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民间神庙临时戏台考述——以清至民国时期碑刻文献为考察中心

作为戏曲的演出场所,戏台有固定戏台和临时戏台之分,两者长期并存。由于缺少实物证明和文献记载,目前学界对于临时戏台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清至民国时期碑刻文献为考察中心,洛阳民间神庙搭建临时戏台之风持续存在,其因循民间神庙不同的地形地势需求而搭建以降低成本,其作为固定戏台的有益补充,临时戏台发挥着娱乐、社会教化以及文化传承的功能和作用。

地方诗歌总集中诗歌批评文献挖掘研究——以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为例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一是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的诗话文献,如清代郑杰《注韩居诗话》、梁章钜《退庵诗话》、郭柏苍《柳湄诗传》、郑王臣《兰陔诗话》、涂庆澜《荔隐居纪遗》《续梅花百咏斋附记》等。二是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诗歌总集编纂者在人物小传后自撰评语对人物进行评价,或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笔记小说、各家诗话等资料对人物进行集中评注。三是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诗歌总集编纂者在诗题之下,或诗中某句之后,或整首诗歌之后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说明诗中相关内容。

随势应变:清代云南武定暮连土司统治的构建与调整

清代云南武定暮连土司经历了王朝更替、改土归流、地方起义等一系列变局后,仍旧保持着对当地的实际控制权。通过解读现存档案史料,可知暮连土司在社会转型中,通过积极拥护朝廷政策、塑造祖先身份、调整生存方略,从而获得了官方和土民的认可,稳固了地方统治地位,这种随势应变的态度与方式是其得以长期存续的重要因素。对暮连土司的个案研究有助于了解基层土司的自我认知与能动选择,并且增进对边疆民族地区由“化外”转为“化内”的内在机制和复杂过程的理解。

明清方志所见江西茶叶产地与名茶考略

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江西茶文化上接唐宋,传承至今,依据地理分布可划分为南昌及周边地区、赣中地区、赣东北地区以及赣南地区。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是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与认同的产物,明清时期江西茶叶产地和品种的持续动态变化,反映出茶文化在地域间传播与演变的不同特点。将地方志研究与茶史研究相结合,重新审视和挖掘地方茶文化的历史价值,有助于丰富对不同时期江西茶文化的认识,为理解茶文化在地域社会中的传播机制提供新的视角,对于促进地方文化传承和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至民国时期贵阳同乡组织的演进及其社会功能

清至民国时期,贵阳同乡组织大体经历了“会馆”与“同乡会”两个发展阶段,其演变进程与贵阳地域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作为公共空间的同乡组织在政治上成为各方势力利用与控制的场所,在经济与文化上成为了重要的交流交融平台。同乡组织通过乡籍网络对省际关系与省县关系进行积极调适,成为协调地区利益的重要中间组织。总的来说,贵阳同乡组织积极适应地域社会的变迁,其影响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贵阳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术语翻译与知识生产:晚清数学知识翻译史探蠡

晚清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晚清社会掀起翻译西方数学著作的热潮。一批开明的译者毅然承担起通过翻译西方数学知识以图强的重任,他们选取西方经典数学著作来进行翻译。在这一数学翻译实践中,中国译者通过汉译数学术语来促进西方数学知识的本土化,从而实现数学知识的流转,数学思想的传播,以及推动中国数学翻译实践的变革。同时,通过数学翻译来促进中西数学知识的融通,以及在批判中进行整合与创新。晚清时期,西方数学知识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本土化表述,也在知识再生产中形成了新的数学知识体系,并且在知识选择和建构中进行了分门研学。总之,知识的流转离不开译者的实践。因此,在中西文明互动下,晚清译者对西方数学知识也进行了本土实践,努力构建系统化的数学理论体系。最终,在文明互鉴中形成自身的新知识体系,从而逐步构建起中国数学的话语体系。

经营之道:清末民初北京照相馆的变革与发展

摄影术自19世纪60年代传入北京后,当地照相馆便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出现。在中西文化碰撞下,京师的摄影从业者在经营过程中为使照相馆更加适应中国顾客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通过对照相馆的布景与道具进行变革,增加拍照形式,为照片进行着色等新颖方式对照相馆的艺术商业模式进行了本土化探索,使北京的照相馆在中西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拍摄风格。这些措施改变了大众传统的艺术审美观念,推动了清末民初北京照相业的发展。

清末基层治理模式的嬗变——以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问题为中心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近代国家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场制度变革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模式和政治生态。选举制度是城镇乡地方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移植而来的西式票选制度对当时中国基层政治生态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不容低估。“居民”等地缘主义视角的治理概念取代了传统“臣民”等身份视角的旧政治话语。“选民”观念确立的背后则是西式选举制度的移植,基层治理中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明清时期山西中药材的方志文献研究——以《山西通志》为例

通过网上查阅国家图书馆数字古籍、数字方志等古籍特藏文献数据库和实地查阅山西省图书馆等方式,查询明清时期《山西通志》中有关中药材的记载发现,现存《山西通志》共10种,记载山西地产药材187种。通过系统梳理历史上山西地区中药材的品种、产地及分布等情况,为山西道地药材、优势中药材品种的挖掘、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提供史料依据,为构建“晋药”品牌体系,实施晋药品牌战略,提升山西省道地中药材影响力,为中药材领域的宏观经济决策、市场研判提供数据支撑和智力支持。

清中后期边疆地方志的土司书写与权力表达——以桂西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为例

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是清中后期桂西地区编纂的两部特色鲜明的地方志,修志者均对本地世袭土司予以突出记载。然而,由于时代背景以及话语权归属的不同,两部志书的土司书写又存在明显差异。王氏土司掌握道光《白山司志》的编纂话语权,能够在志书中对其家族形象加以建构和美化,以此巩固其世袭地位;光绪《百色厅志》由流官主导编纂,尽管志书同样对土官家族的功绩加以肯定,但其评价则较为客观,同时对于土官的罪行亦予以强烈批判,体现出修志者宣扬朝廷威严、加强改流地区社会控制的深层目的。无论是土官家族,还是朝廷流官,均充分借助官方政治语言,在国家认同的语境下,创造出自己需要的文本,地方志成为其表达话语权的文化资源,以及建构地方历史的重要工具。

国家视域与边疆治理研究——以清代云南水利为中心

清代云南水利发展达到传统农业社会的顶峰,与上至帝王下至地方官绅高度重视云南水利发展密不可分。总体上看,清代各朝皇帝都一如既往地重视云南水利发展,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地方官员和士绅对云南水利认识更为深刻,并针对不同情形提出因地制宜的水利发展策略。正是在社会各阶层所形成的重视水利发展的意识,奠定了云南水利发展基础,为清代治理云南夯实根基,为云南深度内地化创造了积极条件。

康熙《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特点及价值

目前学界对黄德巽,胡承灏,周启先等人编纂的《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存在争议,经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黄德巽等人编纂的《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为康熙五十七年(1718)。罗平地处西南边陲,文教不兴,无较多的文献资料记载,在这种情况下,黄德巽等人根据罗平当时的实际情况编纂了《罗平州志》,故该志可称为清前期的罗平大全,其特色主要有云南军政长官为其做序,在兼顾汉志编纂传统的基础上又兼具罗平本地的民族特色,同时因罗平地处三省交界而又具有军事特色。康熙五十七年编纂的《罗平州志》作为一部清前期的罗平大全,在地方治理、保存史料和促进社会教化、罗平民族融合等方面有巨大价值。

《吴兴诗话》考论——兼谈清代地域诗话的特点

《吴兴诗话》是清代学者戴璐所撰的一部地域诗话,著录了顺治初年至嘉庆初年浙江湖州地区有代表性的诗人及诗作,所录诗歌多属酬唱类作品,对地方望族的文学活动和人际交往也多有描述。地域诗话在编纂体例、题旨上具有一定的共性,在诗歌采摭、人物传述上则各有偏重。《吴兴诗话》既沿袭了清代地域诗话的一般性特征,又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是湖州目前唯一存世的保存最完整的地域诗话,对深入研究湖州地方文化有重要意义。该文旨在就《吴兴诗话》作者、版本及体例等方面的内容做一些相关考察与订正,为进一步解读和研究《吴兴诗话》提供一些参考。

清代方志版刻“城市八景图”中园林活动及其空间意象营造研究

清代方志中的版刻“城市八景图”是清代风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反映了市民在城市及周边进行公共游憩活动时的理想目的地和观景需求。文章以清代方志版刻“城市八景图”为研究素材,通过对八景图题名、题记和图像的分析,梳理出山水游赏、田园游赏、城郭远望、公建游园4种活动题材及其活动主体和内容,并进一步从空间范围、构成要素、空间营造手法和氛围总结出活动题材所对应的空间意象。

1756年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辨析

1756年,孔子第七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向清政府提出废除“告子”从祀及裁撤孔府庙户的请求,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批评,甚至险些失去爵位,使孔府一时人心惶惶。通过此案件的分析,还原其来龙去脉后,可知孔昭焕请废告子从祀有其理论根据,并非不符礼制。但乾隆皇帝仍借庙户问题,严惩孔昭焕等人,并趁机收回孔府选任曲阜知县的人事权,借以打压孔府势力,贬低其道统地位,而清政府也借此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威及其礼教上的正统地位。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清代西藏方志著录及条目内容的疏漏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是《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出版后编纂的大型提要性方志目录。西藏地方志是中国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这一提要性工具书清代西藏方志的著录及条目内容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一是将部分非方志著作纳入著录,所著录的康熙、雍正时期的西藏方志多为行记;二是著录存在遗漏,在清代西藏方志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及影响的几部志书未见著录;三是部分条目的内容有误或不准确、不完整,有的条目未言及志书编纂特点及志中具有资料价值的记载。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影响清代西藏方志的收集整理及资料的挖掘利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方志史及西藏方志发展史的研究。本文旨在与西藏方志研究者交流,同时也为“总目提要”今后的增订提出建议。

明清时期芜湖地区中医药事业发展研究

以明清时期的芜湖城区史料为研究对象,探究地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情况。明清时期,芜湖地区中医药事业总体呈稳定上升趋势,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其一,地方重视医士的培养,教育获得途径多样,且医者重视自身品德修养;其二,医士大力编撰医学书籍,分享个人临证经验;其三,官民结合建立医卫机构,投身于地方防疫工作、医药慈善事业中;其四,中药贸易空前繁荣,本地药号鳞次栉比。

清代河南京控吏役案件探析

清代河南京控案件中有不少涉及地方书吏和衙役的,皇帝严令河南巡抚查明事实真相,依法断拟。河南官员审理时发现,这些告状都有许多不实之词。为了自身利益,河南地方官员遵照程序、运用司法技术将不少案件审断为诬告。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官员与中央和皇帝的博弈,二者在京控类案件上,司法诉求存在本质差异,河南省级官员在乎的是自身政治利益,而清廷最高统治者关注的是法律公正。二者最终博弈的结果是妥协:河南省级官员保障了自身利益,清廷最高统治者得到司法诉讼的解决。

清代福建省级地方诗歌总集叙录

清代福建省级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始于唐黄滔《泉山秀句集》三十卷。至清代大量出现,共编纂34种,其中清代前期7部、中期20部、后期7部,是对福建地方文学创作的梳理,标志着福建文学进入总结提高阶段。清代福建省级地方诗歌总集中,华亭田茂遇、董俞辑《十五国风高言集》四卷,建宁朱霞辑《闽海风雅》十卷,龙溪黄日纪辑《全闽诗俊》六卷,侯官郑杰辑《国朝全闽诗录》初集二十一卷、续十一卷,长乐梁章钜辑《乾嘉全闽诗传》十二卷,侯官郭柏苍编《全闽明诗传》五十五卷,侯官郑杰原辑、侯官陈衍补订《闽诗录》四十一卷等是梳理福建地方文学发展脉络最重要的省级地方诗歌总集。

巴蜀城池空间环境营造探讨——基于清代历史方志的分析研究

明清时期城市发展出现一次新的高潮,巴蜀地域在经历了长达数十载的兵燹之乱后掀起大规模的城市重建活动。在清代官方主导编修的各类地方志书中,图文并茂地记录了大量与城池营造相关的历史信息,为研究这一时期巴蜀城池空间环境营造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物料和重要佐证。通过地方志中历史舆图与文字记载的解析、梳理,从城池的选址布局、空间架构、景观塑造三方面入手,探讨清代巴蜀城池空间环境营造的典型规律和地域特征,既能丰富古代城池空间环境营造的研究视角,也能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