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变”时空下民族“隐言”的表达--以《中国文艺》为中心

《中国文艺》是沦陷时期北平最有影响的文学期刊,自创刊起便以刊载“纯文学”的办刊原则表明了疏离政治的文化立场,从而引起了北平有识文人的关注与认同。他们以此为文学阵地,秉持着民族心绪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间接表明了对日伪政权的不满。然而在特殊的政治语境下,欲求文学的自救以重振民族精神,终究举步维艰,于是《中国文艺》以“隐言”的表达策略拓展民族启蒙话语空间,展写有识文人的民族情怀,呈现出民族文学的创作追求。在《中国文艺》所集结的作家的共同努力下,荒芜的北平文坛得到复苏,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北平文坛的民族向心力。

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范式的若干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述日益繁多,但真正自成体系、有价值和特色的只占少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要把港台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和女性文学有机融入文学史,而不是硬性地作为板块嵌入。在价值观与历史观上,应该真正贯彻历史主义原则,尽可能呈现历史的原生态,并以开放现代的、具有普泛价值的人性观念和世界文学的普遍原则作为价值标准。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中,要处理好困扰在文学史写作中的经典与非经典、主流与支流、现象与本质、规律与非规律、进化与非进化的关系。

伪满洲国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反思——兼论刘晓丽的《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

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始于海外,改革开放30年以来,国内的研究也有了重要的进展。在此大背景下,进入21世纪后,特定时空下的伪满洲国文学状况的研究,也有了重要改观。一些研究者正视并发掘这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被冷落的主题。例如,近期重要成果之一的《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伪满洲国文学研究》[1]一书出版,可视为伪满洲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标志性节点。但是,文学理论探讨的深入和文学史格局在发生突破时,经常会产生新的理论悖论或是困惑。论文借这本专著出版的契机,就近年来伪满洲国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反思,以期对此项研究的发展方向作些探讨。

沦陷区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初论

沦陷区文学运动及文学理论批评是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衡量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标准去衡量它。在沦陷区，文学上保持民族血脉、心理上的不屈服、逃避都应该视为一种反抗。大致说来，沦陷区文学及文学理论批评包括五个方面：抗战文学与批评；汉奸文学与理论；乡土文学与理论；现实主义文学与批评；洋场文学、都市文学及理论。

伪满洲国文学研究在当前的突破

关于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状况,以及身处其中的文化人特殊的生活体验、精神感受和审美追求的研究,始终没有很好地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进入21世纪,这一情形有重要改观。一些研究者开始正视这一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被冷落的主题。这些研究涉及对伪满洲国文学整体的把握,对具体作家具体创作的分析,以及原始文献的系统搜集和整理。伪满洲文学研究在当前的突破值得关注,这涉及到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缺失的补充和创新认识,涉及到重新评定日本侵略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验,由此出现了对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的表述。

论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与沦陷区文学的互动——从作家迁徙角度分析

20世纪40年代众多作家从沦陷区迁徙到国统区,也有不少作家从国统区迁徙到沦陷区。作家迁徙过程中主编的文艺刊物促进了国统区文学与沦陷区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从作家迁徙角度来看,国统区文学与沦陷区文学之间的互动显示出两者文学关系的复杂性,突破了以往研究者将国统区文学与沦陷区文学孤立起来的观点。

生存在残酷时代——从沦陷区文学背景看张爱玲散文的价值取向

张爱玲的散文作品从多个角度反映了上海沦陷区普通人尤其是女性的生活,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平常琐碎之中,表现战火纷飞的年代安稳的世俗社会生活的乐趣和生存的要义。本文试把张爱玲还原于上海沦陷区那样一种严酷而独特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时代氛围中,历史、辩证地看待其文学活动,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其文中所表达的对现实、对人生飞扬一面的否定和对物质、对人生安稳一面的肯定。

沦陷区文学地图的重绘与“两岸三地”沦陷区文学之比较

在抗战文学研究中,那种仅以“七七”事变后的大陆时空而绘制的沦陷区文学地图是残缺的。自19世纪末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侵华战争,在中国的“两岸三地”先后形成了一片又一片沦陷区。所谓沦陷区文学,除“七七”事变后的大陆沦陷区文学外,还应包括“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文学,日殖统治下的香港文学和整个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在内。在由这样一个时间维度、地理维度和精神维度构成的沦陷区文学地图中,从比较视角对“两岸三地”沦陷区文学进行打量,将会对沦陷区文学的整体风貌、个性差异与抗战文学的多元构成有新的认识。

战时上海的日本人文学团体研究——以“上海文学研究会”为中心

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上海,存在过一个由在沪日本文化人组成的国策文学团体,名为“上海文学研究会”。研究会创办同人杂志《上海文学》,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共发行五期。本文以仅存四期的《上海文学》复印本①为基础,并依据同一时期在上海发行的《大陆新报》②《大陆往来》③《大陆年鉴》④等日语报刊史料,对这一战争后期存在于上海的唯一的日本人文学团体的成立背景、性质与活动、文学主张等进行了初步的考查与揭示。

刘心皇和他的新文学史研究

刘心皇在大陆时期写过不少歌颂抗日的作品。去台后,影响最大的是关于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的著述。虽然这类著述存在着许多失误,但在打破禁区方面,仍起了领先的作用。

试论抗战时期沦陷区女性文学的叙事策略

在抗争时期,沦陷区女性文学书写不仅在内容方面表现出某种特有的"诗意",在叙事策略上亦呈现出新的气象。而叙事方法对内容的有效烘托及其二者的巧妙融合使女性书写拥有了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从苏青的作品看高雅的市民文学

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市民文学有其现实的意义,女性作家苏青在此环境下创作的作品以平实、单纯、高雅、市民化的文风赢得了广大市民的喜爱。这种市民文学不是低俗的色情文学,而是一种高雅的东西,它在文坛上独树一帜推动那个时代文学的发展。

东北沦陷区的苦难书写

九一八事变后,沦陷时期的东北作家秉承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和五四新文学"为人生"的文学态度,忠实地描写了东北人苦难的生存处境、国破家亡的精神痛苦、美好的精神品质和他们对和平、自由生活的向往。相对于其它沦陷区文学来说,东北作家这种"描写真实"、"暴露真实"的勇气和潜藏的民族意识是难能可贵的。

东北沦陷区朝鲜作家的自然抒写和文学治愈

东北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14年,高压的殖民政策也使得东北地区文学遭到摧残。在条件艰苦恶劣的环境下,移居东北的朝鲜作家曾在这片热土上开创了朝鲜族文学的先河,并与东北作家群一同抒写了东北沦陷区文学。首先,这个时期朝鲜作家创作的作品,通过自然抒写,如东北的地理位置、气候和水土等,表达了民族意识、生存意识和批判意识,这对了解和考察整个二战时期东北沦陷区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方式,以及特殊时期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等具有重要意义;其次,这个时期朝鲜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表达了内心的愤慨、抑郁等复杂的感情,将文学作为自我治愈及读者治愈的方式,这对了解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不同功能具有实证性的意义。

荒芜世界里的希望——《女声》儿童栏谈片

《女声》是上海沦陷时期的女性杂志,它在创始之初就关注儿童这一社会群体。在严酷的言说环境中,《女声》的儿童栏通过各种儿童文学体裁来关注儿童生活,进行儿童启蒙教育,影射沦陷当局。这种特殊历史场景中的文化坚守不仅为儿童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而且为抵抗日伪当局的殖民统治提供了可贵的言说空间。

《文艺时代》:战后京派重振的先声

抗战结束后创刊于北平的《文艺时代》将原平津沦陷区和国统区京派、近京派作家聚集到一起,发出了战后京派重振的先声。刊物由诗人南星主编,撰稿人以平津沦陷区高校师生作家为主体,折射出京派在战争后的庚续。刊物作品以京派、近京派为主,但也兼容了少数非京派乃至倾向共产党立场的作品。战后京派的民族国家话语加强,文学反映时代的广阔度和文学大众化理念凸显,与"人民的文学"一起形成"和而不同"的时代共振。

近四十年来抗战时期沦陷区女性文学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抗战文学中的沦陷区女性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近四十年来沦陷区女性文学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代至2003年左右)为重评与整理阶段,研究着重于作家及其作品的重新发掘与重新评价;第二阶段(2003年至今)为拓展与深化阶段,着力于拓展研究范围,深化研究内容,进一步发掘其内在理路与独特内涵。这两个阶段既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又形成了颇有内在关联的逻辑关系与衍变风貌,从而构成了新时期以来沦陷区女性文学研究的历史脉络,而其研究属性也逐渐从沦陷区文学一部转向女性文学、都市文学一部,但始终围绕"民族主义"立场存在张力。在过度民族主义与去民族主义立场之间保持平衡,在发掘女性文学内在理路的同时强化不同理论工具的运用,充分引入抗战社会文化史、都市文化史等相关领域研究成果,是推动沦陷区女性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