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南朝买地券镇墓功能探析——以砖质买地券为中心

汉晋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经历了东汉初、汉末吴晋、南朝三个演变阶段,其镇墓功能也随着书写模式的转变而发生改变。东汉初年初兴之际的买地券,书写模式更接近实用买卖契约,但其随葬明器的性质和买卖契约的书写格式,决定了它本身所具备的镇墓属性。这种镇墓属性是买地券作为“冥契”的固有属性,其存在与否与券文中宗教神仙色彩的有无强弱无关。汉末吴晋时期,买地券诸要项日渐完备,宗教神仙色彩日益浓厚,并出现了程式化演变趋势,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并未发生改变,其镇墓功能亦并未实现根本性的增强。汉末出现的糅杂了解注文内容的特殊买地券,不代表这一时期买地券演变的主流趋势。南朝时期由于道教的深入影响,一系列厌镇神仙鬼吏、慰抚亡魂、护佑生人的宗教语言出现在买地券文之中,至南梁时期,这种新式的券文书写模式已成为南朝各地买地券文的主流。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拓展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增强了买地券的镇墓功能。

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综述

清朝统治268年,满汉关系始终是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一线索的演变,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朝的兴衰,而且对近代中国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本文将海内外研究分为四个部分加以综述。第一部分是基础研究,梳理研究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包括三个主题:清入关前的满汉关系研究、以八旗制度为中心的满汉关系研究、鸦片战争至辛亥时期的满汉关系研究,附带介绍民国时期满汉关系研究。为推进这项研究,结语从研究时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史料挖掘、概念澄清等六个方面略陈己见。

《武威汉代医简》治痹药方研究

《武威汉代医简》中治痹方药分为内服和外用,内服方包括治伤寒逐风方、治痹手足臃肿方、治鲁氏青行解腹方、瘀方、治东海白水侯所奏方五首方剂,外用方包括羊粪热熏方和治千金膏药方两首方剂。文章重点阐述各方的药物组成、功效、主治以及组方特点,从用药特点、剂型和服药特点以及各方异同方面进行论述,为进一步研究《武威汉代医简》提供参考。

先秦两汉的文学身份批评及其发生

身份批评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学批评方法。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主体身份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开始从创作主体的职官、学术流派、地域、人伦等身份去阐释文学内容、题材及表现方法的形成。这不仅鲜明地反映了中国文学“因事而作”这一核心观念所产生的文学的行为性质决定创作目的、主体的身份决定言说话语的内在逻辑,而且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不同的身份具有不同的知识话语体系,创作时主体多种身份的参与会带来多种身份话语的融合。这一批评方法的产生,既与先秦两汉严格的礼乐身份制度所产生的强烈的身份意识有密切关系,也与当时的王官制度规定的不同官员具有固定的职掌、知识话语体系密切相关。

“世界中”的唐诗:《春江花月夜》与东亚汉文学

唐诗经典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随着明人所编的唐诗选本流传到日本和朝鲜。江户时代中期受到荻生徂徕为代表的“古文辞学派”的影响,旧题李攀龙所编的《唐诗选》流行一时,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唐诗读本,《春江花月夜》因为收录于《唐诗选》,也获得了广泛的阅读。日本也产生了众多《唐诗选》的注本,其中就有对《春江花月夜》的大量评注,这些评注大多着眼于艺术鉴赏,对《春江花月夜》的评析颇有深度。中国、日本、朝鲜也产生了多篇《春江花月夜》的次韵和拟作,中国的拟作与原诗比较贴近,日本的拟作较有思想深度,且与彼时的注释相呼应,而朝鲜皆为次韵诗,亦融入朝鲜的文化元素。作为文学经典的《春江花月夜》经受了时间的淘沥,同时突破了空间的阻隔,成为受到其他国家人民欣赏的“世界文学”。

班固和《汉书》研究的新视界——评陈君《润色鸿业:〈汉书〉文本的形成与早期传播》

陈君《润色鸿业:〈汉书〉文本的形成与早期传播》立足《汉书》横跨文学和历史两个学科的特点,运用考证、文史互证等传统方法进行研究,该书资料丰富,论证严密,视野广阔,跨越古今,还运用知识与权力的新理论,提出新见,代表了近年来班固和《汉书》研究的新进展。

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性质和特征

本文认为,汉魏六朝文学批评性质应该在前后期的比较中考察才能得以确定。总体而言,先秦文献所论有关文章写作的意见,绝不可等同于后世的文学批评,实际只是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关注文事的人对写作在社会活动中起到的作用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在先秦时期,文章写作作用的认识,就是文学观念的萌芽和发展期,所以这一时期的批评只能用文章写作的论述来概括。自战国策士至秦汉,尤其是西汉,“文人的写作”开始产生,而西汉的文学批评,就与先秦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西汉人的文章写作活动以及对文章写作价值的认识,都在为文学的自觉作准备。若从汉魏六朝大范围论,都可以概括为“文学自觉时期写作的批评”,随着魏晋以后文学一科的独立和成熟,文艺性文体日渐成为文人主要表达情感的文体,文学批评也因此而走向成熟,批评的系统化、理论化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高峰。

论元代蒙汉文化融合及其对元人文学创作的影响

元代是蒙古入主中原并实现大一统的特殊时代,其时蒙汉之间在文化上存在广泛而深入的融合,具体表现在天文地理、政治制度、礼乐习俗、文化教育、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从地域上看,元代蒙汉之间的文化融合整体上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步发展的趋势,以及南北之间的不平衡。元代蒙汉文化融合熔铸了元代各民族士人的共同心血,同时,方外人士在蒙汉文化融合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文人自觉弘扬的“中州元气”,最终成为大元王朝施政的文化纲领,渐次化作那个特殊时代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思想。可见,元代蒙汉以及各民族的融合体现了胜过刀枪剑戟的中华文化的强大聚合力。同时,蒙汉文化上的融合对元人文学创作以及其中所蕴“大元气象”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先秦至两汉时期竹文化生成略考

竹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涵盖于景观园林、建筑居舍、诗词歌赋、书画及器物制造等诸多方面,与中国劳动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通过对竹资源、建筑与景观园林、竹造器物和咏竹文学等层面进行竹文化起源和历史生成的考证,认为竹文化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秦汉之前是其萌芽时期,直至两汉时期开始得到儒家、道家推崇,逐渐融入到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之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其内涵,奠定了后代文人墨客的狂热化追求。从“自然之竹”到“人文之竹”,竹文化生成对华夏文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族文化追求取向与价值择取标杆,为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建设提供了标志性、地域性和民族性标识,同时对民族本土文化信仰体系与文化传承均具有重要启示。

基于秦汉简帛医药文献分析张仲景对早期经方医学的继承与创新

通过比较张仲景学术相关的出土简帛医药文献与传世医药文献,从“善诊脉明气候,以意消息之”的角度,论述张仲景的学术特征及其对早期经方医学的继承与创新。“善诊脉”论“诊脉”,张仲景之前,诊脉是经脉医学的特征之一,而经方医学甚少诊脉;“明气候”言“望色”,色脉诊是经脉医学的特征之一。陶弘景用“善诊脉明气候”暗示张仲景将经脉医学的色脉合参之法引入经方医学,以指导经方施用;并“以意消息之”,在药味、剂型、剂量等方面,张仲景对早期医方作了不同程度的创新,变丸散方为汤方,临床中大规模使用汤方,规范汤方的药物剂量,灵活加减化裁汤方等,以应对变化多端的疾病。

西王母东王公·天帝出行汉画像石考释

南阳师范学院博物馆现藏一方西王母东王公·天帝出行的汉画像石。西王母东王公与天帝出行合刻一块画像石上的画像就目前而言该石为所仅见。该画像石东王公戴胜,在汉画中较为少见。画像石的时代据考证为东汉早期。画像石构图布局紧凑,雕刻线条粗犷,并采用散点透视法,增强了视觉效果,是南阳汉画中少见的复合图案画像石,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从文道之辨到文集校勘——北宋前期韩愈文集传播论略

北宋前期,柳开、王禹偁等人继承韩愈儒家道统之说,对文与道两者的关系进行探讨,从创作、理论两方面扩大古文的影响;道教学者种放、佛教高僧智圆亦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在其作品中表现了对韩愈的高度认同。随着韩愈文集的广泛流传,文人学士对文集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韩愈文集的校勘也日益增多,而每一次校勘都称得上不同版本的韩愈文集的聚合、流传。韩愈文集的传播,不仅有助于加深时人对古文的理解,而且为古文运动的成功培育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先秦两汉时代呕吐病证的文献梳理与研究

呕吐作为常见的中医病证,在先秦两汉时代即已被医家们所认识,其思想成果主要体现于《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之中。为掌握该时期医家对呕吐的了解情况,笔者从释名、病因病机、辨证论治3个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梳理总结,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指导依据。《黄帝内经》中可见中医对于呕吐的最早记载,述其定义,定位于胃,认为外邪侵袭、饮食失宜、失治误治是呕吐的主要病因,脉诊、望诊、分经论呕以及针刺治呕是辨证论治方向;仲景则以六经辨证论外感呕吐,以脏腑辨证论内伤呕吐,补充发展了《黄帝内经》的呕吐理论。这一时期有关呕吐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为后世医家的发挥奠定了重要基础,起到了划时代的示范作用。

明朝之前中医骨伤科文献研究

中医骨伤科起源于远古时期;战国、秦汉时中医骨伤科解剖生理知识、创伤病因病机等基础理论基本形成;魏晋隋唐时期骨伤科诊疗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骨折复位、固定、功能锻炼三大原则及整体观念、筋骨并重、动静结合、内外兼治治伤理念初步形成;至宋金元时期,骨伤科独立成科,不但创新了复位方法,而且对开放性损伤以及手术治疗有了进一步探索,骨伤科理论得到升华,临床经验得到总结,为明清时期骨伤科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画像中的“射”“御”描绘及其文学印证

两汉是文学勃发、画像兴盛的时代,此期文学与画像开始发生密切关联。通过对出土汉画像和相关文学描写的分析,作者将涉及“射”“御”的画像与文字进行相互印证,梳理出与“射”“御”中有关的畋猎之礼、军事训练、娱乐和胡汉战争等不同类型图文。汉赋及汉画像都描绘大一统事业,“射”“御”又是汉代军事、战争以及社交娱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作为文学主题和图像主题同时出现在汉代的文学叙事和图像叙事之中,甚至成为了汉代叙事艺术的时代主题。

《东观汉记》与八家“后汉书”篇目考

《东观汉记》与八家“后汉书”为东汉史研究之重要文献,然其书散逸,故其篇目亦不甚明。今就其残篇,辅以相关史料,可知:《东观汉记》篇目可考者为《世祖本纪》,《儒林》《外戚》《南单于》《西羌》四传,《公孙述载记》,《地理》《律历》《礼》《乐》《郊祀》《天文》《车服》《朝会》八志,《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百官》五表;谢承《后汉书》与薛莹《后汉记》之篇目可考者,唯谢承《书》之《东夷列传》;司马彪《续汉书》除随范晔《后汉书》传世八志外,可考者为《光武十王传》《宗室四王三侯传》《孝明八王传》《章帝八王传》;华峤《汉后书》篇目可考者为《皇后纪》与《孝子传》;其余四家,除张璠《后汉纪》为编年体外,其篇目可考者为谢沈《后汉书》与袁山松《后汉书》之《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艺文》九志。

论先秦两汉文献关于琴作为礼器在周礼中的使用

在周礼中,琴同其他乐器一样,不仅被用于演奏音乐,在演奏以外也常作为礼器被使用。就今存先秦两汉文献所见,表现在这几方面:其一,琴与其他乐器一起构成天子、诸(公)侯、大夫、士配有的礼器体系,根据“以多为贵”的减等方法区分其尊卑级差。其二,琴与其他乐器一起构成可表示尊卑级差的礼器体系时,通过在具体演奏中琴与其他乐器的配合使用来表示礼节场合是否减等。其三,琴作为礼器,其是否摆设表示配有者是否有忧乐。其四,琴与其他乐器一样,作为明器用于丧葬之礼,先陈后藏,且只有其形而实际上无法使用。其五,琴可作为除丧礼器,即守丧期满后守丧者应该弹素琴以示除丧。这五个方面又反映出两点:其一,琴作为礼器的功能主要基于它的乐器本质,但不依赖于其作为乐器的演奏功能。其二,琴作为礼器,与瑟一起,是地位最低的士仅拥有的乐器,而这后一点奠定了汉代以后琴融入士人人格文化,形成士人雅琴传统的基础。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东汉译经文献与本土文献关系小句对比研究

东汉时期的关系小句在中土文献和译经文献中,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两者的共性主要体现在:都存在由“者”“所”“之”标记的关系小句,包括有核关系小句和无核关系小句。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者”的关系化范围在两种文献中存在区别;关系小句的类型不同,中土文献只有内嵌式关系小句,译经文献以内嵌式关系小句为主,但也有少数附加式关系小句;关系标记的使用频率不同。

陕西旬邑县东汉壁画墓出土木材的研究

对陕西旬邑县原底乡百子村东汉壁画墓出土的木材经鉴定为侧柏 ( Platycladusorien-talis) ,灰楸 ( Catalpa bungei) ,山胡椒 ( L indera sp.)和竹材 1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