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之际的贡奉

唐代中期出现具有赋税性质的进奉,贡奉之弊由此而生,这一现象反映了唐宋之际君臣关系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五代承唐末藩镇割据之余绪,尽管朝廷致力于藩镇州县化,但实际上地方与中央财政关系仍然遗留藩镇特征。以后梁时期“四镇”、魏博、镇、定来看五代财政中央集权路径:朱温据有“四镇”,易代后直接州县化,属易代型;魏博依附朱温,通过集权和武力手段州县化,为依附型;镇、定是以武力征服州县化的,属贡献型。以上州县化路径不同,大体反映出五代财政中央集权的基本情形。而五代藩镇州县化形成了上供和贡奉互济的中央财政模式,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同时也遗留下不同程度的藩镇性,这表明五代并没有解决唐末遗留的历史问题。宋初成功地革除贡奉之弊,走出唐末五代历史的“逆向”,重建中央集权,开辟了一个新的王朝时代。

“物产志”及其索引数据库的价值——以《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为例

地方志中的物产,除了记载当地的农作物、动植物等内容外,还涉及不同时期的特有产物、民生日用等多重信息。对物产志信息的挖掘,无疑对农学、中药学以及文化旅游资源等的开发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是第一次整体性对上海市当代行政辖区内1949年之前成书的府志、县志的整理,其中物产志部分编写的体例、特点值得深入研究,尤其可以通过编制物产索引、建立上海方志物产数据库等来挖掘方志物产的特有价值,为进一步研究中国方志物产索引数据库提供借鉴。

县域创新何以成功:基于“场域—行动者”的解释框架——以A县“集体民宿”为例

地方政府创新并非易事,成功的创新也并非均质分布在每个政府层级。已有研究表明,县域创新的数量与质量都远高于其他层级。县域创新何以成功?既有研究未能给出充分回答。从“场域—行动者”框架来看,正是作为特殊场域的县域塑造了创新行动者的创新行为模式,形成了创新成功的内在机制。西南X省A县“集体民宿”案例表明,县域通过三重机制促成了县域创新的成功:一是动力生成机制,县域特殊的结构与团体特征激活了个体的创新动力;二是合作生产机制,县域统合性体制与战略性群体特征推动着创新中的集体行动;三是效果保障机制,互嵌的整体性县域资源与扁平的创新同盟的灵活行动,保障了创新行动的创新绩效。

人口变化趋势下县域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及调适方向

当前,我国教育领域面临人口向城流动和出生人口减少两个层面带来的对教育资源配置的挑战。从我国县域教育资源配置实践来看,存在城乡学校建设投入错位、师资力量配置多头匮乏、生活服务设施跟进缓慢等问题。从央地关系的视角分析发现,在县域教育资源配置上,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之间存在目标张力和权力约束,导致资源分配弥散,无法回应人口变化带来的教育资源配置挑战。因此,需要对教育资源配置权进行细致界定和重新划分,建议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联合掌握资源调配权和资源监督权,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分级掌握资源统筹权,县级政府具体掌握资源分配权。这一权力分配格局既能够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也能够规避中央和地方在资源配置中面临的权力约束和策略局限,从而实现人口变化趋势下优化县域教育资源配置的目标。

乾隆时期河北地方志民俗音乐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以《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为例

地方志作为全面记述一定行政区域的资料性文献,对于研究本行政区域历史有着无法替代之意义。地方志编修工作经历了长期发展,至清代进入方志编修的鼎盛之时。对乾隆时期刊刻《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的民俗音乐文化史料进行梳理和研究,从婚嫁丧葬及岁时节礼两个角度对清乾隆时期河北地区民俗音乐文化发展状况作出分析,并探讨音乐在其中的功用意义,进而来思考当下民间礼俗的传承与复兴,对于促进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意义。

清代州县治理的区域特色、实施路径与基本策略——基于顺天府宝坻县的考察

在皇权下县遭遇巨大困境的背景下,州县治理成为清王朝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重要基础。清代的州县治理在基本制度设计上具有普遍共性,然而在疆域辽阔的传统中国,区域特色鲜明的生态环境以及人文背景深刻影响着县域治理的开展。就京畿地区而言,县级政权地处统治中心地带,又居于国家行政体制的底端。如果从基层民众的视角来看,县级政权统辖数百村庄,在民众看来它就是乡村社会之顶端。清代“皇权不下县”的行政特色以及简约治理的理念决定了县域治理的多元特性,清王朝将县级政权建设作为实施基层治理的核心任务,在此基础之上,国家意志与国家权力借助县级行政机制以及半官方、民间治理资源,形成了官民协同治理的基本策略。

1756年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辨析

1756年,孔子第七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向清政府提出废除“告子”从祀及裁撤孔府庙户的请求,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批评,甚至险些失去爵位,使孔府一时人心惶惶。通过此案件的分析,还原其来龙去脉后,可知孔昭焕请废告子从祀有其理论根据,并非不符礼制。但乾隆皇帝仍借庙户问题,严惩孔昭焕等人,并趁机收回孔府选任曲阜知县的人事权,借以打压孔府势力,贬低其道统地位,而清政府也借此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威及其礼教上的正统地位。

一体抑或分立:市县关系的变迁动力、样态类型与优化进路

市县关系是我国政府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方政府治理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市县关系的样态直接决定了我国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样态,也是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影响因素。为了适应经济社会体制发展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市县关系在中央政策导向和地方治理现实的双重作用下发生了更为明显的变迁。时至今日,我国市县关系呈现为“市管县”为主,兼容多样化“省管县”的图景。但市县关系方面同时也在行政层级、发展均衡、权责模糊等方面出现问题。为有效解决相关问题,通过梳理既有的市县关系变迁历程,归纳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动力,并明确其对市县关系变迁与发展的现实作用。同时,根据变迁历程及其动力,形成“市县一体”和“市县分立”两种理论分野。基于此,从政府职责的视角出发,依托事务类别、管理模式和发展导向,尝试将市县关系构建为四种样态:完全一体型、有限一体型、完全分立型和有限分立型,进而得出“一体”与“分立”的融合是推进市县关系优化的主要方向。在确定方向下,以政府职责为推进优化的逻辑起点和目标导向,尝试建立“创新理念-构建体系-建立机制-推进协同”优化进路。

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一个分析框架

县域是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从县域社会学的角度,这源于乡村振兴以县域全面振兴为前提,也源于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流动的特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变革要求城乡相互打通,充分尊重农村的主体性,具体涉及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公共服务、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四个方面的变革。从实践来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有两个问题需要避免:一是避免劣质城镇化;二是避免过度“经营”村庄。

县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风险评价体系研究

2008年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出现,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随着国家新预算法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新规的推出,市场化转型成为公司生存发展的当务之急,解决好风险管理问题则是顺利推进转型的关键。以风险管理等相关理论为基础,在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经营环境、管理现状以及风险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县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风险评价体系。通过县域H投资公司作为样本进行检验,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该公司的全面风险进行量化测度,并提出了较为针对性的风险应对措施,为县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风险管控提供参考和借鉴。

智慧技术赋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运作机制研究——基于四川省M市的实践探索

环境治理中的智慧技术赋能主要是借助智慧环保的技术来提升治理的手段与效能。生态环境快速反应平台系统的构建及运行机制,提高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中资源共享利用能力,实现了环境监管全覆盖,推动了信息化联动格局的形成,提升了环境执法的实效性。借智慧技术赋能的政策契机,推动地方政府从转变认知、资源配置调整、组织重构、流程再造、机制创新着手,可采取因地制宜渐进“迈小步”原则推进“最适智慧环境治理”。

民国时期贵州雷山设治局的设置与治理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通过设置设治局来加强对边疆地方的控制,并向县制过渡。南京国民政府设置雷山设治局,是综合考虑区域治理需要和民众意愿的结果。雷山设治局建立后一方面调整和完善组织机构,一方面积极发展交通、教育和经济建设,实现了设治的初衷。雷山设治局的成立及其对地方的建设,既反映出政区调整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亦体现出设治局制度的变迁轨迹与总体趋势。

清初漳泉地区屯田归并州县改革与基层治理

屯田归并州县是明代卫所制度在清初转型变革的重要一环。清初漳泉地区屯田归并州县的过程涉及屯丁银征收、科则调整、户籍编制、差徭编派等项,但在实践中存在总小甲赔累、奸胥舞弊等乱象。在清初漳泉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从官府对屯田归并州县所引发诸种乱象的拨乱反正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经历了对弊政的革除、新制的不断探索与重申。这一过程不仅包含制度层面的因革损益,还呈现了基层社会中官府与各色人群互动的重要面相。

元代州县财政困局与基层社会治理

元代国家行政建制止于州县,然州县政府却时常面临着无法取得与其事权及支出责任相匹配之财权的财政困局。元代州县政府在这一财政困境之下,为节约行政运行成本不得不下放部分事权,社会力量则顺势协理地方事务,成为州县政府治理基层社会的合作者与依托群体。元代州县财政困境造成基层治理中政府的介入能力降低,乃至引发国家基层行政缺失问题。而元代社会力量则通过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建设、积极上陈弊政以及主持仲裁民间纠纷等途径,协助州县政府维持基层社会正常运转,并借机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此局面的形成既反映了州县政府治理基层社会的内在要求,亦体现了元代行政体制对财政需求的一种妥协。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郡区制与早期地方治理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主要实行以郡区制为主的地方管理体制。郡区制是包括郡、百户区和村的一种三级地方行政管理体系。郡的出现以百户区为基础,郡法庭是构成郡政府的最重要的司法和行政机构。百户区由数个村组成,是郡之下的行政单元,百户区内设有百户区法庭负责处理民事案件和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村是地方基层组织的一部分,村民大会是村内共同的民众集会。村庄共同体是中世纪英格兰乡村基层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郡区制为表征的地方治理彰显了中世纪英格兰三级治理、特定区域治理以及多向化治理的地方治理模式,对于诺曼征服以后的地方社会治理影响深远。

民国时期贵州雷山地区的撤县与设治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丹江县撤治引致地方治理渐趋混乱。随着地方局势缓和与民众呼吁,雷山设治成为新的选择。雷山地区撤县与设治的历史进程表明,政区调整引发地方治理失范,地方治理失范又促进政区进一步调整;地方民众在政区调整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了民国后期雷山政区调整与社会发展的特殊之处。

县级官员直播带货:动因、风险与展望

县级官员直播带货,宣传代言本地农副产品与文旅资源,对推动当地脱贫攻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县级官员直播带货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新探索,是地方政府积极转变治理思维与服务意识,善用新载体和新技术精准发力的政府治理创新之举。围绕行为逻辑、风险控制、可持续性等维度探讨县级官员直播带货现象,阐述县级政府官员直播带货的行为动力、创新风险、行为可持续性等关键问题,讨论和总结推动县级官员直播带货的未来发展方向。

宁夏彭阳县流域治理与践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措施

回顾宁夏彭阳县流域治理所取得的成效,并对今后的流域治理提出补齐短板,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以水而定、量水而行,科学精准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根据地貌、立地条件及远景规划不断完善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建议。水资源短缺是彭阳县发展的最大瓶颈,必须有效控制用水总量。分析与总结彭阳县造林密度的影响因素、方法及注意事项,提出要科学合理地选择造林树种,根据土壤水分植被承载力确定造林密度,防止过度使用与透支水资源。

地方政府创新与强县发展:基于“浙江现象”的研究

"浙江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成功实现社会转型的典范,浙江的强县发展又是"浙江现象"的一个重要特点。浙江县域经济的高速发展表明,地方政府创新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促使浙江县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获得先发优势和制度落差,从而形成一批"强县"。浙江地方政府创新与强县发展的互强互动格局表明,地方政府创新推动了强县发展,而强县发展又激励地方政府进行更多的创新,由此形成的良性循环促成了浙江县域经济社会的成功转型。

央地关系与政府机构改革——基于中国地级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

目前学术界从央地关系的视角认为政策执行偏差主要来自于纵向的分权和地方政府的偏好。论文聚焦于影响地方政府开展机构改革速度的因素,基于对2013年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通过观察分析全国333个地级行政单位是否依照中央政府的要求按时完成改革,对改革进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说明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因素。研究发现: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多的特定政策领域的负面事件、较低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早的上一轮改革完成时间、周围城市较早的完成和省级改革的较早完成有助于当地加快改革进度,也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从性。基于此,论文认为我国当前中央通过人事、财政等权力对地方控制的基本情况没有变化,但是地方自身偏好成为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偏差的因素。此外地方政府积极保持正面形象、消除负面影响的努力也会影响到机构改革的速度。