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计资本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滇琼天然橡胶主产区为例

运用海南和云南橡胶主产区615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测算了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设计了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和家庭收入多元化指数,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生计资本配置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生计资本积累有助于丰富农户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来源结构,尤其是金融资本积累有助于提升农户生计活动多样性水平;不同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存在地域性差异;自然资本禀赋对海南产区的收入多元化水平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在云南产区却可能存在“诅咒”效应。2)地域差异、生产决策和农户特性对可持续生计有重要影响。村庄所处的海拔高、距县城距离远对农户开展多样化生计构成挑战;割胶生产规律固化虽然可能会削弱农户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但由于其劳动力调整灵活性强,可更好地稳定家庭收入;土地细碎化具有多元化生计的效果,但不一定有收入效应;虽然贫困户身份可帮助农户获得相关政策的支持,但增强生计能力才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所在。3)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性的促进作用,有52.70%是通过提高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实现的,家庭就业策略优化有助于增强生计资本对收入多元化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达30.52%。最后,建议通过提高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加强生计能力建设、扩展就业信息渠道等来增强农户生计综合能力。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水库移民后期帮扶效果评估研究

基于广西岩滩水电移民的调研数据,运用组合赋权法、Topsis模型对由3种能力构成的可持续生计进行量化,并采用方差分析探讨后期帮扶及其具体措施对移民户整体和3种类型移民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以此来评价帮扶效果。结果表明:移民户可持续生计整体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且非贫困户、一般脱贫户和低保脱贫户可持续生计水平依次降低;综合帮扶对整体移民户可持续生计的提升显著,具体措施是否参与对不同移民户可持续生计的作用不同,其中教育培训对3种类型移民户提升可持续生计均显著;参与帮扶措施多寡对非贫困户和低保脱贫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显著,但对一般脱贫户影响不显著。拓展了移民后期帮扶效果评估领域的研究方法,可以为精准高效推进移民扶持提供依据。

Impact of land expropriation on farmers’ livelihoods in the mountainous and hilly regions of Sichuan, China

Research o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rural household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itigating rural poverty and reasonable land expropriation policy helps to realize better livelihood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cholars have conducted considerabl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nd expropriation and farmers'livelihoods.However,few quantitative studies have u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llages as control variable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land expropriation on farmers'livelihood capital and strategy in the mountainous and hilly regions of China.This study uses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PLS-SEM)to systematically explain the impact of land expropriation on farmers'livelihoods in mountainous and hilly regions of Sichuan in 2013,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llage including income,accessibility and terrain as control variables.The analysis uses both representative sample data of 240 rural households and spatial data calculated using a 30 m 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b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Results are as follows:(1)The land expropriation characteristicsare negatively affected by village accessibility.Villages with worse accessibility tend to have fewer land parcels and less land area expropriated.Additionally,land that is expropriated from inaccessible villages tends to receive less compensation.(2)Natural capital is negatively affected by number and area of land expropriation.Natural capital is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ed by village accessibility,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ed by village accessibility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number and area of land parcels expropriated.(3)Physical capital is positively affected by compensation for land expropriation,and negatively affected by village accessibility through compensation for land expropriation.The worse a village's accessibility/location is,the less compensation it will receive for land expropriation,resulting in lower physical capital.(4)Financial capital is negatively affected by village accessibility indirectly through compensation for land expropriation.The better the village'saccessibility is,the greateris its compensation for land expropriation and,hence,the greater is its financial capital.(5)Social capital is directly and negatively affected by the number and area of land parcels expropriated,and is indirec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ed by village accessibility through the number and area of land parcels expropriated.This study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expropriation and rural households'livelihood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land expropriation on rural households'livelihood.These findings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proper policies related to land expropri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households'livelihoods in the mountainous and hilly regions of China.

数字素养的农户收入增长效应研究

作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新型人力资本,数字素养成为农户生计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素养的提升使农户能够更好地应用先进技术、获取市场信息、拓展销售渠道、增加非农就业创业机会,从而产生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采用“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2020年的数据,从数字设备操作、数字资源获取、数字技术应用、数字意识4个维度选取18项指标评价样本数字素养,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户数字素养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其人均农业收入、人均非农收入和人均总收入,该收入增长效应对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农户和非城郊村的农户更为显著;数字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路径增加农户农业收入,也可以通过促进家庭生计多样化的路径增加农户非农收入。因此,数字素养不仅具有显著的农户增收效应,而且有助于长尾群体共享数字红利,应在加强和普及数字素养教育的同时,重点帮扶数字弱势群体以缩小数字鸿沟,并切实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充分发挥数字素养的农户增收效应。

数字经济与民生协调发展:数字政府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突破性创新对民生发展带来错综复杂的影响,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政府建设是政府对经济演进到数字形态的自我适应,有望成为政府有效应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民生挑战的破局之策。然而,目前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探究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和民生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尚较为缺乏。本文从理论上梳理数字经济对民生发展的影响机制以及数字政府在保障数字经济促进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在起步阶段对民生发展的影响以促进作用为主,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民生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数字政府在数字经济促进民生发展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能为新时代数字政府在数字经济与民生协调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框架效应视角下煤矿安全标识有效性影响研究

在煤矿技术致因事故率逐年下降、人因事故率却高居不下的背景下,煤矿安全标识作为安全信息的重要载体,如何影响矿工的安全认知和决策过程成为信息时代重要的研究内容。为探索安全标识有效性影响机理,降低煤矿安全事故发生概率,结合框架效应,借助ErgoLAB Experiment平台和Tobii Pro Nano眼动仪收集了30名被试的试验数据,研究在不同作业情境(高风险或低风险)下,不同损益框架的煤矿安全标识对矿工再认记忆任务和眼动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风险作业情境及使用损失框架展示的安全标识能显著提高被试的再认记忆正确率;在低风险作业情境的安全标识设计中,可以突出潜在风险和损失,以吸引矿工有限的安全注意力。研究结果可为安全标识优化设计提供证据和参考,有助于提高煤矿的安全生产水平。

供给校正与有效回应:城市民生诉求的治理之路——以深圳坪山区民生诉求系统改革为例

针对一些城市在探索中存在的对民众“需要”掌握不充分、纵横“处置”职责划分不明晰等问题,深圳市坪山区按照“小切口、深层次、渐进式”思路系统布局,持续推进民生诉求改革,通过整合渠道统分拨、合并表单缩时限、优化体验抓过程、融通智慧拓运用,推动表达渠道由“分散”转向“集成”、诉求回应由“有形”转向“有效”、数据利用由“问题”转向“资源”,探索了城市民生诉求治理的鲜活路径。坪山区的实践说明,城市民生诉求治理必须以精准、动态掌握“需求”为起点,以“需求”持续校正“供给”;必须以诉求“解决”为关键,在有效处置的基础上实现有效回应。

民生财政支出偏向与居民幸福感提升: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居民幸福感是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以及政府治理的综合体现,民生财政支出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文章利用熵权法对2006-2021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居民幸福感进行测算,从空间溢出的视角探讨了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其作用机制及异质性。实证研究发现:第一,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民生财政对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具有更显著的提升作用;第二,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空间相关性,民生财政支出不仅能提高本地居民幸福感,而且对提升周边城市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在不同幸福度分位数下,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各分项民生财政支出对不同幸福水平地区的居民幸福感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土地细碎化会抑制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吗?——现实背景、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研究目的:从土地细碎化的现实情景出发,基于2021年江西省“百村千户”调查数据,分析土地细碎化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并探讨生计策略的中介效应及要素禀赋的调节效应。研究方法:OLS,门槛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土地细碎化总体上抑制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但不同细碎化程度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表现为土地细碎化程度的门槛效应,并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基本呈倒U型关系。随着土地细碎化程度的提高,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先上升后下降。(2)土地细碎化通过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作用于其绿色生产行为选择。(3)要素禀赋正向调节土地细碎化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4)土地细碎化对农户不同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性。研究结论:土地细碎化并非简单地抑制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在有序推进土地细碎化治理工作的同时,应整合资源,优化配置,降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的禀赋约束,助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生计资本对农村家庭能源消费低碳转型的影响

为实现农村生活能源低碳转型和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利用陕豫2018年和2021年专项田野调查数据,深入剖析生计资本对农村家庭能源消费低碳转型的影响。首先构建生计资本指标体系,运用Ologit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家庭能源消费低碳转型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然后引入生计策略和低碳认知变量,深入探究其在生计资本对家庭能源消费低碳转型影响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显著促进家庭能源消费低碳转型,自然资本对家庭能源消费低碳转型有显著负向影响;生计策略在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家庭能源消费低碳转型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家庭能源消费低碳转型的影响受到农户低碳认知的调节作用。因此,需兼顾农户家庭生计和能源消费低碳转型共同发展,树立农户绿色低碳意识和生态文明理念,加强发展低碳能源技术,切实保障农村能源全面低碳化转型。

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效果评价与影响因素--基于西部10省1297户的实地调查数据

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既是助力搬迁群众稳定增收、加速社会融合、化解致贫返贫风险的关键,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基于西部10省1297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综合评估后续扶持政策成效并进行区域优先序评价,进而剖析后续扶持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并立足情景化的个体生存状态,从多维视角探寻政策实施效果的异质性及其成因。研究发现:第一,后续扶持政策效益存在显著地区差异,大致呈现“西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第二,非农生计、社会资本和内生动力是政策效果得以跃升的关键;第三,进一步讨论得知,农户收入层级与政策效益呈正相关关系,且安置区类型、社会资本差异和性别差异均会影响后续扶持政策效益的稳定性。为此,各地后续扶持工作应完善升级安置区配套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多管齐下加快发展主导产业,加快推进群众经济社会融入步伐;激活群众自我发展内生动力;出台和优化差异化的后续扶持政策,增加搬迁群众的主观福利。

数字普惠金融提振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分析

提振乡村经济韧性可以促进农村现代化建设。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乡村经济韧性;在作用机制上,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发挥民生改善效应和创业激励效应两种途径对乡村经济韧性产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经济韧性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据此,需要加强数字金融体系建设,通过差异化、动态化的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发挥数字金融的普惠效应,提振乡村经济韧性。

参照依赖视角下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更新满意度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基于2019年实地调研的武汉典型城中村还建社区413份安置村民满意度调研数据,借助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调节效应模型等方法,探讨超大城市城中村安置村民参照依赖、生计资本与城中村更新改造满意度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参照依赖正向显著影响城中村安置居民更新改造满意度;2)参照依赖对象与自身关系的远近与影响程度成正相关;3)生计资本在参照依赖和更新改造满意度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拆迁补偿政策设计应加强村民公众参与,制定合理的住房合法产权认定标准,因地制宜,兼顾效率与公平;尽量消除因生计资本差异造成的影响,以培训等方式提高安置村民文化素质和技能,减少身份转变带来的“文化堕距”;组建监督小组监督城中村更新实施过程。

中国经济“三重压力”下的积极财政政策与财政货币协同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对于提升财政政策效能和加强政策协同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NK-DSGE)模型,拟合了2019年第四季度—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际消费与劳动供给数据的演变路径,模拟了“三重压力”的经济环境,进而定量测算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和社会福利效果,探讨财政货币协同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面对“三重压力”,政府增加民生支出能产生显著的消费乘数,切实增进社会福利;第二,相对于税收融资的货币主导型政策组合,债务和通货膨胀融资的财政主导型政策组合能够提升公共投资的稳增长效果;第三,相对于货币主导型政策组合,减税降费会持续放大财政主导型政策组合下的财政政策效果,并且改善财政政策空间。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可暂时转向财政主导型来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效能,改善应对“三重压力”的能力;同时,积极财政政策应平衡好生产性和民生性支出,在发展中稳步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我国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研究综述

生计作为人类最主要的行为方式,对人地系统的演化起着主导驱动作用,探讨人类生计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成为当前人地系统科学的研究热点,农户作为广大农村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与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所采取的生计策略对生态环境产生着深远影响。在阐释农户生计转型及其驱动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分析框架,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研究主要进展,指出未来研究中需关注农户的生计演变规律及其调控机制、农户生计策略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机制、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评估与监测、农户的可持续生计方式塑建等关键问题。

林业补贴政策对国有林区职工生计的影响效应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东北国有林区职工320份的调研数据,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探讨林业补贴政策对林区职工生计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林业补贴政策对林区职工生计策略和收入均产生重要影响;林区职工拥有的自然资本越多,越倾向选择纯林业型生计策略;物质资本对兼业林业型生计策略无显著影响,对非林业型生计策略有正向显著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丰富,倾向选择兼业林业型和非林业型生计策略。进一步检验发现,林业补贴政策对林区职工收入有正向效应但不显著,选择纯林业型生计策略的林区职工参与林业补贴政策对工资性、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均有正向显著影响,而选择非林业型生计策略的林区职工参与林业补贴政策对转移性收入有正向显著影响。

生计禀赋对农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的影响——以成都311户乡村家庭为实证

以率先在全国探索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创新实践模式的成都市为实证,基于4个乡镇12个村311户乡村家庭的调查,运用典型相关模型从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差异的视角探索农户参与补偿政策成效,为定位参与补偿政策相对有效的农户类型及重点对象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表明:兼业经营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评价表现最好(0.153 7),非农经营户评价值最低(0.120 4),而禀赋异质的农户家庭对于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状况不同。政策满意度是决定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成效的首要指标,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于感知政策满意度最为敏感;农业生产积极性是反映政策实施效果的另一指标,和农户的家庭物质资本禀赋有较大的关联。其中,家庭自然资本及物质资本正向影响农业经营户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影响兼业经营户感知政策效应的指标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家庭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及物质资本;家庭金融资本与非农经营户的政策实施满意度相关,相关部门可根据农户家庭的生计禀赋状况采取相应对策。

从文化民生效应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实效──国颁数据“十五”分析与“十一五”测算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实效可用居民文化消费来衡量。"十五"期间,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量和人均数值均增长8成以上,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和总消费比重也有较大增长,标志着中国已进入文化消费加速上升期。但"十一五"头两年间,居民文化消费总量和人均数值增幅、文化消费占收入和总消费比重均持续下降,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呈现负增长,城乡之间居民人均文化消费的差距迅速扩大。至"十一五"末年,居民文化消费增长不容乐观。

乡村社区旅游开发的民生功效评估——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旅游开发对改善乡村社区民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河北省作为农业大省,乡村社区依托区位、资源与市场等优势,在政策的引导与推动下,乡村社区旅游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旅游对社区生活状态、受益程度、就业规模、生活质量的民生功效认同感普遍提高;但研究表明:社区旅游开发后的居民满意度不高,以社区居民利益为核心的旅游民生功效远没有释放.坚持政府推动、社区主导与居民主体三位一体的旅游发展思路,是充分发挥旅游民生功能、释放旅游民生能量的有效策略.

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综合效应评估及政策创新

陕西移民搬迁肇始于2011年,兼顾生计、扶贫和生态等多维目标,是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策源地”。其后10年间,通过“十二五”时期的避灾搬迁、生态搬迁和“十三五”时期的易地扶贫搬迁,陕西共316.09万贫困人口摆脱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现实困境。面向乡村振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团队通过广泛的国内外合作研究,深入探讨陕西易地搬迁地区生态与搬迁农户的福祉问题,于2011、2015、2019、2021年在深度贫困与生态脆弱相互交织的陕西地区开展搬迁专项调查与政策评估,探索建立了评估搬迁政策的概念框架、创新路径和科学方法,探究解决家庭人口动态性与西部贫困山区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困境、生计与生态系统耦合等复杂问题的新路径、新方法和新模式,形成了中国情景下的解决方案和推广案例,在科学创新研究、政策实践推动、国际交流发声等方面开展了相关工作。第一,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的生计效应评估。梳理了可持续生计相关理论及应用,围绕生计资本、生计策略、贫困脆弱性等对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模式展开全面探讨。研究发现:农户搬迁后生计策略的变化基本上契合政府所倡导的农户生计方式向非农转型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变化更多地体现在已经参与非农活动的家庭,该类农户通过重新配置家庭内部劳动力而强化了其非农生计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户生计结构的优化。第二,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评估。首先,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其次,基于多维贫困视角探究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及致贫因素;最后,测度和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福利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相较于非搬迁情境,搬迁情境下农户收入明显较高,且贫困发生率较低,贫困深度和强度亦有所降低。易地扶贫搬迁会对农户收入差距产生较大影响,相较于非搬迁情境,易地扶贫搬迁情境下农户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第三,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的生态效应评估。构建了生态效应评估框架,基于宏、中、微三个空间尺度以及长、短两个时间维度系统测度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的生态效益,对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的生态效应进行系统评估。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给陕西生态脆弱地区带来了良好的生态效益。易地扶贫搬迁提高了陕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带来了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山区坡度较大耕地面积减少,直接减轻了水土流失和汉江流域氮磷等化学沉积,节约了南水北调中线下游用水区域净水成本,为全球带来了显著的固碳收益。第四,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响应—参与”政策的瞄准优化。分析了不同情境和模式下农户对政策响应、评价及参与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从政策瞄准角度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参与和响应的状况,分析了瞄准偏差产生的原因,展现了政策执行的影响,提出了提升政策瞄准效率的替代方案;基于“政府帮扶—企业牵引—农户脱贫”的分析框架,系统、全面地总结了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工厂”扶贫模式,对丰富人口迁移、生计恢复力、就业式扶贫、乡村振兴和公共政策分析等相关理论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