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例谨严,求实出新——评《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

魏晋是文人文献整理的繁荣时期,各类型的文献整理蔚为大观。与之前的文献整理相比,魏晋文献整理的文学色彩较为浓厚。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文献整理和当时的文学创作有着互动共生的关系,双方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张振龙教授等所著《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一书,对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是一部魏晋文学研究的力作。

甘肃敦煌新出魏晋十六国镇墓文研究

2014-2015年,甘肃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新发现魏晋十六国镇墓文,对研究古代敦煌姓氏家族及基层行政组织演变问题,均具有重要价值。镇墓文记录翟氏、窦氏、钟氏、孙氏、王氏等5姓7人,补充和丰富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姓氏资料,也弥补相关家族人物活动的时代缺环。镇墓文记录曹魏、前凉、后凉时期敦煌乡里名称,不仅填补曹魏、后凉在敦煌设乡里的资料空白,也证明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设置、名称沿革的延续性,还反映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百姓埋葬地和组织名称的新变化,推进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制的研究。

玄学思想与魏晋文学思想

作为一种与正统经学相关联的思想观念,玄学思想活跃于魏晋时期,对魏晋文人和魏晋文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思想文化与文学观点的研究视角看,魏晋文学的发展与玄学思想密切相关。玄学思想的体现使这一时期的诗赋作品呈现出玄理化、抽象化的特点,内容充斥着《老》《庄》《易》“三玄”的痕迹,篇章中具体物象的出现,也有着强烈的玄理目的。诗作家、赋作家的作品在讨论、交流过程中催生了玄学思想的深度交融。

左棻赞体文的女性书写

左棻作为西晋时期的女性作家,她的赞体文以历史上贤明女性为书写对象,称美她们的嘉言善行,褒奖她们的懿德。语言质朴清雅、文风典正平和是左棻赞体文主要的艺术特色。究其成因,既有特定时代背景的熏染,也有作者人生经历的影响,更离不开其性格、心灵的主导。左棻的赞体文具有独特的女性魅力,对研究中国女性文学史具深远的意义。

魏晋十六国经略河湟探赜

河湟地区作为政治、军事、经济和交通的战略要地,历来被各朝所重视。曹魏西晋在两汉经营基础上采取稳定河湟、安抚诸羌的政策,一方面承袭东汉的郡县体制,在河湟地区设置西平郡;另一方面以护羌校尉节制安抚河湟诸羌。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汉、鲜卑、氐、羌和卢水胡部族建立的前凉、前秦、后凉、后秦、南凉、西秦、北凉等诸政权相继深入河湟展开经营进行角逐,并随着河湟地区复杂的民族形势以及十六国各政权间的战和关系变化而不断调整改变经营策略和方式,各政权在河湟地区定都城、置郡县、设护军,发展经济和农业,传承传播中原政治文化制度,开发建设河湟,更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论魏晋经学与文学复古之风

经学尤其《诗经》仍然是支撑魏晋文学的主流意识之一。在诗歌体式上,魏晋文学大量摹拟《诗经》,以四言为主;在诗歌题材和主旨上,直接摹拟《诗经》,创造出拟经诗、补亡诗、拟《诗》诗三种类型,复古之风达到了空前炽烈的局面;在艺术风格上,以雅颂为主、又以风入雅,从而对如何继承《诗经》的文学传统提供一次集大成式的探索,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面对社会与面对生命——论向秀、嵇康对《庄子》的不同解读

同是一部《庄子》 ,向秀与嵇康有着不同的解读。向秀是面对现实社会的思考 ,他试图协调个体与社会、自然与名教的尖锐矛盾 ,在“人间世”里为乱世士人寻找一条安顿心灵和生命的道路。嵇康则是贴近个体生命的诠释 ,他试图通过开掘精神世界的空间 ,于现实社会之上营造自由的人生意境和精神家园 ,进入其中作“逍遥游”。前者是社会现实的需要 ,后者是个体觉醒的必然。

从《兰亭序》书文之赏解读魏晋园林文化

东晋时期的《兰亭序》,不仅是一篇语言上具有独特价值的名文,更是一本名帖,堪称书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侧面,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文学、美学、书法、园林等多个领域。基于园林、书法、文学艺术具有时代共通性的特点以及艺术泛化思想的基础,从魏晋士人园林的地域环境特征、园林美学思想的重大转变、山水自然审美意识的真正觉醒、哲学思想对园林的影响、"曲水流觞"文化实践在后世的持续发展等方面对魏晋园林文化意象进行了解析。揭示出魏晋园林是中国自然山水园林文化的奠基时期,是中国园林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飞鸟意象穿翔魏晋诗赋的衍变历程

在魏晋文学自觉时代,建安文学的群鸟乱飞,衍变为阮籍苦闷的模糊鸟,再发展到个性化的陶诗田园自由鸟。飞鸟意象由先秦两汉诗的群体性、类别性,至此成为带有诗人明显的主体性。其间诗赋的交流,则使飞鸟意象别开生面。

夫余国与汉魏晋王朝的朝贡关系

夫余国建立于西汉武帝时期,最盛时分布在西流松花江流域到嫩江下游地区。最迟西汉末年夫余国已与西汉王朝建立朝贡关系,夫余王谨守朝贡制度规则,得到汉朝授予藩属王的印绶和玉匣。汉魏晋时期夫余朝贡活动先后由汉朝的玄菟郡、辽东郡,魏晋王朝的幽州、护东夷校尉府管辖,在夫余国强盛时期曾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亚朝贡体系。两晋时期,在东北朝贡成员之间发生战争时,世守忠孝的夫余国得到晋朝的扶持和保护,但当晋朝内乱,夫余国失去中央王朝的保护后,迅速衰落乃至亡国。

“魏晋文学自觉论”的迷思

文学史上流行已久的"魏晋文学自觉论",其理论支撑不外乎"纯文学"、"人的觉醒"以及"审美"等概念,而这些概念无一例外都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魏晋六朝时期不可能产生这些现代性的观念。用现代性支撑起来的"魏晋文学自觉论",不过是一个虚构,一个自觉不自觉使用西方观念改造中国传统的伪命题,它本身是经不起学理的检验的。

阮籍至东平考

阮籍之所以要到东平,司马昭之所以一听阮籍要去东平就大悦,去后之所以仅十余日就还,就在于阮籍通过到东平和《东平赋》向司马昭明确了立场和态度,并表示要对其有所作为。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魏晋"文学"、"文章"吸纳儒家政教观,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魏晋文学对抒情性的强调,离不开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的继承与发扬;魏晋世儒家学对文人儒家人格理想及文风旨趣的形成影响深远;魏晋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促进了以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为前提的颂美或批判之作的产生。

左思《三都赋》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兼论“洛阳纸贵”的历史与政治背景

左思《三都赋》选择邺都而不是洛阳作为描写对象,有对曹魏尤其是对魏武帝曹操武功文治历史功绩的认可与肯定,《三都赋》对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很好地表达了"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的宗旨,阐明了晋承魏统的政治伦理观。《三都赋》产生"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是西晋主流意识形态对晋承魏统政治伦理认同的一种表现,也是三国以迄西晋魏、蜀、吴三国争统的历史与政治背景的反映。

“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文史互证”是源于传统的训诂考据学方法而参以宋代以来的史学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史学、语言学、诠释学理论精华的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此方法之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史料之拓展和解读之深入。魏晋南北朝诗文的史料价值，大致有二：一，在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习、个人生活等方面，可补正史之阙。二，大量个人情感心态成分本身即构成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用此时期诗文证史，在解读时应做到：一，能感之。“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二，对作者其人其文，“具了解之同情”。其三，对诗文典故，要按陈先生的原则，仔细而审慎地考辩其中之古典今典，分析论证解释其真正意义所在。

河西出土魏晋十六国文献纪年信息申论

河西地区出土的魏晋十六国镇墓文、墓券、发愿文、写经题记等文献中的纪年信息,涉及魏晋十六国时期曹魏、西晋、前凉、后凉、西凉、北凉等政权统治河西的各个阶段。考察这些纪年信息,对了解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政局变化和民众对这种变化的适应过程以及普通民众对所在王朝的认同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窖穴遗迹2016年度植物浮选结果分析

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位于晋源区苗圃内,2016年发掘中,对该遗址东组建筑基址的两座窖穴遗迹进行了系统的采样与浮选。38份土样中出土炭化植物种子共计2696粒,其中农作物遗存包括粟、黍、水稻、大豆、豌豆、大麻、小麦、青稞等8种,非农作物种子以藜的数量最多,其次为洋车前草、狗尾草、马蔺、锦葵、稗等,同时还出土有可食用的甜瓜和蛇莓。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窖穴浮选结果对深入认识魏晋十六国时期晋阳地区生业方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科学意义。

魏晋士大夫“以色为主”审美观及其对女性题材文学的影响

魏晋士大夫的女性审美观与先秦两汉时不同:后者重德,而前者重色。这种"以色为主"的审美观,非如后人常说的那种低级庸俗的色情观,而是一种富含高尚精神内涵的审美追求,它包含着魏晋士大夫对女性容色美的欣赏、热爱,甚或尊重,它产生的根源在于彼时的思想解放与人性的觉醒。这种审美观对当时的女性生活、女性心理及女性题材文学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主要通过文献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解放前的研究特点:积极探寻中国古代体育源流;具有民族本位主义的思想,以之抵制西方体育文化。新中国以来的研究特点:一是不断延续革命史话语外,重头是中国古代体育史方向的研究,即"寻根史学"的特点,二是90年代,开始从客观讨论古代体育的历史、地位、价值与意义。近十年的研究特点:中国古代体育史、参与史学研究范式和古代体育断代史是其主要特色,二是体育史学在理论方法的运用方面受到一些新史学方法的影响。纵观百年来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进展,始终是中国体育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学术主流。在古代体育史这个主题上,不少研究虽然以此为枢纽,但实际上又超出了古代体育史的范畴,大大推进和深化了中国体育史的整体研究。

学术救亡:抗战时期的魏晋六朝之学

抗战时期,对于魏晋六朝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学人们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体味到相似的"南渡"情怀,对魏晋六朝学术作"理解之同情"的探究,体现了他们关怀现实的爱国热忱。同时,对魏晋六朝文化中历来存在的"清谈误国论"的争议,无论是褒是贬,不同的研究角度均指向同一的文化关怀。而对于魏晋六朝文学文化中的精神解放与人格美的刻意强调与学术论证,尤其可见魏晋六朝之学在抗战时期作为特殊的传统学术资源的文化与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