗歌创作所表现的独特风貌,正是以洛阳文人群体及其思想场域、文化氛围为土壤和背景的。邵雍的学术义理精微,与佛老有相似之处。在佛与老两者之间,他较多地接受了道家的人生哲学观念,但其根本立场是儒家的。邵雍的"康节体"既确立了文人诗的一种全新的体式规范,又凝聚了北宋时代的理学思潮,集中体现了北宋中期道学人士的自得心态,是儒门哲理诗的典范。

由“墨分五色”看文人画的审美

中国文人画主要艺术审美特征由诸多因素组成,其中对墨的运用是外在的载体表现形式,通过墨色的变化来解决视觉表现中的层次关系是中国文人画家历来追求的法则,这种法则通过单色的墨来进行视觉传递是有着文化渊源的。文人画的这种素色审美特质多受中国主流文化的内涵影响。通过墨分五色的审美取向的表征可以看出,对文人画审美取向的产生主要是由中国文化脉络中的儒家、道家和释家对艺术的审美观一家或者各家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论明代苏作家具的文人属性

从明代文人书札、文集、诗书、绘画和著作中,我们发现非平民工匠的明代文人士大夫群体对家具设计表现出了高度的参与感,并且开创了中国家具史上运用高雅的材质营造出了具有浓郁文人气息的硬木家具——明代苏作家具的历史。本文从设计者和用户群的视角对明代文人进行了溯源性研究,尝试梳理其生活形态、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解读苏作家具中的文人属性,从而探讨苏作家具原型体系中的"文人设计"品质。

唐宋茶道大行之原因分析

唐宋茶道,萌芽于魏晋六朝,成于唐中叶,盛于宋代。在鉴茶、选水、赏器、取火、炙茶、碾末、烧水、煎茶、酌茶、品饮等方面,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和建立了一系列的程序、礼法、规则。唐宋时期,茶道大行,究其原因,社会经济条件是其物质基础,茶之药用价值的进一步发现及养生理念促进了茶道嬗变,唐宋文人的品格特征引导茶道发展,饮食文化的贵族化特征使茶道趋于精致。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的影响下,唐宋大行茶道的出现绝非历史的偶然。

士人文化的隐逸思想与徽派园林

"隐逸"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山水、园林则是士大夫们抒情矢志的凭藉。徽州新安文化是北方士族文化与本土的山越文化的融合,士人文化的隐逸思想是徽派园林重要的造园思想之一。文章以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一支——徽派园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们的隐逸生活和审美情趣对于中国古典徽派园林造园的影响。

兼综与开拓——从“浙派之祖”戴进看明代院体画的时代演进

戴进是明代著名画家及院体画代表人物,但当时画坛对其画风和地位毁誉纷纭。究其原因,除了浙派绘画与文人画之争的社会大背景外,戴进画风之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是重要因素。其画风兼具南北二宗,形式多样,虽被誉为"浙派之祖",但也蕴含有元代文人画的因素,具有兼综前人和开辟新风的双重特点,承前启后,在明代院体画乃至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名流印可、文人干谒与南宋诗歌风貌

文人印可延誉、干谒请托等行为与南宋诗歌风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杨万里品题延誉之高妙技法,成就了其独特风格的诚斋体;陆游注重社交酬唱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应酬之作在其集中占有很大比例,呈现出放翁之大家气象;姜夔为迎合名流的审美趣味而创作,其诗词展示了江湖谒客的人格精神、命运遭际和复杂心理。名流印可、文人干谒,客观上对当时诗歌风貌之形成起到了强有力推动作用,促成了整个时代诗歌风貌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