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化能动”:国家定纷止争的本土实践逻辑

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的必要前提,是构建国家秩序治理的边界,避免其对活力的“恣意”干预。现有理论将国家介入社会纠纷的边界诉诸于程序政治和形式理性,但该逻辑与转型中的治理现实存在明显断裂。论文发现,国家介入纠纷解决的本土实践,不是国家简单提升损益的干预力度和规则刚性,而是强调以行政统合全面吸纳诉求并构建整体同意;不是被动守住底线预期,而是通过形式法治主动嵌入社会,确保多元规则体系的整体可靠;不仅是从外部协助推进妥协与协商,更是以总体领导推动信任、交往与合作的良性循环。文章认为,这些多样和特殊的本土调适背后,呈现的是“体制化能动”的实践逻辑,这构成国家介入纠纷解决的清晰指引和可靠约束。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视阈下卡尔沃主义的复兴及影响

现代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结构体系,始终伴随着东道国、投资母国和投资者这三方关系在“公”“私”两个维度上的互动而发生着变化,构成一个“三方二维”结构。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家究竟是将争端解决的权利向外让渡还是收回,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重心是向国家远离还是回归,卡尔沃主义从诞生、发展、沉寂到复兴的过程给出了答案。随着卡尔沃主义的复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采取积极的应对模式与改革措施,对原有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进行修正并向国家回归。坚持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利益将构成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变革的重要主题。

乡村社会中的人民调解实践与反思——基于对云南晓村的调查研究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的秩序结构、关系向度、思想意识等正在悄然改变。乡村纠纷解决的方式、机制、模式呈现出与之对应的嬗变,人民调解在乡村社会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基于田野调查材料,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分析乡村人民调解的地方性实践经验及其内在逻辑。乡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成长于国家与地方互动的场域,在调解实践中调动、汇聚多方力量及资源,建构出一个调解纠纷的“任务共同体”,形塑了新时代情理法融合的纠纷化解机制。

从村级自治到多元共治:乡村纠纷调解的逻辑转向及其优化——基于“结构—行动”视角的分析

乡村纠纷调解是一种基于结构与行动的交织过程,表征为乡村社会结构下解纷行动者的策略选择逻辑。乡村纠纷调解遵循村庄内生力量主导下的自治进路这一传统逻辑,形成了与乡土社会小农经济生计模式、家族宗法制度、儒家思想和合观相适应的解纷机制。随着乡土社会结构的转型,村级自治型调解的动力、能力和效能渐趋弱化,乡村纠纷调解需要实现从村级自治型向多元共治型的逻辑转换。多元共治型调解模式通过村级调解组织的能动性治理,创设居于乡镇与村组之间的片区调解单元,促使差异化调解行动者的资源制度化,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发挥多元共治型调解的治理优势,需要立足乡村社会结构转型现实,坚持基层党组织对纠纷调解的领导地位,优化片区调解单元,厘定调解行动者权责结构,激活传统与现代调解资源,以适应乡土社会的发展变化。

我国竞技体育薪资争议诉诸体育仲裁研究

随着我国竞技体育的不断发展,各种体育纠纷不断,其中以薪资争议最为典型,对此我国主要依赖非专业化的行政机关和体育组织的调解和裁决方式加以解决。目前我国缺失专业化的体育仲裁制度,现行的法律法规对竞技体育纠纷诉诸仲裁的规定流于空泛,相关实践的法理正当性亦有待确认。竞技体育薪资争议具备简明化、专业化、全球化特征,与我国政策走向高度契合,对其诉诸体育仲裁存在可能性。虽然我国短期内无法建立健全独立的体育仲裁制度,但可通过渐进式改革的方式,遵从我国法律创制由简入繁的体系思路,先行引入美国最终报价仲裁制度。从具体实践来说,最终报价仲裁制度本土化需上升至法律的层级,加强对程序的映射,引入合比例性测试。

清末赣南客民的土地经营与纠纷——以大余县龙虎寨下唐氏文书为例

直至清末,赣南仍然还有新移民移入定居。在这个过程中,客民的土地经营成为观察客民在地化的重要切入口。保存下来的大余龙虎寨下唐氏文书归户性强,涉及土地交易文书繁多。以唐氏文书为线索,可以勾勒出清末民国年间龙虎寨下客民唐仲三的土地经营情况,揭示其土地经营具有开拓性、多样性、规模性的特点。此外,唐仲三的土地经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唐仲三融入龙虎寨下的进程密切相关。唐仲三的土地经营个案对深入了解客民在地化问题以及赣南乡村社会结构重建、社会关系变动有着重要意义。

浅议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本土化适用

本文着重分析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性质、特点以及美国和日本替代性纠纷解决制度的成熟经验,同时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思考。

乡土正当性与法律正当性在林权纠纷中的博弈——基于桂南两县一区的实地调查

通过背景梳析,在对林权纠纷中地方政府、国有林场、农户的调查后发现乡土正当性和法律正当性在当地林权纠纷中存在冲突,通过分析得出当前的林权纠纷问题具有普遍性和复杂性的基本特征;从制度经济学的产权角度和农户增收角度来看,农户的土地产权应得到维护。

“乡土中国”的文化困境——关于“乡土传统”的百年论说

“乡土中国”的论述涉及对中国传统及其文化根基的认知与评价。本文结合20世纪以来学界论争的主要观点加以阐发,提出如果不走出对于乡土中国在认识上的“文化困境”——即判定乡村世界是中国文明的根基和希望还是陷阱和泥潭,或简言之不摆脱认识农民世界“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样的二元对峙,政治解决和民生层面的相互协调就难以完满实现;而城乡之间日益猛烈的双向涌流或许还会进一步激化社会和价值的紊乱,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前景也还会因缺乏本土根基及其自身大、小传统的重新整合而流于漂茫。

构建中国本土化ADR制度的思考

在当代,随着社会主体在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及利益冲突上的多元性,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各国通常把法院以外的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统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ADR的研究和利用已经成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时代潮流,并发展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的ADR与世界各国一样,处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中,同时,中国的ADR及整个纠纷解决机制还面临和经历着特殊的重构过程。西方国家成熟的ADR制度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技术设计层面的参考,然而,中国目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国在现阶段应用和倡导ADR制度是否合乎时宜?我们应该如何构建一个既兼顾法律文化传统又符合当今司法理念的中国化的ADR制度?将结合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传统管辖规则在网络背景下所面临的冲击与挑战

随着网络技术的应用与发展,确立在地域主权概念基础上的传统管辖规则,因为网络法律关系的超国界性和虚拟性等特征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然而各国并未因网络技术的挑战而放弃根植于深厚历史法律文化背景下的传统管辖规则的可适用性。由此如何结合网络法律关系自身特性及其传统主权概念所面临的挑战,以实现网络案件的场所化需求为出发点,平衡多元价值需求,重构网络案件司法管辖规则,成为摆在当代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面前的一个时代性难题。

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评析——基于地方实践

我国地方实践的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是提高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效率的关键,其正当性基础在于当事人自愿。结合知识产权纠纷特点,就地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知识产权诉调对接机制的完善提出意见。

地方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的“分级应对”机制研究——以S省M市医疗纠纷为例

在行政资源有限,并且政府与社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难以高效、全面地处理各类问题,需要建立一套信息分级的识别与应对机制。论文以S省M市政府在处理医疗纠纷中的运作机制为关注对象,揭示了相关部门通过事件分类与影响评估两个维度,区分出简单、复杂与重大不同级别的医疗纠纷。总体而言,医疗纠纷应对中,既要“看事”,也要“看人”,是一套综合的评判体系。在此基础上,S省M市政府采用了操作主体不同、处理方式不同的应对机制。这套机制让政府可以集中行政资源解决棘手问题,而让其他次要问题简单处理。但是,这套机制弱化了制度效力,产生了“两极化”的治理效应,催生了各类讨价还价行为,出现制度化难题。

我国基层纠纷治理的制度转型与创新发展——基于2019—2020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分析

纠纷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安全的"压舱石"。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的本土经验表明,基层纠纷治理主要借助以在地性解纷为内核的分层过滤机制、以集约式解纷为内核的资源统配机制、以柔性化解纷为内核的过程稳控机制来支撑。其中,在地性解纷重在以及时就地化解减免冲突上行;集约式解纷旨在以一站式平台重整多元解纷资源;柔性化解纷则意在以统合情理法的调解为首选项。

风险社会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的角色冲突及其调适

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尤其是明确地方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目标和特点,是提高其风险治理能力的关键。当前研究大多为政府角色的应然研究,相对忽视地方政府的"特殊利益",公益性与自利性角色在不断地交织博弈。以X市某镇政府安置房产权纠纷事件为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在风险治理中所表现出来的角色特点及其冲突变化,发现其具有"合作-监管""合谋-放任""回避-控制""协商-治理"4种角色形式,且存在于地方政府风险治理的不同阶段。因此,需合理定位地方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及要求,并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制度性规制和调适。

基层纠纷的社会风险及其动态监测

基层纠纷产生于平常的基层社会生活之中,虽是社会关系的形式之一,但这种非均衡、矛盾的关系,其解决方式与演化过程也会对社会常态化运行构成一定威胁。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来考察基层纠纷,主要是关注基层社会场域中"社会怨气"的"压强"是否会构成毁坏系统的风险。通过调查基层民众有关纠纷及其解决方式以及主观意识和态度,由此可对基层纠纷是否会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运行的社会风险加以动态监测。监测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民众报告的基层纠纷发生率、非理性纠纷解决方式选择倾向和基层潜性纠纷的比例。根据基层纠纷调查所作的社会风险动态监测结果显示,当前社会风险系数总体上在0.14,属于较低水平,但有些地区在某些方面的社会风险则显得相对突出。控制和降低基层纠纷的社会风险,关键在于让基层纠纷得以有效地治理。

基层纠纷解决中的司法知识划分与补给

司法知识可以分为普适性司法知识、地方性司法知识。但是,目前法官的司法知识主要服务于城市工商社会的当事人,普适性的司法知识仅提供给当事人一个法律答案。在乡村社会,法官的司法知识无法满足基层社会的个性需求,纠纷的解决缺乏良好的社会效果。改善合议庭的组成,引进具有地方性司法知识的陪审员;改革法学院的教学内容,增加民间法与基层司法的专门知识。通过司法知识的补充,实现基层纠纷解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晚清咸同之际税关间的关税纠葛及其调解

晚清咸同之际,由于筹饷权的下放,地方财政渐具形态,作为中央财政重要来源的关税收入,也被纳入以地方军务为中心的财政单元之中。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不同地区的税关在追逐关税资源过程中,产生如税源分割、税款支配方面的种种纠葛。这种带有地方本位意味的各地税关之间的利益对立,凸显出新的历史情境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进一步松动的迹象。

乡土社会的民间习惯与纠纷解决——以帮工习惯为中心的考察

以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法秩序分析乡土社会的帮工习惯,帮工习惯属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规范,是熟人社会以人情关系为基础的民间规则,具有分担民间社会风险的保障功能,主要依靠私人惩罚机制保障实施,背后体现了与国家法截然不同的乡土逻辑。在纠纷解决中,对于帮工习惯与国家法的冲突,应当善用调解等非诉讼解纷手段实现法秩序的沟通。

乡村土地资源纠纷解决方式的探讨

乡村土地资源纠纷问题涉及土地法律制度等的运用,呼唤多元解决方式。结合实地调查情况认为,在乡村土地资源纠纷解决方式的问题上,在关注法律的同时,还需要关注政策与地方性知识在乡村社会土地资源纠纷化解中的运用,使其弥补各自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