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力量重组与新型君主国的建立

西欧封建初期 ,是君主、教会与地方贵族三权并立的统治 ,君主作为封建等级的最高领主 ,在超民族的教会与割据的贵族教俗两大权力的双重制约下 ,只能间接行使虚弱的国家控制权。 12世纪以后 ,随着欧洲社会的动态发展 ,市民阶层崛起 ,伴之以商品货币经济繁荣、罗马法复兴、商业技术手段更新、新经济模式乍现 ,逐渐排斥了另外两大权力实体的作用 ,在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两大新生力量的双重支持下 ,建立起新型的君主制政体 。

南朝雍州豪族的门第及其仕途轨迹述论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其主要由秦陇、河洛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其代表人物多凭藉武力勋功进仕,有的位列朝廷显职。不过,在崇尚士族门第的南朝社会,作为门风尚武的晚渡士族和地方土著豪族雍州豪族的社会地位偏低,其入仕道路不畅。这种差异也直接导致了这个地域势力的分化。

六朝门阀贵族制度与地方政治

针对东晋的地方政治,史料上有着诸如"清简"、"威惠"、"严猛"等等许多评语。结合这些评语来具体分析东晋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地方政治,可以发现东晋地方政治中尽管有着"贪残"、"严猛"一类负面评价的侧面,但其主流却是"清"这一贵族式理念支撑的"清静"政治。对于"清静"政治的评语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显著的特点都在于为政者不追求个人政绩,而是积极致力于维护地域社会以及民众生活的安定,因而受到了民众的普遍欢迎和支持。通过立足于民众的立场来观察贵族政治,可以为研究六朝社会提供与传统思路不同的视角。

太平天国后期苏南浙江政权的本土化

太平天国后期在苏南和浙江的统治,一度被认为是所谓“农民政权封建化”性质的蜕变。其实这是一次“本土化”的过程,是太平天国政权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本土化”进程不仅体现出太平天国后期政权建设更加理性与务实的倾向,也与天京朝廷宗教狂热势头相悖,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

西欧中世纪初期的法律体系与多元社会的关系

中世纪初期,西欧社会的政治关系复杂,其主要力量君主、教会、地方贵族鼎足而立,政治结构无序而分散,导致法律结构的参差交错,同一社会内部各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和司法管辖权并存,彼此又权限不明、互相交叉,其中普通法、教会法、庄园法、日耳曼习惯法和残存的罗马法等,相互间的矛盾与争斗,将中世纪西欧的法律体系搞得支离破碎。

蒙满联姻与京剧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

清末民初,与满清皇室联姻的蒙古王公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多有机会接触为清廷统治者所喜爱的京剧。返回本旗后,他们纷纷修建豪华的戏台戏楼,或邀请内地戏班前来演出,或兴办自己的王府戏班,并着力培养出一批本土蒙古族优秀表演人才,这些都在客观上推动了清末民初京剧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更为京剧在蒙地的生根发芽、繁荣兴盛带来不可多得的契机。

北归士族在北朝发展的几种模式初探——以太原晋阳王氏、渤海刁氏、琅琊王氏北归后的发展为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原先南迁的士族由于各种原因回归北方。这些北归士族在北朝的发展状况迥异。太原王氏与渤海刁氏北归后在北朝顺利发展,分别呈现出“中央化发展模式”与“土著化发展模式”。琅琊王氏却因为没有成功实现“中央化”,也没有完成“土著化”,因而在北朝迅速衰落了。

电视的商业化、贵族化、同质化批判

商业文化大潮对严肃文化、精英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电视传播领域中,集中地表现为电视剧的文化品位低俗和游戏娱乐类节目的大量“克隆”的倾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多出电视精品,这不仅是完成中国电视任务的根本措施,而且也是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方向。提倡多样化,必须警惕和反对电视文化的商业化、贵族化和同质化。我们赞同和呼唤电视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本土化。

再论东晋时期浔阳陶氏的阶层升降-以乡品考察为中心

浔阳陶氏家族起自孙吴时期的地方土著豪强,入晋后其代表人物为陶侃,由于亡国之余与南方豪族二重性质,最初难预士流,起家寒微,但依靠其个人军功获得权势,实现了乡品的提升,并使得浔阳陶氏成为东晋“势族”。而陶侃死后,其诸子未能充分利用其留下的政治遗产,使陶氏家族完成向“世族”的转变。此后虽与名士孟嘉联姻,并出现了陶淡、陶潜两隐士,但皆未能扭转陶氏家族重新沦为地方寒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