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利用文献综述——基于CNKI检索出的相关文献的分析与反思

通过对与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利用相关关键词的检索,在中国知网(CNKI)上共检索出171篇相关期刊文献并对其进行甄别与归纳工作。对文献所涉及到的不同学科进行分类归纳,并从文献的作者、来源以及相关机构等方面对文献前期的写作方向以及写作背景进行分析整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关键词出现频率的统计,以及相关文献中共词的提取分析,分别从价值阐释、传承体系、更新利用等方面分析“中轴线遗产保护”及“利用”的研究现状。并从历史文化发展、学科交叉研究、政策完善体系、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进行反思总结,以便为北京中轴线相关领域的后续发展提供更为详尽的资料总结。

论元代蒙汉文化融合及其对元人文学创作的影响

元代是蒙古入主中原并实现大一统的特殊时代,其时蒙汉之间在文化上存在广泛而深入的融合,具体表现在天文地理、政治制度、礼乐习俗、文化教育、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从地域上看,元代蒙汉之间的文化融合整体上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步发展的趋势,以及南北之间的不平衡。元代蒙汉文化融合熔铸了元代各民族士人的共同心血,同时,方外人士在蒙汉文化融合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文人自觉弘扬的“中州元气”,最终成为大元王朝施政的文化纲领,渐次化作那个特殊时代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思想。可见,元代蒙汉以及各民族的融合体现了胜过刀枪剑戟的中华文化的强大聚合力。同时,蒙汉文化上的融合对元人文学创作以及其中所蕴“大元气象”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践行“三个务必”重大论断的四重逻辑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向全党发出了“三个务必”的伟大号召,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自觉、责任自觉与行动自觉。“三个务必”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领航之舵”“前进之帆”和“排浪之桨”,只有贯彻落实下去才能发挥其引导作用。对此,需要抓住关键少数主体,紧扣“两个伟大革命”主题,坚持问题导向主线,聚焦文化内驱主旨,开拓以上率下、从内到外、与时俱进、由显向隐的实践路径。

“十七年”文学中的人与自然关系

"十七年"主流文学中的人与自然关系并非单纯的生态伦理所能有效阐释的,而须对其如何获得表述及表述背后复杂的知识背景加以探究。一方面,人视自然为他者,将二元对立的战争文化心理引渡至人与自然关系领域,在精神与技术两个层面上对抗和征服自然;另一方面,自然参与对"祖国"与"人民"两个现代集体主体的构建,自然风景隐喻民族国家的整体形象,并具有建立民族国家普遍认同的功能。总体而言,"十七年"文学缺乏对现代性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并未给自然独立价值留有的足够空间,也少有自在、非功利的自然形象。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认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错误解读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诱因之一。建立和谐“干群关系”的理想社会,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因之一;毛泽东错误地定性官僚主义并予以打倒,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一般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改善“干群关系”的某些措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实践基础。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文革”时期对西方音乐的批判——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读西方音乐作品的极左典型

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时期,国内最盛行的解读西方音乐作品的方法,是所谓“阶级分析”的方法,它被视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而被推崇备至。那时候,许多人把简单的“阶级分析”当作“马克思主义”,轻易地把西方的音乐作品通通“批倒、批臭。”“文革”初期红卫兵的“大字报”式的批判毫无音乐分析可言;官方喉舌“初澜”的文章完全抛开艺术,着力进行政治上的批判;从事西方音乐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学者在禁锢中进行了一些思考。今天,客观地、理智地审视“阶级分析”的方法,总结教训,警示后人,是有意义的事情。

“文革文学”与现代性

“文革文学”与现代性有着相当复杂的密切联系,这一问题长期被忽视,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以多元开放的现代性视角观照以革命样板戏为代表的“文革”主流文学及“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便可整合其现代性特征。

“文革”语言中的詈词及其使用

詈词的大量使用是文革语言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传统詈词在文革期间都得到"重用"。本文对此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詈词在文革中的一般使用情况进行了描述。

1949-1976年间的集体写作现象平议

作为国家权力话语的常规表达和重要组成,1949-1976年间的集体写作被涂抹上了浓重的政治权力色彩,并以"三结合"为标志逐渐升腾为文艺生产的主导模式。这种写作方式变更的实质是动用国家政权力量自上而下地限制并规定写作的权力,即关涉谁来写作,为谁写作,写作什么和如何写作的问题。显性集体写作和隐性集体写作悄然合流,均饱受时代政治话语最强音的浸染,漠视和忽视话语主体鲜活的个人思考,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和民间文化传统也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下被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不断地改造和利用。

“文革”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

到目前为止,“文革”口述史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挽救了很多“活”史料,拓宽了资料搜集的范围,写作过程也比较严谨。但是,这项工作仍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实践与理论相对脱节,例如名实不符、视角单一、缺乏研究意识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加强“文革”口述史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在实践过程中切实发挥口述史史料来源广泛、研究者与当事人互动性强、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可以互证的长处。

高度理性化的独语——“文革”文学语言论

“文革”文学语言是由上个世纪 40年代解放区文学语言发展来的。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下 ,在教条的文艺观念的制约下 ,“文革”文学语言运用两种叙述语式分别叙写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 ,叙述语言严守规范而缺乏活力 ,文学语言为官方的政治语言所取代 ,语言浅白却单调而且内涵不够丰富 ,呈现出一定的病态。

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是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这种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混淆了文化领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文化争论中普遍运用无限上纲的方法以及对文化战线的总体认识存在明显偏差。深刻把握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相互关系,对于全面把握毛泽东思想,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想象的共同体”的解体——论新时期文学的“文革叙事”及“革命群众”的形象塑造

考察新时期文学对文革期间群众参加革命的动因叙述,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从政治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行为理解为因政治信仰和实用利益考虑所作的选择;二是从民间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理解为群众在政治威压下为维持生存所作的无奈却智慧的选择,尽管这种民间智慧中不乏野蛮与残忍;三是从个体生命感觉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行为理解为群众在身体遭受压制和奴役年代寻求张扬的方式,尽管抵抗中不乏变态成分。由此,将革命群众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加以解体,历史的整体性、逻辑性也由此被解构,进而通过对人与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历史的关系的复杂性的充分展示,呈现出正义与荒诞共生、崇高与无耻合一的美学景观。

略论“文革”时期的“语言暴力”

文章从两个方面对文革时期的语言暴力问题进行了讨论,一是构成及使用情况,分为四种,即攻击性言辞、詈骂性言辞、贬斥性言辞和威胁性言辞;二是主要的判定标准,提出了看目的、看适度与否、看使用场合与看对象等四点。

毛泽东晚年对“三大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极力主张在中国消灭资本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并力求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晚年基于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三大主义”严重认识偏差所致力追求的目标,而这些认识的偏差和这个目标的追求,正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文革”时期的手抄本问题

手抄本是一种特殊的文本 ,它的流行体现出特殊时代的文化氛围。在“文革”中的手抄本成为与公开出版物相抗衡的文本和文体 ,表现出民族灵魂的扭曲、抗争和升腾。这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特殊的一页 ,而且是整个 2 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特殊的一页 ;它的传播 ,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意义。然而 ,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此类现象的关注异常不够 。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特色与价值

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部集成志书被誉为中国的文化长城,在新中国60年大庆前夕全部出齐。其中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由钟敬文先生任主编。本文作者作为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成员和湖北省故事集成副主编,联系故事集成这部巨著的成书经过,评述了故事集成按三性原则编纂所构成的鲜明特色,指出它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家朝向民间文艺学的中国化、本土化,将民间故事的采录选编和学理建构融为一体,以几代学人的精诚合作,将这一新兴人文学科推向成熟的标志,作出了对中华文化建设的巨大贡献。

“文革”文学的反文化特质省思

“文革”文学中的反文化现象主要表现为否定和忽略文学的审美属性、情感属性等根本性内涵,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功用性和社会功利性因素;而这种功利追求又是违背人类社会基本生存价值原则和历史进步规律的,也是反科学真理的。

文革美学与后古典主义

中国文学理论长期徘徊在文学的自主性和政治性之间,这种困境直接导源于"文革美学"。"文革美学"的实质是古典主义,它包含三种相互关联的基本倾向,其中主观意志暗转为认知理性居于主导地位,这种倾向以突出抽象本质的方式实现特定的功利目的;"文革美学"还包含着惟美形式追求和反转内心空灵的两种辅助倾向。在当时的条件下,前一种倾向得到部分显示,而后一种倾向则一直处在潜伏状态。"后古典主义"是"文革"后支配中国文学理论的美学原则,它承接了"文革美学"的基本倾向,并以新的形态和方式表现出来。为了走出"后古典主义",为了实现自主性与政治性的真正结合,中国文学理论应当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以原生现象展现出来的社会生活。

论“文革文学”话语在1964年的生成

《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杜鹃山》等作品的出现和发表,以及由此总结出的一整套创作理论规范,它们互为参证、互为支持、互为依存,共同标志着"文革文学"话语在1964年的生成。"文革文学"有着自己的存在历史,它与文革政治运动的存在时间不具有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