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举士制度变革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隋朝并非科举制的开端,但隋朝的举士制度是由汉代察举制发展到唐代科举制的关键环节。隋文帝与隋炀帝都对举士制度进行了变革,隋文帝大大增加了举士的数量,将举士科目由两科增加到四科,并通过对儒学的强调,使学风形成一时之盛,间接推动唐代科举制“明经”科的形成;隋炀帝对举士科目进一步细化,将四科增加为十科,并专设文学举士,促进了南朝文学在隋朝的繁荣,加速了南北文学的融合,为唐朝科举制的诗赋取士提供了助力。

明代云南各民族文学家族发展要素分析——以师友与科举为中心

师友和科举等外部要素是推动明朝云南各民族文学家族发展的有生力量。明代云南文学家族重视择师择友之道,不仅注重家族内部直系亲属的直接教育,还会选择学识渊博或在社会和官场中有影响力的人为师为友。师友可以增强家族势力,使文学家族在知名度上得到提升,扩大了家族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科举制度是文学家族形成和延续家族人才链的主要方式。科举制度指引文学家族对时文的取法,影响文学家族的兴衰,文学家族通过一定文化积淀抵制科举带来的消极影响。师友与科举对明代云南各民族文学家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时空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家族人员选择名师以提升自身文学素质;地域空间内重要人物对于文学家族形成和发展具有双向作用;动态视域下的社会发展和变革对文学家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立足当下学术语境,师友与科举可谓研究明代云南文学家族发展的逻辑起点和问题视域的两个关节之处。

两宋科举与家族文学

两宋科举制度对两宋家族及其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科举入仕是一个家族振兴和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条件,而一般寒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之后,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科举制度的保护和照顾,这些保护和照顾措施促进了宋代大量科宦家族的形成。两宋科举制度对家族教育目的和方式有明确的引导性,而科举内容对家族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定作用,促使科宦家族向文学家族转化。但家族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和历史要素,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家族的文化传统、文学积淀和某些弹性措施,可以适度调节科举功利性带来的消极影响,维护文学自身的良性发展。

科举制与儒学的传承繁衍

从唐代至元代科场中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受科举考试的推动,儒家经学不仅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造成所有士人努力钻研经典的现象,各种关于儒家经典的阐释和辅导著作层出不穷。《四书》、《五经》为普通中国读书人所熟知,经学得以不断传承和繁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科举制的倡导利诱。1 300年间,科举以经术取士,以考促学,造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读经运动,使古代中国成为一个儒学社会。科举废后,儒学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再论科举文献与科举学

科举文献是指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文献,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或严格意义的科举文献是指独立存在的专门的科举文献,广义的科举文献还包括非独立存在的科举文献。科举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自成体系、具国际性、命运多舛。科举文献的价值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其命运也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废为宝的转换。科举文献从一个方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架,使科举学这一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专学得以逐步成为显学。

“策学”与科举学

"策学"之名最早出现于隋代,是一个比"科举学"出现得更早的古老的词语。经过唐宋元明清的发展,"策学"与中国科举史相始终,曾经盛行过一千三百年。古代的"策学"就是准备应对经学、史学和百科知识考试的一门专学,是指备考科举中的策问而出现的专门之学。清代"策学"进入一个全盛时期,不仅"策学"文献种类繁多、发行量大,而且推陈出新,到晚清时期,还出现许多以西学或自然科学为内容的"策学"著作。"策学"文献对研究当时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其考试内容有直接的价值,从策问题目和对策内容往往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关注的重点、政治方向和文风的变迁,并为研究当时学术和文化提供一种特别的史料。"策学"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将从一个方面促使科举学走向繁荣。

科举学与科举文学的关联互动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兼具经学考试与文学考试的性质。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科举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读书至上的诗书社会,是一个朝野尚文、大多数读书人皆能吟诗作文的文学社会。科举与中国古代文学息息相关,当今科举研究也与古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两者关联互动。从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大环境,为重新认识科举文学的价值提供了舆论与理论支撑。由文学进入科举学,则是从文学领域为科举学开拓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使科举学更为繁荣。

类书与中国文化

类书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极具中国特色的一个文献种类,它植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古代政治、文学、科举乃至日常生活都紧密相连。官修类书为历代帝王所重视是与开国修史并行的文化工程;文学类书深深的渗入到文人的文学创作中使中国文学被烙上了类书的印记;科举类书为广大读书人所喜爱成为读书人开拓视野、积累知识、参加科举的必备;日用类书则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中如老黄历一般成为民众的生活指南。

“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只有从科举的内部运作,即科举考试自身出发进行考察和分析,才能揭示科举与文学的真实关系。宋代科举自"景德条制"后,形成了以考试为中心,举子以应试为目标的显著特色;有司将"文章取士"变为"较艺",而举子则"待问条目,搜抉略尽",科举时文已与传统文学(诗歌、古文)背道而驰,故宋人将其分为"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因此,宋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不能到科举考试中去寻找原因。

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

历代论文赋既是辞赋创作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内涵。考察论文赋的创生,与文体论的发展相关,而其中论赋赋的创作,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赋制度而出现的。从论文赋的创作理论来看,其主旨显彰于诗赋同源与文以载道;就其创作艺术本身而言,论文赋对文论的阐述与描写,又与赋体艺术特有的描绘性、空间结构与当代意识相关。而论文赋作者主要采用骈、律形式创作,也增添了阅读的审美感受。

科举背景下的明清教育对文学的负面影响

科举背景下的明清教育颠覆了唐宋教育重视文学的传统,转而对文学采取排斥的态度。明清教育实践中理学内容对文学内容的置换在根本上弱化了文学的基础,给明清文学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其最明显的表征就是雅文学的衰落。

试论科举文献的独特性与专门性

科举文献是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历史的文献,在类型和分类上具有独特性与专门性,因此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科举文献学来研究科举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保存和利用,通过充分利用科举文献把科举学的研究推向深入。

唐朝中叶的文人经说

唐代通常被认为是经学不振的朝代,却不知唐是科举策经的时代,科考要考策问,而策问的内容就是经义和时务。考诸权德舆、韩愈、柳宗元、吕温、刘禹锡、皇甫、李翱、欧阳詹诸家文集,可以勾勒出唐代中叶配合科举考试缺席和太学教学体制形成的一种“文儒”形态。唐朝中叶的文人说经,具有以下倾向与特点:重义理、尊六经、言圣道、辟异端、辨疑伪、说性命、申礼学。唐代经学是经学史上的一抹异彩。

论科举与文学关系的层级结构——以宋代科举为例

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简单而笼统地提"促进"或"促退",都不符合事实,也难以服人。以宋代科举为例,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大体上分为科举考试和科举制度两个级层。前者对文学主要是促退的,后者主要是促进的。层级结构的划分,或可揭示事实真相,避免认识的片面性,以求在科举与文学关系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论北宋科举与文艺的发展

北宋文化的繁荣与科举密切相关,科举出身的士人博学多识,“文”是他们跻身仕途的基本工具,这导致文艺的兴盛。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思想,士人因此具有强烈的济世热情,文艺表现出浓厚的道德色彩。相同的身份使士人在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上表现出一致性,凭借雄厚的文艺才能,他们在诸多方面均创造出影响深远的审美范式。改革是庆历以后北宋政治的主题,为了推行政治改革,不断强化君主集权,科举考试开始走向专制,这导致北宋文艺的枯萎。

金代状元家族与文学

女真族政权之下的金代科举兴盛,出现了刘撝、孙九鼎、张行简、杨云翼、阎长言等七个状元家族。这些状元虽然科场夺魁,但总体上文学成就不高,反映出金代科举未能选拔出真正的文学之士,对金代文学的发展存在负面影响。然而,这些状元家族对于文化的传承与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桐城派三祖”论科举与时文——以“桐城派三祖”序跋为例

在桐城派众多作家中,方苞、刘大櫆、姚鼐并称为"桐城派三祖"。"桐城派三祖"曾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其科举历程顺畅程度不一。"桐城派三祖"在科举上有着复杂情结:尽管他们对科举埋没人才的现象深为痛惜,但他们意识到,也有一些俊士从科举中脱颖而出,其结果难以预测。在名利的驱动下,应举者往往视科举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桐城派三祖"对此举给予批判,并从辩证的角度对科举得失加以分析,希望应举者淡泊名利,顺应天命。为了提高时文写作水准,"桐城派三祖"重视古文以为时文,重视培养学识。他们进而从文与行合的立场出发,期待应举者文行兼修。这一思想对桐城派后学深有影响。在桐城派阵营中,就有不少作家,我们既可以才思敏捷的文人视之,还可以经明行修的儒者目之。

崇祯辛未进士科与吴伟业的负恩愧悔心态及其雅俗文学创作

明朝崇祯辛未(1631)进士科是造成吴伟业仕清后负思愧悔心态的重要因素。他的诗歌与戏曲等雅俗文学创作由此形成了一条重要的发展线索——负恩愧悔的思想情感和沉郁苍凉的美学风格。

吕祖谦的教育实践及影响

吕祖谦是伟大的教育家,其教育实践主要体现在明理躬行、存养本心、以儒为本、经史兼重、重视科举、提倡古文诸方面。吕祖谦的教育实践在中国学术史、书院史、科举史、文学史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教士在华的宣传活动与科举制度的解体——以广学会和《万国公报》为例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古老帝国。为了减少传教的阻力,传教士热衷于组建学会,编译书报,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宣传西方教育思想,这既促进士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为科举改革作好舆论准备,并加速了科举制度解体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