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五代词向北宋词的演变历程——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之论的反思

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唐五代曲词与两宋词的本质区别,主要是宫廷词与士大夫词、市井词的不同。词体在唐五代时期,其主流始终在宫廷文化之中,李白的宫廷应制词、西蜀花间词、南唐词是此时期的三个标志;所谓民间词应该是中唐之后才发生的,真正实现这一转型的标志应为东坡词。

舍尔其谁也——李白词真实性验证

从诗歌史、音乐史、词体发生史的演变历程,以及版本、作者背景、作品诸多方面综合考察,李白词可以确认为真实的存在。《宫中行乐词》八首、《清平调》三首、《清平乐》四首,三组作品均为李白在天宝二年于宫廷应制写作,分别写作于该年早春、仲春和暮春,在题材和写法上顺承而下,清晰显示了词体诞生之际的蜕变痕迹和发生历程。《菩萨蛮》《忆秦娥》在李白临别宫廷的诗作中也可以一一得到对应和验证,"玉阶空伫立",是李白"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与"结桂空伫立"的重新组合与词体表达,玉阶专指宫廷,较早见于陆机《班婕妤》;如"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在李白同期诗作《灞陵行送别》中字字对应.

松江府宋氏家族世系及文学成就概述

明清时,松江府的宋氏家族是一个颇有影响的著姓望族。宋氏家族以素封起家之后,专以诗书董训子弟,劝教育、求功名、重文化,自明正统十年(1445)宋举进士始,逐渐成为“衣冠阀阅、诗礼文章”之家。汲汲于诗礼文章是宋氏家族最显著的特点,家族中人著述颇丰。明末清初,以宋存标、宋徵璧、宋徵舆为代表的宋氏家族人群在文坛更有着赫赫声名。宋氏三兄弟不仅是松江几社的骨干,而且是云间派的中坚。研究明末清初松江府郡邑文化、文学,尤其是研究云间派,就不得不关注宋氏家族。

“文人词”视野下的稼轩词及其文本意义考察——重审“词”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层级结构

辛弃疾“文人”与“士大夫”双重身份的合流,使稼轩词既较好地表达了辛弃疾面向社会公共领域追求自我政治生命价值的人生情感体验,也相对立体地呈现出他在自我私人生活领域的实际生存境况,从而成就稼轩词豪放与婉约并存的独特词风,凸显辛弃疾“文人”身份的多元性。从“文人词”史上说,稼轩词在较好地继承词体创作“依声填辞”的传统上,通过拓展词的艺术容量和抒情功能,以及对传统艺术表现手法的借鉴使用,不但完全打破诗词文体界限,确定词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文学地位,而且有效调和词体音乐性与文学性的矛盾,解决如何使用“词”这种旧形式来表达“志”范畴的新内容这个影响文人词发展走向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因此,稼轩词既是宋代历史社会文化关系总和的一种文学表征,也进一步丰富了“词之为词”的文学本体多元特征的可能性。

谭献《复堂日记》的词学文献价值

对晚清著名词学家谭献词学活动和词学理论的研究,主要文献材料一般取自《复堂词话》,而词话主要辑自八卷本《复堂日记》。此八卷本日记,是作者删汰后的选辑,很不完整,徐彦宽将被作者删汰部分整理成《日记补录》,后又编八卷本刊后续写的日记为《续录》,内容始趋完整,惜未引起词学研究者重视。本文据全本《复堂日记》,发掘《复堂词话》之外的词学材料,揭示了谭献与庄棫及《白雨斋词话》作者陈廷焯的关系,并初步梳述了谭献的重要词学活动及词话未收的词学评论。

诗词融通成宋调之异响——对秦观诗的再评价

秦观以词名垂显于世 ,其词与诗的融通在历史上早有评价。秦观从意象、构图、意境三个方面援词入诗 ,借鉴词的艺术手法 ,使自己的诗在形象性、抒情性、艺术感染力方面特立独出 ,避免了宋诗由尚理好发议论带来的生涩枯淡的弊端 ,迥异于宋诗的整体风貌。

天籁词艺术论

天籁词直接承嗣遗山词,是北宗体派在蒙元时期最重要的创获。天籁词中不乏"清隽婉逸"之作,但就基本倾向而言,更具苏、辛、元豪放慷慨之风范。决定于白朴特别的人生经历及人生价值观,其词更接近东坡清旷放逸一格。白朴词多数作品很讲究艺术技巧,特别是在音韵格律上十分用心,其艺术造诣在当时北方词中当属上乘,堪称元初北宗词艺术形态的一个范本。

苏轼思想与宋词关系发微

苏轼对词的历史性的锻炼和完善 ,除了他具有超常的智慧和渊博的才学外 ,还与他独特的思想意识密切相关。儒家的执著专注、佛家的空幻虚无、道家的率性自然 ,均奇妙地统一在苏轼的生命实践中 。

清诗话中的楚辞评论

在清诗话中,有着数量惊人的楚辞评论。然而,学术界至今还没有论及清诗话究竟是如何评论楚辞的。清诗话在楚辞文体之归属、楚辞内容之评析、楚辞艺术之探研、楚辞范式之确立、楚辞影响之追踪等方面均有大量可资借鉴的见解。可以说,清诗话中的楚辞评论在楚辞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炫技、交游与唱和——清词中兴成因新探

关于清词中兴问题,学界前辈时贤多认为其与明清易代的政局相关,特别是与当时勃兴的文字狱关系密切。然而,考察清代文字狱研究史料可知其并未达到如此夸张残酷的地步,不足以直接引发词体文学之复兴。清词中兴应与文人间互相比拼才情、夸饰技艺的风尚有关。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至清代,传统诗歌平仄格律已不能满足文人士子的需要,而格律音韵相对复杂的词则更能显示文人们的才情。由此,清人对词体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文学圈内的交流酬唱则直接促成了清代词体文学的复兴。

文人游幕与清初词坛——以词人万树为个案

清代词学的复兴与文人游幕密切相关。伴随文人游幕的踪迹,清词率先在江南得以复兴并由此传播到全国各地。在清词从江南到岭南的传承绵延中,宜兴词人万树起到了重要作用。清初重要的词学论著《词律》作于万树游幕时期,他一生填词五百余首,是其游幕生涯的真实记录。与其同时,共事于同一幕府的众多江南幕僚文人,政事之余,赋诗填词,谱曲论文,万树、吴棠祯、吕黍字、来集之等大批江南词人追随两广总督吴兴祚的宦迹从江南到福建、到广东,他们的幕府唱和直接推动了清初岭南词坛的空前繁荣,万树是清词复兴的关键人物。

再论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

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是全面的。遗山的那些描写登山临水、表现隐逸之趣的词作,疏快超旷,清丽淡雅,颇得杜诗高旷清婉之致;遗山词还有缠绵悱恻、婉曲深挚的一面,既体现了他重言外意、倡韵外致的词学观念,又可与杜诗婉厚深远之神韵相颉颃。遗山词之学杜,可谓渊源有自,堪称"词中老杜"。其词之学杜,与宋代周邦彦词的学杜又有所不同。

梁启超的稼轩词研究之词学史意义——兼论近世关于豪放词的评价

梁启超晚年将词学作为国学内容之一进行研究,对中国现代词学是有影响的。他关于辛弃疾词的研究成就最大,以实证方法考证稼轩词的版本而有创获,以社会学方法发掘稼轩词的社会意义,力图恢复辛弃疾的真实历史面目,从而阐扬中华民族的积极精神。这在中国词学史上第一次对稼轩词的高度评价,改变了传统观念,由此导致近世对豪放词的重新认识。我们如果追溯新中国建立后词学界关于豪放派为宋词主流之论,会发现这是自梁启超以来学术思潮的必然趋势。关于豪放派评价问题仍是有争议的,值得进行历史的反思。

词中的“杜陵嫡派”——析论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

与其诗歌创作一样,遗山的词创作始终贯穿着对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尊崇和追摹。独特系统的杜诗学理论,相近相仿的人生经历,是遗山词学杜甫的根本原因。而诸种杜诗风格的融入,是遗山词学杜的具体表现。杜诗对宋金词人如周邦彦、苏轼、辛弃疾、元遗山等影响很大,其中以元遗山最为显著和独特。因此,称遗山词为词中的"杜陵嫡派"是毫不为过的。

论李后主词在词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李后主是五代时期的著名词人,其词对后世影响极大,千年词学史对李煜词的认识有一个起伏而又深化的过程。宋人从社会政治角度批评李煜词为亡国之音,但又对其词的艺术成就极为倾心。明代及清初则奉李煜词为本色正宗,给予很高的评价。常州词派虽然否定李煜词的正宗地位,却也能从多方面阐发其艺术价值。清末民初李煜词受到新旧词学家的一致推崇,新派词学家对其评价尤高。在词学史上,词学思潮的变化不断影响对李煜词的认识和评价。

诗人毛泽东与中国新诗

诗人毛泽东及其诗词是一个巨大的艺术宝库,对中国当代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在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上,毛泽东及其诗词,为连接新、旧诗体"断层"架起了巨大桥梁;在新诗与群众的关系上,毛诗为新诗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树立了光辉榜样;在新诗创作艺术规律上,毛诗为新诗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富、鲜活的艺术经验;在新诗的发展道路上,毛诗为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做出了可贵的实验。

宋祁“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与宋初“士大夫之词”

李清照追溯歌词发展历史,以为自唐至北宋"涵养百馀年",均呈"乐府声诗并著"局面。她批评"宋子京兄弟","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考宋祁创作,有声诗,亦有"乐府"。宋祁是仁宗朝雅乐建设的骨干,他"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正是宋初礼乐文化建设中"士大夫之词"创作的典型表现,也反映出"旧声"、"新声"竞相发展的态势。

中国传统词学批评中尊体论的承衍

我国传统词学批评中尊体论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从创作实践之难角度对词体的推尊,二是从诗词同源或同旨角度对词体的推尊,三是从有补于诗歌情感表现角度对词体的推尊。上述几条线索,从主体层面上展开了对词之体制的推尚,将传统词学批评中尊体论的基本面目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中国古典词学中诗词体性之辨的承衍

我国古典词学中诗词体性之辨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两条线索中:一是偏于辨分诗词体性之异论的承衍,二是偏于辨说诗词体性之通论的承衍。上述两条线索从不同的维面上展开了诗词体性之论,为后人全面深入地认识词作体性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辨识。

论文人词写作经验对晏几道之影响

因晏几道生平材料过少,以"知人论世"的方式来研究其词,无疑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文人词作为乐府的一种延续,主要体现在"主题契约"上,这一点对晏几道词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对晏几道而言,"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创作经验也不能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