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语境中的literature概念——以米怜为中心

作为最早一批新教来华传教士群体的代表人物之一,米怜的大部分传教士生涯是在远离中国内地的东南亚地区度过的。而米怜的传教士生涯,并不仅仅以其实际传教引人注目,其在新教区的开拓及教务管理、位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的开办、《圣经》中译等方面的贡献同样突出。此外,米怜还是一位勤奋而多产的著述家,其中尤以他先后主持过的《印中搜闻》《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等英、中文期刊,以及他所撰写的《张远两友相论》等中文文本影响久远。米怜在其著述中,亦多次提及literature一词来描述西方语境和中文语境中的某些对象。米怜使用literature一词的经验,无疑是考察此一时期新教来华传教士使用literature实际使用境况的重要个案之一。

Prominent Manifestations of National Thoughts in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It is analyzed from the time and society development background that the social nature was subject to concrete change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middle and latter periods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late Qing Dynasty due to different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backgrounds,but the establishing target of the national thought subject in th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is not transferred. The revitalizatio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s considered as the fundamental to establish positive national spirit and directly safeguard and defend the national dignity,so that the litera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becomes the cultural thought action force to promote developing and growing Chinese nation.

宋孝宗朝崇苏文风之形成与苏文的传播

孝宗朝由于孝宗皇帝崇苏轼“立天下之大节”,雄视百代,为“一代文章之宗”,故多方推广苏轼文学,采取一系列举措,从而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太学文风,也提升了士人尊苏崇苏的热度。孝宗朝将苏轼文学传播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使得“淳熙中,崇苏氏”成为一种社会倾向,同时,也为元明清三代以至于今日的苏轼文学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孝宗朝的崇苏又有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延及世人对三苏家教家风的更多关注与研究。

论魏晋南北朝文学演进中的地图影响

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取法、援用和咏写地图的特出时代现象,顺应了汉末以降史学及其附属的地理学不断成长的学术发展态势。地图作为其时史部地理类文献中主要且特殊之一种,融时间与空间、图像与文字、技术与艺术于一炉,不唯与历史地理学密不可分,同时也与都邑、山水、行旅等诸多文学题材息息相关。这一时段内,有关文学展示出的地图影响特点表现在:首先,地图绘制的理念、元素、方法,不时渗入文学作品的书写模式、内容形态、语言体制中;其次,地图承载着的真确、精博的图文资料,屡屡构成文学创作的知识来源和校核依据,催生了一股崇真尚实的文风潜流。在技术和工具层面之外,地图蕴含的美学属性和象征寓意,还能唤起文人的阅读想象力,故此将地图用于审美和隐喻思维的表达,丰富和增进了文学的表现力。上述因地图之制作、观览与想象所造成的三重影响,使其在汉唐之间的文学演进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清代蜀道文献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清代蜀道文献主要由行旅文献、诗歌文献及碑刻文献构成。蜀道行旅文献之多超过前代总合,多糅合日记、诗歌于一体,其中不乏有重要史料的佳作,是清代行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蜀道诗歌文献浩繁庞杂,多见于清人别集稿本,作者群体庞大,其中既有名家巨擘,更多为非知名士人,具有写真纪实的风格特点,感叹自然奇险、忧患战乱与民生是其重要主题;碑刻文献主要是清代学者对蜀道沿线汉魏两宋碑石书法的史事考证、碑刻释文及转录。清代蜀道文献在反映蜀道交通历史变迁、蜀道地带生态环境及其社会风貌方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与清代川陕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息息相关。大量的清代蜀道诗不仅承载了清代士大夫艰难的人生行迹,也是山地生命体验的典型写照。

论元宫词的新变

元代宫词的新变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内容与作者方面,写作内容由后宫嫔妃宫人的生活逐渐转移到宫殿文武百官的政治活动,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作者为多民族构成。二是民族特色,表现在名词事物、宗教信仰两个方面。三是创作主张,题材扩大,语言典雅,风格上要求清和雅正。四是形式上的创新,表现为宫词中出现详细自注、以宫词唱和、语言多样和形式多样等特征。

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探讨中古时期民间医疗行为

通过分析敦煌吐鲁番相关出土文献,探讨我国中古时期疾病谱,以及民间常见疾病的诊疗方法,为相关研究奠定基础。认为这一时期官方医疗机构设置较为完备,普通百姓患病后仍然以自治为主要治疗方法,官方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重大疾病的诊治,此外物理疗法、心理疗法、其他疗法也广泛运用于疾病的诊治过程中。

论北朝的文学竞争与创作精神

北朝以文学评比引领优秀作品的产生,以“文人相轻”激励文学创作竞争,批评不良风气倡导正当竞争,与南朝文学既竞争又学习、融合。北朝的文学竞争既是推动文学事业发展的动力之一,又是其积极向上的文学创作精神的表现。

六朝洛阳至建康驿路的文学担当

六朝尽管国家分裂,但洛阳到建康仍有一条驿路沟通南北,驿路走向、沿途风物、风俗人情均对六朝文学的文体、题材、主题产生了影响。永嘉南渡后,该驿路应时势的变化,变成乱世士人的奔亡之路,文官从征奉使之路,奉使交聘行记、从征行记、交聘语录、从征唱和诗、轶事小说从中而出。不仅如此,还对传统的行旅文学有明显的推动,这一时期产生的诗文,主要写此路的避难、奉使、征伐、交聘,带有鲜明的乱世特征。题材虽非新增,但内容和风格有新变。这些诗文创作提高了六朝行旅文学的水平,使得汉魏以前还默默无闻、尚未独立成类的行旅诗,成为士人熟悉的常用题材。这表明贯通南北的驿路交通是六朝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宋代花卉谱录研究综述

宋代花卉谱录是宋代士人关于花卉知识的汇集,反映出当时的花卉种植、世人生活和文人趣味,对其进行研究具有多重价值和意义。学界针对宋代花卉谱录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2000年以前偏重于农学、园艺学的范畴,且较少对宋代花谱进行专门研究。2000年以后至今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0—2010年,在文献考证方面取得的成果最为显著;2011—2017年,随着花卉审美文化研究兴起,聚焦于对宋代花谱的审美与文化研究,宋代花谱文献的整理出版出现一个高峰;2018年至今,研究视野与方法的多样化使研究成果走向细化和深入,在美学研究、文化学研究、史学研究、哲学研究等领域出现了视野开阔、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有些方面仍处于薄弱状态或史实不明的情况,因此未来宋代花卉谱录的深化与拓展既需要多个学科的协同努力,又需要加强对相关史料的研究。

小学语文教材德育资源的挖掘与借鉴——基于清末民初语文教材的分析

清末民初语文教材在构建新的伦理精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调查发现,这一时期的小学语文教材在德育原则与目的、德育主题、德育题材与内容、德育形式与方法分别呈现出政治性、时代性、儿童性等特点。在国家变革、新旧道德交替的时代背景下,清末民初小学语文教材探索了多种德育形式与方法,在宣传新伦理精神,改造国民性的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教材中也保留了较多不合时宜的伦理思想与价值取向,过分强调教材建设的政治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语文教材德育的效果。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树立学科德育观念,深度挖掘与利用语文教材的德育资源;厚植中华文化底蕴,持续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材;基于儿童立场,构建科学合理的小学语文德育内容体系;遵循“文道统一”思想,促进语文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协调发展。

论六朝文论中“腴”的多重意蕴

“腴”的本意是指身体脂肪。但在生命意识高度发达的六朝时代,它不仅进入文学领域,还呈现出褒贬不同的感情色彩。六朝文论之“腴”既可赞美文辞华丽、用典丰富的风格,又可批评文体失序、抒情乏力的弊病。这与当时既热衰感官体验、喜好丰硕身姿与甘美口味,又注重养生保健、追求“神韵”之美的时代风气彼此呼应。最终,六朝兼容并包的生命观引导着文论中“腴”与其它风格相融合,发展为成熟完善的修辞观与和谐适度的审美理念。“腴”的多重意义不仅反映了六朝文论的丰富内涵,也揭示了此时生命意识的时代特色与历史影响,是古代生命观与文学观相互融合的典型例证。

清代音乐赋的留存状况及文献价值

清代音乐赋文献亟待系统整理,经过初步梳理辑目,共有589篇。按题材可分为乐器赋、乐曲赋、乐事赋、乐论赋、舞蹈赋五类,其中乐器赋数量最多,有357篇。在体裁形式上以律赋为主。清代音乐赋兼具文学价值和音乐价值。与此同时,它还融汇了乐教合一、审音听政、律历融通等综合文化理念。

汉晋南朝买地券镇墓功能探析——以砖质买地券为中心

汉晋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经历了东汉初、汉末吴晋、南朝三个演变阶段,其镇墓功能也随着书写模式的转变而发生改变。东汉初年初兴之际的买地券,书写模式更接近实用买卖契约,但其随葬明器的性质和买卖契约的书写格式,决定了它本身所具备的镇墓属性。这种镇墓属性是买地券作为“冥契”的固有属性,其存在与否与券文中宗教神仙色彩的有无强弱无关。汉末吴晋时期,买地券诸要项日渐完备,宗教神仙色彩日益浓厚,并出现了程式化演变趋势,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并未发生改变,其镇墓功能亦并未实现根本性的增强。汉末出现的糅杂了解注文内容的特殊买地券,不代表这一时期买地券演变的主流趋势。南朝时期由于道教的深入影响,一系列厌镇神仙鬼吏、慰抚亡魂、护佑生人的宗教语言出现在买地券文之中,至南梁时期,这种新式的券文书写模式已成为南朝各地买地券文的主流。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拓展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增强了买地券的镇墓功能。

《江右文库》文献编《易》类著作提要七则

介绍著作人的生平仕履情况,各书之卷次结构、各卷内容、学术源流以及版本流传情况等,并交代《江右文库》本次影印各书所依据的版本。

唐代战争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及其发展路径

一个世纪以来,唐代战争文学研究以文学史本位、过程书写、边域文化为关键词展开并取得突出的成绩。以胡云翼、洪讃、王福栋为代表的战争文学史研究呈不断深化的趋势;以胡可先、吕蔚、彭万隆为代表的历史事件与战争文学研究重在梳理并取得创新性突破;以胡大浚、阎福玲、佘正松、余恕诚为代表的边域文化与战争文学研究侧重边界辨析而硕果累累。战争文学概念辨析带来的是不断拓展研究视野,战争文学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依据战争文学新概念的提出,战争进程关联的内与外、战争与民族关系及民族文学演进,战争文学的研究空间逐渐清晰化。战争文学研究要重新发现传统并检视过往,组建学术团队陆续完成以“中国古代战争文学通史”命名的系列成果,从而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区间,以推动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研究向纵深化发展。

隋朝举士制度变革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隋朝并非科举制的开端,但隋朝的举士制度是由汉代察举制发展到唐代科举制的关键环节。隋文帝与隋炀帝都对举士制度进行了变革,隋文帝大大增加了举士的数量,将举士科目由两科增加到四科,并通过对儒学的强调,使学风形成一时之盛,间接推动唐代科举制“明经”科的形成;隋炀帝对举士科目进一步细化,将四科增加为十科,并专设文学举士,促进了南朝文学在隋朝的繁荣,加速了南北文学的融合,为唐朝科举制的诗赋取士提供了助力。

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综述

清朝统治268年,满汉关系始终是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一线索的演变,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朝的兴衰,而且对近代中国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本文将海内外研究分为四个部分加以综述。第一部分是基础研究,梳理研究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包括三个主题:清入关前的满汉关系研究、以八旗制度为中心的满汉关系研究、鸦片战争至辛亥时期的满汉关系研究,附带介绍民国时期满汉关系研究。为推进这项研究,结语从研究时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史料挖掘、概念澄清等六个方面略陈己见。

地方诗歌总集中诗歌批评文献挖掘研究——以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为例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一是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的诗话文献,如清代郑杰《注韩居诗话》、梁章钜《退庵诗话》、郭柏苍《柳湄诗传》、郑王臣《兰陔诗话》、涂庆澜《荔隐居纪遗》《续梅花百咏斋附记》等。二是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诗歌总集编纂者在人物小传后自撰评语对人物进行评价,或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笔记小说、各家诗话等资料对人物进行集中评注。三是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诗歌总集编纂者在诗题之下,或诗中某句之后,或整首诗歌之后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说明诗中相关内容。

文本细读、文献考辨与“文心”前置:朝鲜杜诗学研究的基本维度——以左江《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为中心

杜诗学作为朝鲜古代诗学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单一的文本分析很难挖掘出杜诗在朝鲜文坛接受、传播与变化的丰富状貌,只有多维度阐释才能达成整体性的学术关照。左江《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以文本细读作为研究基础,重视文献考辨。该书秉承旧文献新用、新文献智用的研究原则,将义理阐释与文献考辨相结合,体现出“文心”前置的鲜明特点,进一步丰富了东亚汉文化圈的杜诗学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