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本质核心元素探析

艺术的本质问题是一个论争了几个乃至十几个世纪的话题,也是一个曾经被“反本质主义”要放弃和搁置讨论的形而上问题。从历史上看,研究者曾从“模仿”“形式”“表现”来界定艺术的本质。可以说,艺术既是对现实的“模仿”,又不完全是,因为“模仿”的目的是要表达作者的情感和感受。艺术既是要创造一种美的“形式”,又不完全是,因为通过美的“形式”也还是要表达作者的艺术追求和主观感受。因此,无论“模仿说”还是“形式说”,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表达或表现作者的主观感觉。“表现”才是艺术中最主要和最核心的元素,“表现说”也更充分地体现着艺术的本质。

蒋孔阳先生与文艺美学

文艺美学在中国发生是历史必然。告别哲学属性的“美的本质”提问方向,转向艺术本体和审美感受及其关系的问题方向,是40余年文艺学美学领域的潮流。尊重审美感受和艺术本体的学者,都有可能以不同方式为文艺美学建设做出贡献。重读蒋孔阳先生的《美学新论》并选取“多层累的突创”为切入口,细致分析后发现具有文艺美学特质,落脚在文学批评理论,可引发文体、审美主体、文本内容、审美功能等多维批评角度。论文继而从文学批评理论的诸种困惑入手,向“多层累的突创”寻取思考的线索,获得了解决困惑的珍贵美学资源。由此初步假设,蒋孔阳先生《美学新论》具有文艺美学特质。确实,蒋先生的性格、审美鉴赏力以及执着的学术追求,让他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审美经验和深化理论思考,以他美学融合艺术经验之路与文艺美学暗合和默契。首先,在提问方向上暗合和默契。美学性质的美论、美感论、美的规律等大问题,被他分解为小问题群,小问题群紧密贴着艺术本体和审美体验,由此他以“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互结合地阐述,结论均与文艺美学相通相似。其次,他在致思方式上也出现了暗合和默契:问题的层次性和递进性;中西艺术经验及其利弊有条不紊地编织成论证链等。由此,他收获了诸如“美在创造中”“人是‘世界的美’”等一系列中国学者的学术观点,形成了属于中国文艺美学的学术思想和话语。从文学批评理论→文艺美学→美学的逆向逻辑关系来看,从文艺美学属性的《美学新论》中,汲取文学本体和审美体验及其全部美学思想资源,会更为便利和接地气。这是蒋孔阳先生对当代文艺学美学的独特贡献。

论新时代党的文艺创新理论的教育价值

新时代党的文艺创新理论是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智慧结晶,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了科学指导与努力方向。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文艺创新理论的鲜明特质与主要内涵,领会新时代党的文艺创新理论在升华理想信念、夯实辩证思维、提升创新能力、夯实文化自信等方面所蕴含的重要教育价值,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推动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共进,为充分实现新时代党的文艺创新理论的教育价值奠定坚实基础。

王朝闻设计美学思想探究

探讨新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开拓者和奠基人王朝闻的设计美学思想,对当代设计美学具有较高的理论指导价值。通过对大量相关文献的研究和分析,本文简要回顾了王朝闻的艺术生平,梳理和分析王朝闻在设计美学方面的主要理论观点和贡献,总结其设计美学思想为以下三个方面:“形式、功能、内容交融”“造型、风格、风貌塑造”“创新、审美、欣赏体验”。王朝闻的设计美学思想融合实用性与审美性,重视生活体验和传统文化,反对模仿西方设计,对中国设计美学的开拓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现代文论的总名:建立、演变、意义

中国现代文论经历了民国时期的文学概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文艺学、改革开放后的文学理论三个总名的演进。民国时期的文学概论,主要来自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但在现实中又有三种模式:英语文论模式、中国古代模式、苏俄文论模式。1949年前的文艺学,虽然其名来自汉语文化圈对德国文学科学的汉译,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主要来自苏联的文学科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学有三个阶段的演进: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模式为主,60年代开始加上中国内容的转型,改革开放后有与时俱进的思想革新。但改革开放后主要与英语文论互动,产生了文学理论这一新词新义,与同时存在的文艺学和文学概论进行总名的竞争,各显风采。以2010年为标志,文学理论作为文论的总名基本获得共识,其意义不但要从中国文论自身的演进,更要从中国文论与世界文论的互动中去理解。

中国新闻摄影观念的形成与实践(1900-1947)

新闻摄影观念是关于“什么是新闻摄影”以及“如何实践新闻摄影”的观念。中国独特的历史语境、文化观念与社会制度塑造了独特的新闻摄影观念,但是现有关于中国新闻摄影的研究,却未给予这一透视中国特色新闻实践的重要视角应有的重视,近代中国新闻摄影观念的形成与实践也成为一个被忽视的议题。“武器论”观念是近代中国成型的新闻摄影观念,核心内涵将新闻摄影视为对内团结动员和对外揭露宣传的重要工具和“武器”,实践目标在于为抗战争取最广泛的国内外支持和服务战时政治,其形成是摄影术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新媒介与中国社会、文化和新闻业复杂互动的结果。19世纪40年代,摄影术作为一种新技术与新兴视觉媒介进入中国,肖像和风景摄影是当时摄影术的主要应用领域。随着摄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时尚与风雅,中国社会开始转变对摄影术“奇技淫巧”的态度。19世纪70—80年代,摄影术获得了中国大众的接受,摄影开始被用来记录具有新闻价值的社会事件,纪实摄影是这一时期摄影的主流形式。20世纪初,摄影术与中国新闻实践有了“联姻”的趋势,新闻摄影从纪实摄影中分离出来,开始在中国新闻实践中发挥作用,但是此时的新闻摄影主要是作为文字报道的一种辅助性手段。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国内开始出现报纸的摄影附刊。这一时期照相馆是最重要的新闻摄影稿件来源,但是摄影图片大多没有新闻价值,中国新闻摄影处于探索时期,因此并没有成型的新闻摄影观念。20世纪20—30年代,一批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共同推动了摄影从技术到艺术的转变,这一转变将摄影与当时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相勾连。在左翼思潮与战争影响下,摄影成为一种服务时代的“工具”。战争语境促成了沙飞“摄影武器论”思想的萌芽,“战时新闻摄影”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新闻摄影“武器论”观念的形成。在与中共抗战动员和宣传建政需求的结合中,“武器论”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晋察冀画报》忠实实践了“对内鼓动”和“对外宣传”的双重要求。“武器论”观念的形成深受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语境与文化观念的影响,其实践对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新文科与传统文体学融合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革新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教育载体。为满足新时代文科建设的价值教育、专业教育、现代化教育等多种功能,该文探索中国本身学术生长体系中“文体学”在当代教学建设中的重要学理支撑,通过教育理念、教材建设、课内实训等课程改革,实现中国古代文学学理体系与教学实践一体化的创新改革,形成广东省特色专业的核心建设成果。该文的初步探索涉及到具有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学理建构、价值认同和教育策略问题。

文艺复兴音乐断代史的分期问题

文艺复兴音乐作为欧洲音乐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见证了多声部复调技法的兴盛,成为衔接中世纪与巴洛克的关键阶段。欧洲各国在音乐风格和技法演变速度上差异明显,地域文化、社会背景和音乐实践的变化共同推动了文艺复兴音乐风格的演变。然而学术界对文艺复兴音乐的分期问题始终存在不同看法。该文探讨了文艺复兴音乐断代史分期问题,通过考察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等国的音乐发展情况,分析了各国音乐风格演变的差异与共性,梳理了学术界对风格分期的主要争议,并讨论了跨学科方法与新技术改进分期标准的潜力,由此展望了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百年中国红色文艺的文化精神及当代意义

红色文艺作为一种贯穿百年中国历史的重大文艺现象,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精神结构、生命意识、审美追求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成为数代中国人理解社会、理解革命、理解人生的重要窗口。红色文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深度互动,与百年中国文艺现代化密切同步,其以独特的叙事方式与审美表达重建了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实践成果,红色文艺包含着政治与审美、历史与想象、通俗与典雅、传统与现代的艺术张力,并以革命性、人民性、现代性的思想文化特征以及民族性、本土性的美学风貌,表征着百年中国文艺发展及其文化创造的民族精神和审美范型。红色文艺与百年中国社会生活、与现代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现代化、与中外文艺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艺实践、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百年历史经验等重大问题的深度研究,对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从课程、教研室到学科:文艺学的中国生产

对文艺学学科的历史建构进行批判性分析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文艺学学科的建构过程可以以教研室的出现和运作方式作为观测点,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文艺学教研室尚未出现,学科尚未形成,以弱态方式呈现的文艺学主要可以理解为课程和教材,重点分析了教材的思想资源的构成以及这门课在当时的基本性质;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教研室成立后,文艺学作为一个文学研究中具有领导性的领域得以呈现,政治成为将文艺学体制化的重要塑造方式。在周扬等人领导下,文艺学为维护其知识价值做了很多努力;最后阶段,新时期40多年来,文艺学在结束了行政命令的支配、通过教研室或学科的运作而获得相当程度自主性之后,它面临来自内部的学术危机,这也就是当一门基础入门课变成了一门高深学科之后,其发展面临的更大挑战。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视域下非遗的文化建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非遗当下的文化建构是要使其接续传统与现代生活。面对非遗在现代生活中的“失语”,必须将其文化话语贴合现代生活进行适当转述。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事象,非遗的文化建构本质是建构我们自身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自信。其主要途径包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视域下,返回生活现场将非遗所从出的日常生活真正纳入关怀视野,剖析非遗生存空间的地域性、限制性与所承担的消费意义的无限性、全民性之间的矛盾,促进非遗在日常生活场域中“自然性”的恢复与扩散,建构人民大众共享的公共文化;以人民为中心使艺术可以接近人民,人民可以接近艺术,尊重民众自身的选择和实践,进行具有人文关怀的文化建构。将人文精神的人学标准作为非遗当下文化建构的检验标准,兼顾世俗性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使之从一种文化事象成为一种文化体系,从一种生活实践成为一种生命实践。

再论俄国19世纪中期的“纯艺术”论之争

19世纪50—60年代随着俄国社会改革进程的加快,文学界展开了对艺术功能的论争,继承了别林斯基思想的现实主义派主张发扬果戈理的“暴露”传统,让艺术服务于社会,而唯美派站在“纯艺术”论立场上主张发扬普希金的诗意传统,打造“为艺术的艺术”。这场论争以《现代人》《读书文库》《俄国导报》《时代》等主流杂志为阵地,自50年代中期延续到60年代,发表了大量文章,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这场论争一方面促进了俄国文学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一方面提升了俄国文学的艺术品格,并为后来的文学社会学批评和形式主义理论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苏区文艺大众化的革命实践——以中央苏区戏剧为重点研究

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苏区军民在进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同时,大力发展文艺事业,文艺活动和文艺创作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大背景下,苏区文艺承担了使命担当。瞿秋白等共产党人身先士卒,团结了一大批革命艺术家。从苏区实际情况出发,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立足创新,开展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革命文艺活动,在实践中创作出了一大批鼓舞人心的文艺作品。在这场革命的文艺运动中,中央苏区戏剧尤其彰显了历史的革命风采,既鼓舞了士气、积蓄了战斗的力量,又在舆论宣传方面扩大了影响。苏区革命文艺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其文艺价值是深远的。

智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传播机制创新研究

当前已经进入“万物皆媒、智能传播”的智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化大众”的传统传播机制难以适应新媒体、人工智能和元宇宙平台的智媒体大众化传播趋势。亟待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传播机制,包括“大众平权式”传播主体机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引导智媒体发展的传播目标机制,以及与时俱进的传播实现途径机制。通过立足新时代的文艺活动更新传播内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给人民大众,构建“二元一体”的智媒体传播权力体系,提前布局场景化沉浸式传播途径等机制创新策略,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大众化传播进程。

文以载道:中国共产党文艺观的文化逻辑

“文以载道”传统文艺观的基本立场是强调文艺的社会价值和政治导向,最终达成审美与道德的合一。中国共产党文艺观肯定文艺的政治导向与审美导向之间的双向互动,主张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文艺观对“文以载道”传统文艺观基本立场的肯认。为实现审美与政治的双向互动,中国共产党从历史、现实与情感三个向度实现了对“文以载道”传统文艺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新时代的文艺理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致力于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着力建构具有标志性的中华文艺符号体系,在新时代语境下将“文以载道”这一中国传统文艺观推进到全新的历史高度。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总揽“两个大局”,坚持“两个结合”,贯通文艺、文化、文明,贯通历史、现实、未来,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高度,紧紧围绕“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怎样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彼此贯通、有机统一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质特征、精髓要义、科学方法,集中展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风貌、理论特质、理论品格,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的篇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从苏区到延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思想探源

与左翼文艺主要以理论文章彰显其文艺思想不同,苏区的文艺思想以更为隐性的两种方式呈现:其一,蕴含在各种政策、决议、规章、制度等文件中;其二,体现在有组织的文艺实践活动中。在苏区,文艺实践作为文艺理论的一种极致化呈现形态而广泛存在。苏区文艺理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更为深层的联系,是《讲话》形成的重要基础。这一方面体现在《讲话》所肯定的来自苏区的文艺思想上,如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及如何实现这一方向、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批评的标准等;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讲话》所批评的来自亭子间的一些不良文艺作风上。

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中的彰显与遮蔽——对高建平先生主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的学术批评

无论是对专著未予以足够重视,还是对学科建设关注不够,都表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的书写,主要不是从知识增量或者说知识创新的角度去考察“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虽然“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七十年来文艺学论争的中心问题”上是一种学术上的自由,但这不仅仅是“路向选择”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总之,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不仅要提供争论和教训,更重要的是,要提供知识增量的范例,或者说要为文艺学“创新发展”树立“标杆”,在“行不言之教”的同时,给文艺学工作者一个正确的前进目标,从而使文艺学共同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只有这样,文艺学学术史书写才能回归它应有之义。

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融合与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建构

作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建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三种文化资源的复杂关系是关键所在。当代哲学家方克立的“马魂中体西用”综合创新观是比较成熟的学术创新模式,也是指导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的科学方法论。具体来讲,在建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这个命题中,“马魂”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和文艺的重要论述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文论的架构和资源为主体,批判地借鉴西方文论的有利成分,建设中国当代文艺理论。

习近平文艺本质论的人民性内涵

习近平文艺本质论的提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艺实际相结合,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文艺工作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是人民的文艺,强调文艺创作的目的、创作的内容、作品的表现形式都要将人民置于核心地位,体现鲜明的人民性内涵。这是中国共产党宗旨的多维呈现,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